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民消费观念和耐用品消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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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根据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将农民分成两组,分别利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比较两组农民耐用品消费情况,并检验消费观念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同时比较新农保首批试点区域与非试点区域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差异,研究表明:参加新型社会保障能有效促进农民耐用品消费,新农保制度的促进作用大于新农合制度,新农保制度试点区域农民耐用品消费高于非试点区域;新型社会保障制度不仅直接影响农民的消费行为,而且可以通过转变消费观念间接影响农民耐用品消费。应进一步扩大新型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农民收入,以促进农民消费增长。
  关键词: 新型农村社会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新农保);消费观念;耐用品消费;消费结构;消费行为;扩大内需
  中图分类号:F216.1;F84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6)03-0037-08
  一、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城市消费增长乏力,挖掘农民群体的消费潜力,扩大农民的消费需求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那么,如何刺激农民消费?虽然经济收入决定着农民的消费能力,但是消费观念和储蓄习惯也是影响农民消费的重要因素。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社会保障具有社会保险的功能,可降低个体对未来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进而减少预防性储蓄,扩大消费。而当社会保障制度不足以解除个体后顾之忧时,为了防范不可预见的风险,个体通常会增加预防性储蓄,从而不愿意消费、甚至不敢消费(吴春霞 等,2013),尤其是耐用品的消费。
  纵观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理论上讲可以减少农民医疗开支、减轻未来养老负担,使得社会财富向边际消费倾向高的低收入群体转移,达到增加社会总体消费的效果(方匡南 等,2013)。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以下简称新农保)先后于2003年和2009年实施,那么在现实中,参保农民与非参保农民的消费情况是否存在差异?不同的保障制度对于农民消费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试点区域与非试点区域是否存在差异?这些都是需要回答的问题。
  关于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成果颇丰。在国外,Keynes(1936)、Friedman(1957)、Modigliani(1975)等权威专家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证明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有正向的带动作用。而国内学者结合我国具体国情,也进行了很多研究。刘畅(2008)和李琼英(2009)利用社会保障支出的宏观数据分析发现,社会保障支出正向影响农民消费;姜百臣等(2010)进一步计算出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弹性系数(0.1702)。但是也有学者持谨慎态度,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并不一定能够扩大消费。著名哈佛大学教授Martin Feldstein(1974)首次提出社会保障的“资产替代效应”和“引致退休效应”,前者是一种“挤出储蓄、增加消费”的力量,但是后者则会迫使个体为退休时期的延长而增加储蓄,二者最终的净效应决定了社会保障对于储蓄和消费的影响。我国学者刘新(2011)也发现社会保障对于农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杨志明(2011)、杨孟禹(2012)引入时间变量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短期来看社会保障对于农民消费确实存在挤出效应,但从长期来看社会保障对农民消费存在积极影响。
  关于耐用品消费的研究,国外学者多集中在相关模型的实证检验和参数估计上。由于耐用品消费的非线性特点,Bertola等(2005)采用非线性参数估计方法来研究美国、意大利汽车消费的影响因素。国内学者大多研究城镇家庭的耐用品消费。尹志超等(2009)研究发现住房改革对耐用品消费次序具有影响,经历了住房改革的家庭可以抵押住房,增加融资能力,减少流动性约束从而增加消费。也有学者研究发现国企改革、员工下岗使得城镇家庭收入风险增加,抑制了家庭的耐用品消费。与城市家庭相比,农村家庭的收入风险更高,房地产财富更少,因此农民对风险更加敏感,对耐用品消费支出更加谨慎(樊潇彦,2007;方匡南 等,2013)。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利用全国性的权威数据实证检验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不多,对于耐用品消费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而对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耐用品消费影响的比较研究还没有。有鉴于此,本文以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农户微观数据为研究样本,根据是否参加新农合、新农保把农民分成两组,采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研究新型社会保障对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影响以及不同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并比较新农保试点区域与非试点区域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差异;同时,还考察了消费观念的中介作用,以更加全面地揭示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农民消费增长的机理,进而为进一步扩大农民消费提供经验参考和政策启示。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1.理论基础
  居民消费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基于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假说确定条件下的消费理论”“基于持久收入和生命周期假说不确定条件下的消费理论”和“基于心理特征的行为消费理论”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的消费理论为主流消费理论,有两个假设条件:一是消费者完全理性,并能够根据掌握的信息和对未来的预测做出理性决策;二是贴现率为常数,即消费者对当前消费的贴现与下一期消费的贴现相同,不会因跨期消费而产生差异。但事实上,由于消费者的非完全理性和控制力不足,他们即使知道一生效用最大化的各期正确消费决策,执行也是很困难的。由此导致了现实的居民消费与主流消费理论产生重大偏离,甚至背离。因此,消费理论研究者开始关注个人心理及个人社会特征对消费的影响,由此产生了行为消费理论。行为消费理论更多关注消费者的心理和社会特征,同时对完全理性的决策能力、时间等前提假设条件予以放松,明确提出了消费者是非完全理性的,而且消费者对时间的偏好也不具有一致性(方福前 等,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