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桓兴教授（1912-1986）又名George Wu（乔奇吴），如今上海八十岁以上的资深知识市民，说到老上海的镭锭医院（今上海肿瘤医院）院长乔奇吴，可谓无人不晓。上海镭锭医院是中国首家肿瘤医院，而吴桓兴教授为该院首任院长。
吴桓兴教授是我先生的舅公，祖籍广东梅县，1912年生于非洲英属地毛里求斯路易斯港。父亲吴英奎是当地有名的侨领，在那仅有八十余万人口的岛国上，吴氏家族已在那里繁衍生息了一百多年了。家族二百余人，有的仍继承祖业种田经商，有的已成为学者专家，其中还有岛国执政党的领导人呢。这位将毕生精力都奉献给祖国临床肿瘤事业的专家学者活泼诙谐，精通摄影、音乐，而且特别注重仪表衣着，讲究生活品位，是位典型完美的“老克拉”。我们都不习惯称他为舅公，而是随大流称他为“George爷叔”。记得那年，他添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当亲友纷纷向他道贺时，他毫不“谦虚”点点自己鼻子，得意地说：“哪能，我本事大吧？” 作为上海女婿讲着一口外国腔的上海闲话和普通话，写出的汉字真不敢恭维，他欢喜“蓬擦擦”和麻将，虽然跳的是“野野糊”（沪语差劲）叉麻将又常做相公，却仍热衷。
身在异国，心在祖国
舅公的母亲死于癌症，因而自小发奋读书立志学医，以挽救更多的生命。1929年，他以全校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毛里求斯皇家学院的高中，并通过英国剑桥大学的海外考试，进入剑桥大学预科。本可理所当然升剑桥继续深造，但父亲希望吴家的后代能得到中华文化的直接熏陶，建议他回中国学习，就是这样他带着家庭的嘱托回国的。他自己回忆说：“我曾是一个伤感的爱国者，从小在国外，一听到中国歌曲就会想流泪。”
当时的毛里求斯还是英国人的殖民地，华人与土著黑人一样处处受到白人的种族歧视。在小学读书时，有色人种坐在后面，老师教学对白人子弟有说有笑，倍感亲切；而黑人华人的子弟，常被冷落在一边。毛里求斯四面环海，常有英、法、美、日的兵舰商船停泊，那时小小的吴桓兴常常伫立在海边，望着茫茫的大海，很想能看到中国的舰船，却怎么也看不到。
常言说得好，有其父必有其子。父亲吴英奎一生有两件事深受当地华侨的赞扬：一是抗战时，他曾献出家产支援祖国抗日；二是不管学费多昂贵，坚持对子女的培养。新中国成立后，吴桓兴的成就使远隔万里重洋的毛里求斯华侨感到欣慰。在吴桓兴父亲的动员下，他的二十多个亲属都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1931年，舅公从剑桥大学预科毕业后，只身来到上海，进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1936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后出国深造，先后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医学院肿瘤研究所、比利时比京医学院、英国皇家医学院肿瘤医院、英国伦敦大学等高等院校进修，分别获肿瘤学和放射医学文凭，并任英国伦敦大学医学进修医院附属医院放射治疗科副主任。舅公回忆，这段欧洲留学生涯不仅为他日后的事业打下扎实基础，更是他青春放飞最值得回忆的时光。在那时，他与中国血吸虫病研究专家毛守白及正在那里深造的歌唱家周小燕与郞毓秀结下终生难忘的清纯友谊。其中有不少故事，然舅公将其深深埋在心灵深处……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遍体鳞伤，急需各种人才。一天，他在医院墙上看到一则为支援中国招募人才的启事。难以压制的爱国热情，令他毅然谢绝院方的热情挽留，放弃伦敦大学的优越生活和待遇回上海。并于1946年出任中国当时首家也是唯一的一家肿瘤专科医院——上海镭锭医院（即今上海肿瘤医院）的院长。当时的镭锭医院只有四十张病床，经费与人才都十分匮乏。在他的努力下，这所医院的医疗水平迅速提高，一时上海镭锭医院的George Wu蜚声中外。1949年，有国民政府高官专门给他送来去台湾的机票。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他受中央军委委托，不及向家人告别，便穿上军装，跨过鸭绿江，奔赴前线。在此期间，他还为祖国分忧，他每月捐出自己工资的一半，还主动把自己的花园洋房和小轿车献给国家，后来他又甘心领取按当时七百斤小米计算的工资待遇。到1962年的经济困难时期，他再次放弃保留工资，自动降低工资待遇。由于他长期生活在国外，已经养成欧美人以吃肉食为主的生活习惯，一下子很难适应，出现下肢浮肿，当时有关领导设法给他一些营养补助，都被他拒绝了。1952年，他服从政府调配，全家迁离上海赴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负责创建国内一个崭新的学科——放射生物学专业，为原子能的广泛应用提供医学保障。从此就在北京安家落户。1954年，他父亲从毛里求斯回国观光，看到离别多年的儿子，老泪纵横：“乔奇，我老了，你和我一起回毛里求斯吧。在那里可以开业行医，也可到政府谋职，我已经给你房子都买好了。”但他对父亲说：“祖国迫切需要人才，我要是在这时离开，你也会感到遗憾的。”
医技高超，为国报效
十年浩劫中，舅公受到无端的政治迫害，提出要回到毛里求斯。正好那时周恩来总理患病，很多老领导对他都很信任，令他又留了下来。在为周总理治疗的过程中，他是特别用心，却也常常由于未能按他的方案进行治疗而痛心，并对那时的医疗小组制定的保守医疗方案十分不理解。总理几次病情恶化，他都心急如焚。有次病重的总理问舅公：“癌细胞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舅公就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总理做了解释：“癌细胞这东西的确不能等闲视之，它善于四处活动，跑到人体的其他部位，在那里建立新的据点……法国有一位生物学家，称它为‘无政府主义细胞’，总理听了开怀大笑：这是一个十分好的比喻……”总理爽朗的笑声让舅公燃起了希望……总理辞世后，邓颖超大姐将一个座钟送给舅公做纪念，并向他道歉：“总理是党的人，要听党的决定。有些事未按你的建议做，请你谅解。”每逢他回忆这些往事时，总是难以控制感情，热泪盈眶。
“文革”中，好多老革命和民主人士都受迫害，在就医治病上受到种种刁难。舅公不顾自己本身也处境困难不见风使舵不明哲保身，仍尽力为他们作最好的治疗。当时溥仪患肾盂癌，但此时周总理也不能照顾溥仪了，舅公本身也靠了边，但仍冒险为溥仪设计部分肾照射。此时，溥杰的日本妻子从日本带来血浆，但没有人敢给他使用，舅公就冒险地请护士给溥仪滴注。当溥仪最后病逝时，舅公对此很伤感：“我们连皇帝都能改造好，为什么就不敢给他做透析？”
那次，他给陈毅同志诊疗，病重的陈老总轻声问：“告诉我，在最近几年里，你有没有想过离开祖国？”舅公看看周围没有闲人，就说出了心里话：“想过，……但事后冷静地想，那些攻击我的人，决不能代表真正的人民。再说，我也不忍心离开祖国和我的事业。”
陈老总听了连连点头，陈老总也是留法的，一次突然对他说：“很想与你一起唱一曲法文‘马赛曲’，可惜我已记不全歌词了。”舅公当日立时让女儿找出“马赛曲”全部曲词，自己先认真练习了几遍，然后再与陈老总一起唱，病房里响起了两位老留学生苍遒的“马赛曲”歌声……
仁慈医德，百世留芳
心怀一颗仁慈之心，舅公对所有病人，不论地位高低都一视同仁。
有许多平民病家因种种原因轮不上去医院请他诊疗，辗转打听到他住址后，大清早就去他居住的小区门口传达室候着，希望能拦到他的汽车抓住一线机会，得知这个情况后，舅公就有意让保姆每天一早去传达室“侦察”一下候在门口的病家人数，以便留出相应时间提早出门，就在传达室里为病家诊疗……
讲起来，舅公这种将病家放在第一位的品格，舅婆毛芝英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她清晰记得，1946年舅公留学归来，这对已分离了十年的未婚夫妇终可得以团聚，舅婆满怀盼望地去船码头接他，翘首之际，突然看见他在甲板上被一簇人拥着匆匆登上一辆汽车走了，原来有位病家早已“卯”上他了……
遗憾的是，这位半个世纪来终日与放射线打交道，从癌症手里夺回成千上万患者生命的国内外著名肿瘤放射医学家，他自己患上了巨球蛋白血症，想来与他长期与放射线接触有关。就在他病重期间，又有一个病人前来求医，家属想婉言谢绝，舅公却阻止他们：“不要拒绝病人的请求，我不能去医院，可以请他到这里来看嘛。”就这样，病人家属带着病例来到舅公家中，舅公就靠在沙发上查看病历，对病人今后检查治疗提出建议，折腾了一个多小时，一丝不苟地诊断完了他五十年医学生涯的最后一个病人，12天之后他去世了。
如今舅公终于回到他的第二故乡上海，落葬在福寿园。
附吴恒兴主要年表：
1912年12月20日：出生于毛里求斯路易斯港；
1931-1936：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
1937-1946：赴欧洲深造，并任英国伦敦大学医学进修医院附属医院放射医院治疗科副主任；
1947-1952：上海中比镭锭医院院长；
1952-1958：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二所所长、放射生物学系主任兼华东医院特级顾问；
1954-1983：全国人大第一届至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
1958-1984：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所长、肿瘤医院院长；
1978年：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1980年：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委员；
1981年：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
1982年：美国放射学院荣誉院士；
1982年：法国国立法兰西学院名誉教授；
1984-1986：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所长、肿瘤医院名誉院长；
1984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5年：获法国国家功勋骑师勋章、中华医学会肿瘤学会主任委员；
1986年：获比利时皇冠勋章；
1986年10月30日：病逝于北京。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 张 鑫
敬告读者：本文作者、著名女作家程乃珊不幸于2013年4月22日在上海病逝，享年67岁。程乃珊女士于2010年受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她多年来一直支持《世纪》杂志编辑出版工作，经常为刊物赐稿。斯人已逝，幽思长存。愿程乃珊女士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