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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对外贸易结构;贸易顺差;外汇占款;人民币国际化;贸易模式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2517（2019）04-0003-06
DOI：10.16620/j.cnki.jrjy.2019.04.001
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焦点在于美国认为其货物贸易领域逆差过大。有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为3736亿美元，2018年为4192亿美元，较2017年增长了12.2%①。对于这种状况，客观讲这是双方比较优势与国际分工地位的反映， 具体而言根本点在于美元的国际化地位、低储蓄率以及全球产业链分工等客观因素。而美国罔顾事实，针对中国大幅提高出口商品关税，妄想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改变现状。 对于这一霸道做法，一方面我们要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正如中央提出的，要谈，大门敞开;要打，奉陪到底。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来， 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中国成为了重要的制造业大国、外贸出口大国、贸易顺差大国。在看到中国比较优势的同时，更要冷静下来认真审视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并深入分析自身在经济金融领域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一、 对当前中国对外贸易状况的内在审视
（一）高附加值产品在出口产品中的比重较低
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格局中的地位较低，出口产品多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如鞋、玩具、服装等，这些产品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近年来中国出口结构不断升级，表现为低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下降，中、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上升，在海关统计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约为1/3。但所谓的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不过是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高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或低技术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通过进口高技术含量的中间产品进行简单的加工与装配，然后以高技术产品出口，而真正的核心技术依旧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比如苹果手机，品牌是美国的，核心芯片也是美国的，品牌溢价与技术溢价都由美国赚取，中国只有加工制造能力，仅是赚取加工费而已。
（二）出口产品价格相对较低
有数据显示，中国占据美国市场前列的绝大部分产品的出口价格，明显低于美国其他贸易伙伴[1]。表1显示了2017年美国市场上的中国产品相对价格，可以发现当对包含品质、技术含量等在内的综合指标进行考评时，中国能与其他国家进行抗衡的仅有以服装、 鞋帽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同时价格与其他出口国家相差不大。但除此之外的大部分产品价格偏低，最低的只有其他国家的十分之一不等。
一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国际分工地位，二者的影响因素也具有一致性。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企业随着对外贸易交易量的增长，出口创利却并没有增长，反而出现了创利下降甚至亏损的局面。对于这一点也不难理解。这主要是我国出口贸易以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企业对外谈判话语权不足。在加工贸易出口中，高新技术受制于人，为扩大出口，许多出口产品都在压缩利润，以赢得市场份额。以铝合金轮毂行业为例，我国无论是产量还是
行业规模上，都是当之无愧的全球铝合金轮毂制造第一大国。但是，随着国际铝合金轮毂产能逐年扩大，我国铝合金轮毂企业与美国客户在税费谈判中不占优势，铝合金轮毂的利润水平在不断下降。当时行业景气时， 一只轮毂的加工费在16～20美元之间。目前，每只铝合金轮毂的平均加工费只有6美元，利润空间受到很大压缩。
（三）对外贸易持续顺差导致基础货币在外汇占款的占比增大
对外贸易持续顺差导致基础货币在外汇占款中的占比增大。近20多年来，我国基础货币的构成中，外汇占款比重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见图1）。1995年， 外汇占款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还仅在30%左右，央行发钞主要还是依赖于再贷款和再贴现，但到了2005年，外汇占款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已达到97%，2010年甚至高达116%。近几年，外汇占款在基础货币中的比重持续降低，但仍处于70%左右的水平。外汇占款比重过大，将扩大货币投放对外汇储备及可兑换货币的依赖性，致使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下降，因此影响货币投放的关键因素便是外汇渠道的人民币投放量。
二、 中国对外贸易失衡深层次的原因
（一）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15—18世紀中国的对外贸易， 在世界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经济学家贡德·弗兰克著写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以下简称《白银资本》）中颇为详细地描述了1400—1800年间全球经济结构与发展历程， 阐述了当时亚洲尤其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核心地位[2]。此说虽然有些偏颇（弗兰克只是从商品和货币在世界各经济体之间的流动方面描述了当时的世界分工和贸易结构，但并没有对各经济体内部经济的性质和发展模式进行分析）， 但确实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尤其是对外贸易发展的盛况。 那时中国依靠茶叶、瓷器、丝绸等产品出口的绝对优势，在与其他国家的对外贸易中均呈现顺差。但出口畅销的产品均由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生产， 属劳动密集型产品。低廉的生产成本确实促使中国保持着对外贸易的巨大顺差，但也致使出现“由于经济的增长促成了人口增长和强化了生产对资源的压力， 使收入分配两极化， 从而制约了国内对大众消费产品的有效需求”的局面，逐渐造成中国对外经济扭曲失衡。最终，在历史的舞台上以实现工业化的西方战胜了长期以低廉劳动成本和透支资源环境为代价换取贸易的东方，从而中国在18世纪后就陷于衰退。究其原因就是社会财富的累积与社会大众贫困的两极化出现， 同时经济发展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导致中国经济的衰退和社会矛盾的尖锐化[3]。
当今我国的国内与国际形势与几个世纪前大不相同，但在贸易失衡引发的经济失衡、衰退的问题上，应警钟长鸣。因为以低廉的劳动成本为基础的出口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资源消耗，抑制了国内正常需求的增长。长期以来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处于较低状态，尤其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抢眼的10年间（即2001—2011年），最终消费率由61.4%逐步减少到49.6%，其中居民消费率也从45.3%减少到36.3%。近些年消费率虽然有所提升，但居民消费率仍不足40%（见图2）。 不仅纵向看不升反降，而且横向看也不能让人满意。世界银行统计的相关数据显示，根据国家收入水平的不同，居民消费率情况为：低收入国家为75%，高收入国家为62%，中等收入国家为57.5%，全球平均为65.1%，而中国仅为39.1%。对于现实中最优消费率，国内学界存在不同观点，也没有一个统一、合理的消费标准，但据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研究认为，消费率平均保持在60%以上比较普遍， 也是经济发展之需。与消费率下降紧密相联的是，贫富差距日益拉大。 当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2.7倍， 而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间员工工资水平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约3.65倍;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异化日趋明显，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5.56倍左右。 自2000年开始， 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的警戒线， 其中，2008年达到最高值0.491。 虽然此后开始逐步回落，2017年为0.467，但仍远高于0.4的警戒线（见图3）。
總之，以低廉劳动成本为基础的出口贸易，不仅抑制着国内需求的增长，还加重了社会财富两极分化。从上述分析可看出，国家对外贸易的扭曲失衡与资源过度消耗、消费内需的不断压抑以及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互为因果、 相互作用，最终造成社会矛盾的加剧以及经济的衰退。
（二）以商品与货币单向流动为主的贸易模式
《白银资本》中阐述到，15—18世纪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具有最核心的影响力，其突出特征便是依赖着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的出口，中国的对外贸易具有绝对优势，保持着全球最大的顺差。同时世界财富也在不断地涌向中国，使中国几乎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密窖”。然而这些对华涌入的白银主要来源于西属美洲殖民地， 随着贸易顺差的加剧，殖民地的很多银矿逐渐枯竭，使得白银产量与白银需求不能同步增长。此外，1811年西属美洲爆发独立革命战争，美洲的白银产量愈发枯竭。白银的短缺是许多欧洲国家退出对华贸易的直接原因，同时也是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目的就是为了套取中国白银致使中国白银的外流。 从这个角度看，鸦片战争实质上是一场争夺白银的战争，是长期贸易不平衡发展的结果。
当前对外贸易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已发生了变化，但中国以商品输出与货币单向流入为主的贸易模式并未从根本上发生改变。二战后， 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虽历经过美元危机，对其地位有所影响， 但未从根本上动摇其霸主地位，依然在诸多储备货币中保持着主导地位。
因此造成了一个对中国不利的局面：作为我国最大的出口对象国和顺差来源国，美国不断加大印制钞票，以购买中国出口的廉价商品，由此大量美元流入中国，我国央行购汇，被迫投放基础货币。自2000年以来直到2014年6月，长达15年的时间，中国货币总量扩张明显，2012年末央行资产负债仅比2008年末增加了8.74万亿元，但货币总量却增加了49.90万亿元，年均增长19.7%左右。这其中最主要的推动因素，就是外汇占款。
大量的货币会造成通货膨胀， 为避免其影响，央行便要通过不断发行央行票据及频繁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回收流动性进行对冲。其中，从2003年9
月21至2011年6月14日央行不断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这期间大型商业银行达到了创记录的21.5%，中小商业银行基本为18%。此举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抑制货币总量的过快扩张。然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央行对存款准备金及央行票据是要付息的（央行自2008年对商业银行缴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一直是按照1.62%年利率计息），央行的对冲成本在加大， 宏观调控的难度在增加，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受到影响。同时，频繁的操作也将对商业银行的经营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产生不利影响。这种因为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而造成的商品与货币单向流动的国际贸易模式，与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相互影响作用，致使国家通货膨胀乃至阻碍宏观调控，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并需迫切变革的。
三、历史给予的启示
克罗齐大师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只有不断“回头看”，从历史中获取新知，才能得到更出色的发展。
第一，要以明确中国在世界分工贸易体系中的位置为出发点。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 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份子，在其中的影响力越来越明显，因此调整自身发展战略势在必行，重新定位中国在世界分工贸易体系中的地位迫在眉睫， 特别要提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就制造业而言，当前，全球价值链正处于发展变动期，我国加快制造业价值链升级面临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创新速度加快，全球价值链固化状态被打破，在高铁、载人航天等一些高精尖产业领域，我国开始进入附加值较高的环节，呈现良好发展势头。因此，必须抓住机遇，积极作为，促进制造业价值链全面升级，使其由数量型向价值型转变。
第二，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切入点。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要立足于战略定位的不动摇，着眼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抢占新一轮产业变革制高点，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结构调整的新变
革，助推中国经济持续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第三，以开拓市场，提升贸易竞争力为关键点。改变当前货物——货币单一的贸易模式，提升出口产品的多样性，加大对货物、服务、技术、资本输出“四位一体”有机组合，增强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五方面作为核心优势，以创新驱动贸易增长，为中国赢得更多的海外商机。另外，要拓展非美市场，这一点中国已经在发展进行了，并取得不错的成绩。2019年1至4月，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占我国外贸总值比重为28.7%，同比提高1.3个百分点;其增速为9.1%，高于全国进出口增速4.8个百分点。
第四，以推动对外直接投资为支撑点。中国应当继续大力推动全球化进程，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切实拓宽国际产能合作空间，并加快发展产能升级，为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疏通渠道。
第五，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为着力点。人民币国际化可提供宏观调控和抵御外部冲击的新手段，可减轻美元政策溢出效应负面影响，降低货币错配风险，增强金融体系稳定性。人民币国际化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契合，可带动国内经济转型，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持久动力。
第六，以开发内需为根本点。现阶段积极稳妥地利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改变生产要素分配格局中“重资本、轻劳动”的价值取向，提升劳动力价值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不断挖掘国内市场潜力，刺激国内消费，降低投资在GDP的比重，缩小不同阶层收入的差距，进而为贸易结构的调整提供可持续的支持。
参考文献：
[1]殷秀玲.中国出口低价策略：优势还是风险？[J].现代财经，2011，31（5）：87-91.
[2]（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M].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3]张文汇.中国对外贸易失衡的历史视角[J].中国金融，2011（11）：5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