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基督教新教在华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不仅有当时国际上的宗教大背景，近代西医科学发展的大前提，还有更为重要的国内社会的复杂处境。笔者通过对此背景的梳理，简述晚清时期新教在华所开展的医疗卫生活动。
一背景
(一)国际背景
1.世界基督教传教事业的新动向
向世界各地传播福音是传教士们的历史传统及使命。继17、18世纪的“福音奋兴运动”之后，1888年在美国又兴起了“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口号是“在我们这一代把福音传遍世界”，抱着“为基督征服世界”的雄心壮志和火热的奉献精神，许多青年学生纷纷表示愿意献身于宣教事业，前往海外宣教，于是掀起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外宣教高潮。
1910年，英国爱丁堡举行“普世宣教会议”，将全球宣教事业作为一个整体对待，讨论和研究了宣教组织的协调与合作等8个问题，并提出了要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个传教区进行调查的建议。
另外，19世纪中叶，女权运动的中心从欧洲转向美国，使得妇女的地位有所提高，而根据下列统计，1868～1912年间，美国各大宗派均成立有女子海外差会，共派出女传教士200万。1898年，美国在华医药传教士共111人，其中男68人，女43人。可以看出，妇女在传教事业中已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2.基督教的医学传教传统
借治病以传道并非近代传教士的首创，基督徒崇奉的耶稣生前就是这样做的，《圣经》中有耶稣传教时给人治病的记录，耶稣还教他门徒给人治病以传教，所以说基督教的医疗事业符合耶稣爱人如己、济世救人的精神，也可以说耶稣借行医以传道给后来的传教士树立了榜样，基督教在全世界的传教活动中都伴随着医疗手段，在近代中国亦是如此。如1569年澳门主教奈罗(MelchiorCarneiro)所建的SantaCazadaMizericordiaHospital就是西方人在中国所建的第一所医院。1692年康熙患恶性热病，法国传教士洪若翰(RJoamesFontaney)用金鸡纳树皮治好了其病，这使得康熙皇帝大力支持西医。精通医术的传教士从此陆续来到北京，由此，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而此段历史同时也为后来的新教来华传教士进行医学传教树立了榜样。
(二)19世纪西医科学的发展
19世纪后的医学有自然科学的基础。物理学有功于医学，如打诊听诊，显微镜检查，内部直接检查，电气疗法，光线疗法等。化学如毒物学、药物学、生理化学等。
生理学愈益进步，单立一科。19世纪中，卫尔和(Virchow)的《细胞病理学》和科和(Koch)的《细菌学》都较出名，两者被称为“医圣”。病理学的发明对诊断和治疗有较大作用，而细菌识别培养和免疫各学说和技术则给传染者和临床者以永久的规范。
19世纪外科蓬勃怒长，重要的发明为麻醉防腐的创伤疗法，人工驱血法等。眼和耳科离外科而独立，各种精细的眼科手术越改良越精细。耳镜检查以及一切耳病的治疗方法也渐渐完备。喉科学在19世纪也极进步，如喉茸肿的切断摘出法，喉镜检查法，支气管镜检查法。
皮肤病学的研究19世纪中专家甚多。花柳病学，自1879年奈塞发现淋菌，1905年发现梅毒病原螺旋体后，已明白淋毒和梅毒不是同一的病菌，而1906年后发塞曼(Wassermann)发明梅毒血清反应，1910年厄立喜发明六零六两事，为西医花柳病学的光荣。
产科和妇科也有发展，如产褥热的原因和诊疗预防方法、产科器械的改良等。小儿科至19世纪也完全独立。
此外，神经病学、精神病学、法医学和公共卫生也同样发达。医师地位在19世纪愈见崇高，医科大学都附设规模较大的附属医院。
(三)国内背景
1.新教传入中国的情况回顾
(1)新教传入中国
新教传入中国是在1807年，英国伦敦会的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1782-1834)成为近代第一个新教来华传教士，此后，西方各国新教差会陆续派遣传教士来中国，新教在华传教事业由此拉开序幕。
(2)新教在中国的初步发展(1842——1900)
《南京条约》的签订使得五口通商。五口通商时期是中国教会发展的开始，清政府开始允许外国人，在通商口岸居住、通商和传教，即采取所谓的限教政策。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全境开放，宣教置于完全的条约保护之下，宣教前景一片大好。因此很多差会把握机会，纷纷派宣教士来中国传福音，并建立教会。到1889年，来华传教士共有1296人，分属41个不同的教会。
义和团运动对基督教事业以巨大的打击，大批传教士及其信徒被杀，特定的处境，迫使宣教土改变宣教策略。原来他们主要以“直接布道”的方式，经此以后，有人认为“直接布道”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于是提倡办教育，以改变社会和改变人心，后来形势的变化正好顺应了并实践了这一想法。
(3)新教在中国的初步繁荣时期(1900——1911)
在20世纪初期的10年间，中国社会又经历了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丑条约》及其后辛亥革命等一系列深刻的动荡和变革，但国内时局的动荡却让有志之士更加认识到救亡图存的关键是全面向西方学习。《辛丑条约》的签订，激起了民愤，认为守旧的清政府是中国落后挨打的最大障碍，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却又以“皇族内阁”的丑闻而告结束，但新政中的“停科举、设学堂和讲游学”三项举措却为当时被认为是西方文明代表的基督教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使在义和团运动中遭受沉重打击的基督教重新崛起。有下表可以看出：基督教来华差会逐渐增多，来华宣教士和全国信徒都增长了3倍多，按立的中国牧师数量也较多了。
2.当时中国的社会医疗卫生状况
当时的中国环境恶劣、不讲卫生、缺医少药。城乡许多地方缺乏排污设施，住房拥挤，空气不流通，水源污染严重。霍乱、伤寒、肺结核、血吸虫病、性病、黑热病、腹泻、肺病、麻风等时常流行。传统的中草药固然有其优点，但对许多病症仍比不上西医的疗效显著。而且，一般民众因贫困而无力请医生，患病后往往请巫婆神汉或听天由命。而这种落后的社会现象正好便利了西医的流入。
二、医疗卫生事业的拓展
(一)初始阶段(1834—1841年)
1834年美国医学传教士伯驾(PeterParker)来华并于1835年在广州建立广州眼科医院，由此揭开了西方医学扎根中国的新篇章。纵观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可以从下面图表看出其中的内部运行机制。
外国医学传教士是受本国差会派遣，来中国最初是借助医学途径来促进传教事业的，也就是说最初是通过个人在中国开办医院诊所为病人服务，并在此适时向病人传播福音，借此扩大基督教的影响，以达到传教的目的的。然而随着医务工作的展开，医院、诊所医治病人的功能渐强，同时医院内福音气氛的渲染，恰恰又为医院在为病人进行医学治疗的同时，增添了人文关怀的色彩。但随着医院
工作量的不断增多，一个医学传教士既是医生，又是传教士，而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这证明很难同时兼顾。
随着传教工作的推进，就需要一个组织来促进协调他们的工作，于是1838年2月“中国医务传道会”(MedicalMissionarySocietyinChina)便在广州应运而生，它的主要职能是向各新教差会派来的传教医生提供各种帮助。它的成立为在华传教医师提供了保障，便利了他们工作的顺利展开。自伯驾之后到1842年，雒魏林、戴弗尔、合信、文惠廉、戴尔。鲍尔、德万、艾比尔等传教医师相继来华，共建医院、诊所15所，主要分属英国伦敦会，美国公理会和美国归正教。
(二)逐步发展阶段(1842—1911)
由《南京条约》及其以后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清政府宗教政策的保驾护航，教会医疗卫生事业的各项活动在此时期都初步发展起来。
1.医院、诊所数量有较快增长
专职的传教士医生队伍不断壮大，医院病人的数量也逐年增加。
1907年上海基督教大会曾得出这样的结论：回想过去，尤其是在过去的20年内，医学传教会所取得的这样好的成就使我们不得不感谢主。据估计，在中国，我们现在有300个完全合格的外国医生，5000名当地助手，250个教会医院和诊所，而且每年能治疗病人2，000，000位病人。下表也能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
同时，在医院内开展早期医学教育和医学研究，提高了医院的技术水平和可信度。据1897年尼尔的调查，当时60所教会医院中有39所兼收生徒，其中5所超过10人，余者多为2至6人，已毕业的学生约300名。而其医学研究，最出名的是曼松(PartrickManson)在厦门医院通过对几个新病例的研究，提出并证实了“蚊-疟学说”，1897年出版了其名著《热带病》，1907年热带病学会成立，他也因之而获“热带病之父”的称号。
2.中华博医会的成立
19世纪70年代以后，医疗工作受到越来越多的基督教差会和传教士的重视。美国公理会就认为，每个传教地点至少应有一名外国医生，一名中国医生和一、两名中国医务助理。至187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一次大会召开时，共计有医院16处，诊所24处。在这种情况下，建立有效的医学合作组织就成为必需。因为“中国医务传道会”这个组织规模较小，且只限于广东附近，所以，在1887年，它被“中华基督教博医会”(ChinaMedicalMissionaryAssociation)(简称“博医会”)所代替，这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的医学协会组织，第一任会长是嘉约翰，他于1854年接替伯驾担任广东博济医院的院长，并于1898年又在广东建立精神病医院，为西方医学扎根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华博医会的成立标志着医学传教工作新时代的开始。博医会还开始寻找途径来促进医学传教工作，鼓励医学的专业化及其自身的价值，把西方医学科学传给中国，将医学传教士的地位提升到和福音传教士一样的程度。自此之后至19世纪末，医学作为传教工作的一个有价值的领域而逐渐被接受。医学传教士的工作在1888年伦敦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大会上被最后承认。
而且从图二也可以看出，中华博医会协调了医学传教士在传播福音和进行医疗卫生事业之间的矛盾，从而使得医学传教士的神学工作减轻；而医学传教士人数的不断增长意味着医学工作从“单枪匹马”向团队合作方面的转变，医学传教士不仅有传教医生，也有传教护士，后来在经过他们的训练后，也有了中国的医学工作者；医学科学的兴起和医学传教士工作的压缩，使得医学传教士在工作中能够比他们的前任享有更高程度的专业自由。也就是说，当传教士医生从传教工作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传教士与医生的角色冲突也就淡化了，福音传教的工作可以有专门的神职人员进行了。
3.较规范的医学教育开始出现并得到初步发展
首先是医学校的建立和发展。随着医院诊所及其病人数量的增多，对医务人员即华人助手的需求大增，而早期的师授徒方式的教育已不合时宜，正规的西医教育方式便应时应运而生。而同时随着专职医师的日见增多，医学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知识体系开始在中国介绍、宣传和学习，在华的各教会组织从此开始设立医学校。
第一所西医学校是1866年附设在博济医院内的“博济医校”(又称博济医学校)，由嘉约翰主持。1879年，医学校从博济医院中分离出来，正式更名为“南华医学校”(The Canton Medical College)专门从事医学教学工作，学制三年，同时招收女生。这是中国第一所招收女学生的学校。1912年停办，毕业生共150人。博济医校的设立是近代中国西医教育史上的里程碑，它直接启发了此后一批教会医学堂和护士学校的建立。下表可以说明医学校的数量在逐渐增多，女子医学教育也开办起来，教会医学教育事业平稳发展。
(资料来源：马伯英、高唏、洪中立等：《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1993年第1版，第368页和何小莲：《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329-330页。)
其次，在中华博医会的领导下，为有效地推行西方医学，它还组织了编译医学书籍、统一医学名词、举行医学学术会议、出版《博医会报》杂志等工作。在1890年成立名词委员会，1905年又组织了出版委员会(1910年名词委员会并入该会)，1908年出版了一部中文术语词典。至20世纪初，各科译著都初具规模，据不完全统计，到1904年为止，西医译著达111种之多。至1911年共翻译出版了18种医学著作，涉及解剖、生理、细菌、卫生、医药、护理及产科、眼科、外科、皮肤科等诸多方面。从而进一步规范了医学科学，便利了它的传播。
教会还组织去英美等国留学，进一步学习医学。比如中国留学欧洲学医的第一人黄宽，1850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1855年毕业后回国。曾任海关医官，博济医院代理院长、兼博济医校的教学工作。而教会输送出国学医者以女学生为主。如中国女子留学习医的第一人是金韵梅。在她两岁时父母因染疫双亡，被美国长老会麦卡蒂(McCarteeDB.)收养，后赴美人美国纽约女子医学校学习，1885年毕业。回国后曾任北洋女子医院院长，后在天津开设护士学校，造就护士人才。还有胡金美、石美玉、甘介候等。另外，特殊教育方面也开展起来，比如盲人学校和聋哑学校等的建立。
4.公共卫生方面开始启动
传教士一来到中国，感到最触目惊心的就是卫生与疾病。除了外科，传教医生来华后，成效较显著的就是预防天花的牛痘技术的推广，眼科传染病的防治，鼠疫、麻风、霍乱等流行病的预防和治疗。
这时期，最突出的事件是1910－1911年间，东北鼠疫大爆发，中华基督教博医会派出传教医师，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学生以及沈阳等地的传教医师一起参加控制和扑灭东北鼠疫的工作。由于中国成功地抵御了这次鼠疫，国际鼠疫大会遂在中国召开，这是来自十一个国家的公共卫生专家在中国的第一次重要聚会。这一事件被视为中国全面接受西方医学的标志性事件。
综上所述，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医疗卫生事业一方面置身于国际宣教大背景下，是为其宗教目的服务；另一方面其医学传教的历史传统又为新教医学传教士来华提供了蓝本，而近代西方医学科学的发展则为医学传教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也为科学的自然流势定好了方向，最重要的是它迎合了当时中国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对走在世界前列的西方医学的需要，使得医学传教在中国进展顺利，但清朝后期觉醒的中国人民又以民族的自卫武器给予了教会医疗卫生事业以巨大的冲击，迫使教会为其发展计，不得不改变其传教策略，进一步在中国处境化。总之，教会的医疗卫生事业到民国前，从沿海到内地，虽有阻力，但从总体上说，进展相当顺利，从建医院诊所、设西医学校到公共卫生的初步开展，都因为其有效，才被人们认可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