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者，所谓仁心仁术者也。中国有“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说法。在当今时代，应将仁心、仁术与科学精神合三归一
《最年轻的科学》在中国已经出版过几个翻译本。但这本书之所以值得每个与医学相关者阅读，似乎与作者刘易斯·托马斯（1913—1993）是功成名就的“成功人士”关系不大。
如孔子所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本书是作者对西方现代医学的发展所作的最切近、最全面的观察。将医学作为“最年轻的科学”，是本书最主要的话题。作者认为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作为医学基础学科的生物学、微生物学、病理学的突破性发展，才使真正理解疾病的成因和治疗的机制成为可能，而此前的医学主要依赖的是经验、猜测和心理安慰。在哈佛医学院教学医院的实习经历，使作者意识到：“我们对真正有用的东西了解甚少；我们虽然繁忙地对疾病进行分析，但却无法改变它们的大多数的进程。作为一种需要学问的职业，医学在现实生活中是个非常无知的行当。”
北京协和医院的外科学家曾说（《现代外科基本问题》，人民卫生出版社1950年）：“以往在外科学界里，我们作了很多不必需或无意义的工作，我们曾信靠和应用许多的方法或药物，并不是因为它们是依据真理，而仅仅是因为它们是新兴的东西，或是传统遗留下来的习惯，我们若用真理作标准，重新衡量这些东西时，就可以发现很多错误。”——这种古今中外良医的共同自省精神（也是一种科学精神），正是责任感（仁心）和学识智慧（仁术）的另一种体现。
找到真正的病因和彻底治愈，是现代医学不同于传统的“猜想医学”的地方。现代医学中的许多进展，像发现抗生素，看似偶然和运气，但其背后，是许多人长年累月枯燥、艰苦、耐心的实验，巨量知识的缓慢积累，否则就不会有那些“偶然和运气”。例如，作者几十年的研究生涯中，关注过内毒素，而对此讨论多次出现在不同的章节里，不说研究过程曲曲折折，只那“关于内毒素的及其生物及化学性质的科学论文已有千万篇之多，不时还有关于这方面很长的综述文章，常是论述某一个特殊方面，例如综述伤寒菌的细胞壁内脂（实际上就是内毒素）的化学结构。只是这些综述，就浩瀚得使任何一个读者都难以招架”。
如今医学科技（仁术）日益昌明，但医者的仁心呢、科学精神呢？“那个渊博通达的、慈祥的家庭医生哪里去了？（一些医生）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从不把病人当人，当作一个完整的人来关心”，“内科医生那贴近的、令人宽心的温暖的触摸，那安慰与关怀，那连病家的狗也编织进话题中去的闲闲的长谈，正在从医道中消失。这独一无二的微妙亲切的关系要做得恰到好处并非易事。这要求最优秀的医生，最真诚的友情”。一些医生全靠检测仪器和药物侍候，让病患误以为今天的医学科技能治愈一切，或者把传统医学神话化或神秘化，结果医疗费用大增，医患矛盾尖锐……
作为基层医生，我不能不想到中医。自《黄帝内经》始，前人就已经严格区分开医学与巫术，《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都表明中医学是极其重视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唯物辩证法的，是在不断自我扬弃和前进的。中医西医各有所长，不能片面夸大或贬损谁，要发扬各自的积极因素，或说中医要在实事求是、去伪存真的继承基础上现代化——科学殊途同归，医学亦然，正如学通中西的学者吴宓所说（《论新文化运动》，1920年）：“原夫天理人情物象，古今不变，东西皆同。盖其显于外者，形形色色，千百异状，瞬息之顷，毫厘之差，均未有同者。然其根本定律，则固若一。”
科学哲学大家卡尔·波普尔曾说（《猜想与反驳》）：“错误的信念可能有令人惊奇的生命力，它无视经验，也无须任何阴谋的帮助而能延续千万年。科学史，尤其是医学史，提供我们许多范例。”医学技术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变的应当是医者的仁心和科学精神。明白于此，则胡万林、张悟本等“神医”或高级仪器和新药的“神效”，就不会那么流行了。
（作者为塔里木大学医院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