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立宪君主制时期，埃及经历了官方自由民族主义认同的衰落和伊斯兰政治认同的复兴，二者呈现出内在的逻辑承继关系。体现自由民族主义理念的立宪政府无视或有意模糊世俗与宗教的冲突，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认同定位危机。同时，自由民族主义政党无力维持宪政的有效平稳运作，曾经热情追随自由民族主义的知识青年在困顿的现实面前改变了自己的政治认同。这些自由民族主义衰落的迹象揭示了这样一个社会现实：埃及仍然是一个传统思想观念占主导的社会，自由民族主义并没有成为共同体普遍的政治认同，自由民族主义者的合法性在于他追求民族独立的目标，由于他自身的阶级局限，他不能实现国家独立的最终目标，也不能解决社会所面临的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衰亡的道路。而这也是伊斯兰认同复兴的原因。穆斯林兄弟会在本质上是一个用改革了的伊斯兰思想为指导，暴力反抗各种失败意识形态和自由民族主义政权统治失败的民众政治组织，它的成功是宪政体制失败的结果。
[关键词]埃及；立宪君主制；自由民族主义；宗教政治认同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201（2016）03-0029-12
1923年至1952年的立宪君主制时期是埃及世俗自由民族主义思想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也是宗教政治认同重新兴起的关键时期。自由民族主义在埃及经过整个19世纪的缓慢孕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年里达到了发展的顶峰，但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十年的高涨期后就走向了危机和衰败，它的衰败过程与宗教政治认同的复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回顾世俗民族主义的兴衰有助于厘清伊斯兰政治复兴的原因。
一、自由民族主义的盛极而衰
自由民族主义①的兴起是埃及传统社会秩序衰落、面对西方侵略控制的背景下埃及本土统治者试图借用西化改革实现自强自立的结果。18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欧洲渐成世界主宰，固守传统的奥斯曼帝国日益衰落，地方势力坐大，中央的统治名存实亡。1798至1801年法国对埃及的短暂征服结束后，埃及确立了以穆罕默德·阿里为首的家族统治。为应对西方的扩张，阿里及其后继者进行了一系列学习西方的富国强兵改革，以期抵御外来入侵，摆脱中央控制，实现永久自立。他们模仿西方的政治体制，发展面向市场的现代经济，引入西方教育，建立新式军队，由此引发了埃及政治体制、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形态的深层次变动，开启了埃及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但阿里的后继者企图依靠举借西方资本实现欧化改革，巩固家族统治，其结果是埃及政治、经济和司法自主权的丧失，并最终在反抗失败后于1883年被英国直接军事占领，沦为半殖民地。
19世纪前的埃及无疑是一个传统的伊斯兰社会，人们普遍相信真主安拉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是社会秩序的制定者，安拉降给先知的启示《古兰经》是真理的来源，是穆斯林一切行为的指南。阿里家族的现代变革将西方的科学、技术、经济、组织方式甚至是文化观念引入了埃及，带来埃及物质生活和社会体制的根本转变，侵蚀了附着其上的传统政治认同——伊斯兰思想体系。同时，殖民地的命运打击了阿里家族统治的权威，动摇了社会各阶层顺从其统治的社会基础，促成了对现有伊斯兰社会秩序的反思。伊斯兰现代主义和自由民族主义的政治思潮与运动正是这种环境中产生的。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的伊斯兰改革思想家贾迈勒丁·阿富汗尼及其学生穆罕默德·阿卜杜。阿富汗尼呼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宣称宗教不应违背科学事实，伊斯兰教应抛弃摒弃鄙视自然科学的陈腐观念。M. A. Zaki Badawi， The Reformers of Egypt， London： Croom Helm Ltd.， 1978， p.21.他要求重新评估伊斯兰教教义，重开创制大门，重返最初真正的伊斯兰教精神。Nadav Safran， Egypt in Search of Political Community： An Analysis of the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Evolution of Egypt， 1804—195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44.阿卜杜同样认为科学和伊斯兰教并不冲突，主张穆斯林有权根据变化了的条件重新解释伊斯兰教法的规则。哈全安：《中东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09页。他在坚持维护埃及社会伊斯兰教的本质特征的同时，允许接受世俗伦理中的有益成分指导社会和政治行为。P.J. Vatikiotis， The History of Egypt， 2nd ed.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colson， 1980， p.195.总体上，阿富汗尼和阿卜杜的思想都是在坚持忠于伊斯兰教启示和教义基本原则的同时，倡导对伊斯兰教进行理性的和科学的改革。但通过理性解释《古兰经》不仅本身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而且也招致了传统宗教势力的激烈反对，而他们希望改革伊斯兰教使之重新占据社会中心地位的思想和主张也没有得到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政治领袖的热烈回应。随着英国占领统治的确立及其世俗化改革举措的深入，以反对英国统治为目标的自由民族主义开始兴起。
自由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穆斯塔法·卡迈勒和艾哈迈德·鲁特菲·赛义德。作为自由民族主义的先驱，卡迈勒用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定位自己认同的政治社会实体，他的全部兴趣旨在培育和宣扬民族主义，倾向于从爱国主义的角度对待民族主义，但不认为它与伊斯兰教相冲突。Nadav Safran， Egypt in Search of Political Community， p.87.在此基础上，他倡导埃及人超越宗教的广泛政治联合，反对英国的占领，建立独立的国家。哈全安：《中东史》，第521页。同样出于民族主义的需要，他提出了制定宪法以防止自由与正义受到人为损害的主张。Nadav Safran， Egypt in Search of Political Community， p.89.鲁特菲·赛义德作为埃及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将民族主义从伊斯兰现代主义中剥离出来，并赋予其坚实的内涵。他借助亚里士多德、卢梭、洛克、边沁和斯宾塞所阐发的自由社会政治思想来建立一套民族主义思想体系。鲁特菲十分崇尚欧洲的两个观念，即理性能改变社会和人类向往自由。这使得他认为能够建立一种用理性统治的政治体制，并将实现个人自由作为追求高尚民族生活的愿望。他不认为独立本身是一个目标，而只是实现高尚民族生活和责任公民意识的手段。独立民族存在的主要品质是个人自由、有限政府和宪政权力。P.J. Vatikiotis， The History of Egypt， p.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