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05年前，津沽大地上第一所中等职业学校——天津育才高级商科职业学校诞生了。这所学校以“革故鼎新，中体西用”、“学做一体，经世致用”和“修身为先，爱国为要”为办学思想，为国家培育了众多优秀人才，受到了广泛的社会赞誉。传承“育才”的物质和非物质教育文化遗产，应当成为当代教育界的应尽之责。
关键词：徐克达；天津育才高级商科职业学校；育才；商业职业学校
中图分类号：G7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5727（2012）06-0179-02
天津育才高级商科职业学校（简称“育才商职”）是天津市第一所中等商科职业学校。育才商职创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初名为天津公立中等商业学堂，后易名为公立甲种商业学校（1914年）、公立商科职业学校（1928年）、私立育才高级商科职业学校（1937年）、私立育才财经学校（1952年），至今已有105年的历史。其中以“育才”名世最久，在天津乃至全国影响最大。
徐克达（1880～1962），字指陞，天津市人。1906年毕业于严修（范孙）先生创办的“天津师范讲习所”，时逢天津公立中等商业学堂成立，即受聘为学堂国文兼书法教员。1916年起担任校长，至1952年以72岁高龄退职，任教职46年，任校长36年。徐克达先生是主持育才商职校务时间最长的校长，也是对育才商职发展建树巨大、居功至伟者。
于危亡中发轫，在困顿中发展
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列强在全世界争夺势力范围，掠夺资源，夺取商品倾销市场。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古老的中华大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1860年10月，清政府与法、英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天津被迫开埠。从此，天津走上了畸形发展之路，逐渐成为北方最大的商埠和国际通商口岸。然而，我国商人却“于阜通货贿之义，盈虚消息之机，未能洞悉，彼明此暗，形见势绌”（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于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直隶提学使颁令：“唯现今通晓商务者甚鲜，欲组织高等商业学堂，非一时所能聚致；惟先从初等中等入手，以期循序渐精。”（《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有鉴于此，天津商务总会总理王竹林等人拟定《天津商会为创设中等商业学堂事》呈送清政府商部。10天后，商部批复：“据禀已悉。该总理等筹摊款项创设中等商业学堂，系属振兴商业要义，详阅所订章程十二条，均称妥善，自应准予立案。”（《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于是，经紧张筹备，于1906年8月28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九）天津公立中等商业学堂正式开课。
1914～1928年，是民国初建时期，社会对各类商业人才需求甚殷。但囿于办学经费奇窘，学校陷于困境。经多方筹措，征得社会各界支持，才得以逐步发展。1928～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军阀混战基本结束，“天津特别市”成立，学校迎来了一个较好的发展机遇期。校舍建筑面积由1800平方米增加到3000平方米；在校生增加到757人，成为与南开学校、铃铛阁中学齐名的津城三大名校。1937～1952年，学校经历了日本占领时期和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终于迎来了新中国成立的新时代。这一时期，学校历尽艰辛，为社会输送毕业生近两千人。1952年12月，基于国家建设的需要，天津市实行学校布局调整。学校的三个高年级班级并入天津市立财经学校，其余学生留在更名后的天津市第三十六中学。
从1906～1952年的46年间，育才商职共培育学生约1.2万人。这在当今看来是并不惊人的数字，但如果考虑到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和教育规模，则实属难能可贵了。
兴新式教育之风，开近代职教先河
育才商职的46年，也是徐克达校长在校任教、任职的46年。因此，育才商职的办学方向，无不折射出徐克达先生的教育思想。择其要者，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革故鼎新，中体西用育才商职一改旧时教育之积弊，引进开设了新式薄记、会计学、经济学、统计学、商业学、商品学、广告学等新式课程。同时，也着力强化国文、珠算、书法等本土课程，致力于培育通晓中西、知能并包的新型应用人才。徐克达先生广纳贤才，知人善任。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育才”四大台柱周康民、张启元、韩瑞芝、王炳书为代表的名师阵容已令津门学界称羡。《法学》教师周康民是天津第一代著名律师；《会计学》教师张启元和韩瑞芝是著名会计师；《地理学》教师王炳书则号称“地理王”。凭借这样一支师资力量，“育才”的学生以珠算、书法、英文“三绝”蜚声津门。
学做合一，经世致用育才商职并不只强调书本知识传授，而是注重“做里求学”。1935年（一说还要早些），附属于学校的“民众学校”兴办，这是一所以社会平民为对象的业余补习学校，管理事务由教职员担任，教员均由本校高年级学生兼任。1935年，学校组建了“学生储蓄银行”，作为学生实习场所。其内部建制与正规银行无异，唯全由学生操作。1935年，学校又开设了“职业介绍所”，最初是为本校毕业生谋职服务，后来兼为社会服务。1936年又建“商品陈列室”一座，展出本市和各省著名产品，以拓展学生视野。1937年“学生实习商店”落成，在珠算教师庄子良指导下，由学生自主管理、营业。
修身为先，爱国为要徐克达先生抱定“学无止境，钻之弥坚”之信念，堪为人师；恪行“严谨治学，行方智圆”之操守，足为世范。在日寇占领天津之际，校务举步维艰，他大声疾呼：“现在的中国就是在困苦之中，危难日见加甚，不由苦中而生是没有出路的。”他巧妙抵制日本的奴化教育，教育师生恪守民族气节。在徐先生主持校务的36年中，育才商职的学生以高昂的爱国热情积极投身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0年的抵制日货行动及1945年的“反甄审”运动。1948年，校内“民主青年同盟”（中共外围组织）开展了护校迎解放斗争。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育才商职的学生积极参加了“南下工作团”；1951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育才商职的学生纷纷报名参军、参干。应当说，学生的爱国举动与徐克达先生的长期教诲是分不开的。
百年树人誉津门，英才辈出遍华夏
回首百年“育才”，于艰难困苦中跋涉，在风雨如晦中奋进，成就了堪以为傲的业绩，培育了英才辈出的学子。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洋大学、法政学校、南开学校、甲种商业学校率先罢课。转年1月，魁发成料器庄私藏日货，并勾结日本浪人殴打前往调查的学生。育才商职第五班学生李培良等十余人被捕，遂与南开学校周恩来等人被关押于警厅拘留所。他们历经半年监禁后方得以获释。从此，李培良走上了革命道路，于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天津支部领导人之一。他领导了1925年4月的宝成纱厂工人罢工，5月的宝成、裕大、裕元、北洋纱厂同盟大罢工。1926年担任中共天津地委领导职务，1927年起先后担任中共唐山市委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1931年不幸病逝，年仅28岁。
育才商职第十班毕业的乐松生，后来继承家族企业，担任天津达仁堂、北京同仁堂经理。新中国成立后，他秉持“听共产党话，跟共产党走”的信念，积极恢复生产。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他带头认购爱国公债，捐献资金支援前线。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中，他率领北京市医药业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1956年1月15日，北京市各界2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乐松生登上天安门城楼，代表北京市工商界，向毛泽东献上了北京市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的喜报。
育才商职第三十一班毕业的倪邦逵，毕业后长期供职于金融业。1936年，进入中国银行，1946年，中国银行接收日资横滨正金银行，急需派驻会计，他凭借优秀的英文水平顺利入选，专事审核英文文本的进出口单据，1948年担任外汇部副主任。解放初期，中国银行被接管，倪邦逵被委以外汇管理科科长的重任，随后调入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工作。1979年，他进入国家外汇管理局工作。经过长期的金融工作，倪邦逵成为天津著名的外汇管理专家，著有《外汇管理》等书。
鉴于“育才”是一所由当时的天津商务总会创办的商业职业学校，所以其毕业生多数供职于工商、外贸、金融等行业。但是，由于个人、家庭、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其毕业生实际上遍及教育、文化、政治、外交、军事等各领域，其中多颇有建树者。他们在各自岗位上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而这一切，推本溯源，皆得益于在育才商职接受的良好教育。
作为天津市的一个教育文化标志，“育才”既是非物质的，也是物质的。然而令人叹息的是，作为物质的“育才”却没有延续下来。近几十年来，“育才”的老校友和教育界、文史界的有识之士一直为恢复“育才”而奔走呼号，但迄今收效甚微，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历史性憾事。今天，我们追思这所百年老校的历史，也是期盼以此为契机，引发有关部门和全社会对“育才”乃至天津职业教育辉煌历史的关注，将以“育才”为代表的教育文脉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第五十四班编写组.天津育才商职学校纪事[G].天津，2001.
[2]鲁学政，钱重.天津育才高级商科职业学校史稿[G].天津：史稿编辑委员会，2007.
[3]黄炎智，田桂林.近代天津十二大教育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4]伍仁祖.五四运动在天津甲商[J].天津党史，2003，（1）.
作者简介：
刘金録（1946—），男，天津市人，天津中华职业教育社研究部研究员，《天津社刊》执行主编，研究方向为近现代职业教育史和当代职业教育改革。
（本栏责任编辑：王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