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已经110岁了，他去世也已经60多年了，可他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大。我们从欧美对他110岁纪念连篇累牍的报道中看出，他还没有被人忘记，他也不会被人忘记。这得益于他的两部经典的小说《动物庄园》和《1984》——尤其是《1984》，更为中国读者所熟知。他的名字几乎每天都会被援引，他的预言也越来越成为世界历史演进的一部分。
因此，关于他的一切，不但没有越来越模糊，相反，真正的奥威尔正在渐渐清晰中。奥威尔实际上代表着一种高度，这种高度的存在，也使人们不能忽视他的诞辰日。
一
1950年，在奥威尔告别人世的时候，两位中国人巫宁坤和陈梦家正在谋划回到已经建立新政权的中国。那时候，尽管奥威尔去世，但他刚出版不久的作品《一九八四》却在这个世界上慢慢地传播，而两位要回到中国的人，就是奥威尔作品的读者。多年以后，巫宁坤在回忆录《一滴泪》中谈到了当年这本书对他们的影响。
说到陈梦家，巫宁坤写道：“陈先生不过40多岁年纪，但又瘦又黑，经常皱着眉头，走起路来弓着背仿佛背负着什么无形的重载，看上去有点未老先衰。有一天，从广播大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先生一听就火了，说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
说到自己，巫宁坤写道：“1951年7月18日早晨，阳光灿烂。我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伯顿夫妇和政道前来话别。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而此时，巫宁坤不仅读过《1984》而且随行的行李箱中就有一本，但巫宁坤似乎并没有因此有所触动——作为科学家的李政道的判断明显比他高明。而在晚年写下这篇回忆录的时候，巫宁坤才慢慢地意识到，自己的经历其实已经被写在《一九八四》中了。
《一九八四》出版后，奥威尔在给朋友的信中曾经提到过他撰写这本书的初衷：“我并不相信我在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必定会到来，但是，我相信某些与其相似的事情可能会发生。还相信，极权主义思想已经在每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心中扎下了根，我试图从这些极权主义思想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引出其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巫宁坤和陈梦家的感觉，让已经去世的奥威尔不给人一点矫情的感觉。
那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奥威尔，少数知道的知识分子也不能读奥威尔。
在回忆录中，巫宁坤曾这样回忆学生们及自己的感受：“我只得临时抱佛脚，每天在手提式打字机上写讲稿，用生吞活剥的阶级斗争之类的新概念新名词装扮英国文学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驴唇不对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20几个男女学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于搞进步政治活动，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谈论《正午的黑暗》和《一九八四》之类的作品，或是借阅我带回来的美国小说。”
巫宁坤在课堂上可以让学生了解奥威尔，讨论《一九八四》，那是1949年刚刚开篇的中国，犹如奥威尔《一九八四》的开篇一样，极权主义还在向顶峰中行进，无所不在的控制框架还在构建中。但到了上世纪60年代，尤其是“文革”爆发后，如果有谁在中国提到奥威尔，他会在影射最高领袖和莺歌燕舞的社会主义的罪行中“永世不得翻身”。
倒是在欧美留学的知识分子，在将《一九八四》作为观察中国社会政治背景的参照物时，对这本小说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学者刘绍铭在《生命·爱情·自由——重证<1984>的价值》一文中说：我第一次看《一九八四》，是念大三的时候（1958年底）。那个时候英文生字有限，悟力不高，看过了也就真的看过了，没有什么特别感想。后来在美国教书，有一门涉及“预言、讽刺、政治小说”的，才再用心地看了一两遍。上世纪60年代后期的“文革”如火如荼，毛泽东说“越乱越好”，他的逻辑使我想起《一九八四》大洋邦的口号：“战争是和平、自由是奴役、无知是力量。”《人民日报》每天报道公社生产超额完成的数字，使我想起大洋邦“迷理部”的公布。刘少奇和彭德怀这些“开国功臣”可以一夜之间成为反革命、走资修正叛徒，使我想起了大洋邦的一句新语：“非人”。意指世界上从来没有这个人。
因为有这样的对照，就会愈发觉得奥威尔残忍，就愈发觉得奥威尔有张“乌鸦嘴”。翻译家董乐山也有这样的看法：“我这一生读到的书可谓不少，但是感到极度震撼的，这是唯一的一部。”因此，他才“立志把它译出来”。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开始陆续出版了许多灰皮书等内部读物。在这些书中，奥威尔的作品并没有被列入其中。随着政治空气逐渐宽松，开始有人接触到奥威尔，这其中就有董乐山。
董乐山1924年出生在一个开始没落的宁波中产商人家庭，排行老三，从小接受良好教育，自比巴金小说《家》中叛逆的觉慧，读中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1950年考上新华社外交部。在翻译国际新闻电讯稿时，他就接触到了奥威尔这个名字，但无法读到他的作品。不过，从零星的阅读中，董乐山大致也能看出来，“他是反极权主义的”。直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一个偶然机会，董乐山才读到那本传世名著《一九八四》。
1978年，时任新华社副社长陈适五在外文出版局主持一本《国外作品选译》，专门刊登“某些有参考价值而篇幅过长或性质不合的材料，供领导及其他同志参考”。陈适向董乐山约稿，他选择了《一九八四》。
1979年4月-7月，《一九八四》在《国外作品选译》分三期刊登，这是《一九八四》与中国读者的第一次见面。印数5000份，内部发行。董乐山得到的稿费是每千字4元。
第一次刊出时，董乐山特意在《关于本书及其作者》的说明中解释：《一九八四》同札米亚金的《我们》和赫青黎的《奇妙新世界》一起被称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这是与资本主义萌芽期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安德里亚的《基督大都会》的“乌托邦三部曲”相对而言的等等。
而第二期连载时，《关于本书及其作者》改成了“编者按”。此“按”比董乐山的说明简短得多，内容与说明大抵一样，不同之处是加了一句：奥威尔“是一个从‘左翼’转到极右翼的作家”，以及最后一句话强调：“为了知己知彼，本刊从上期起全文刊载。”
上世纪80年代，花城出版社也找到董乐山约稿，他再次推荐此书。1985年花城出版社出了内部发行版《一九八四》，直到1988年，作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之一，出了公开发行版。
《一九八四》出版后，首先是怪异的名字吸引了一些读者；其次，人们读后发现，原来这样的一个时代离我们并不远，甚至这样一个时代的开启竟然是在去年！
奥威尔在中国的传播迎来一个高潮。奥威尔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捧。
1980年，一名正就读中国人民大学商品学专业的学生从《国外作品选译》中看到了《一九八四》。后来他回忆说：“1980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G.Orwell）的《1984》，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这本书和赫胥黎（A.L.Huxley）的《奇妙的新世界》、扎米亚京（Y.I.Zamyatin）的《我们》并称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不管怎么说，乌托邦和历史还有一点区别。前者未曾发生，后者我们已经身历。前者和实际相比只是形似，后者则不断重演，万变不离其宗。乔治·奥威尔的噩梦在我们这里成真，是因为有些人以为生活就该是无智无性无趣。他们推己及人，觉得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人同此心，就该把理想付诸实现，构造一个更加彻底的无趣世界。因此应该有《寻找无双》，应该有《革命时期的爱情》，还应该有《红拂夜奔》。我写的是内心而不是外形，是神似而不是形似。”
这个学生叫王小波。
从此，王小波成为奥威尔的追捧者，并带动着其他人一起向奥威尔致敬。他对奥威尔受追捧的原因有过不错的总结：“乔治·奥威尔的噩梦在我们这里成真，是因为有些人以为生活就该是无智无性无趣。他们推己及人，觉得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人同此心，就该把理想付诸实现，构造一个更加彻底的无趣世界。”
因为追随奥威尔，王小波也反对这样无趣的世界，所以要以奥威尔为师，进行小说创作、散文写作。他的作品无论从写作手法还是从细节描述上，都“很奥威尔”，甚至《动物庄园》中那只叫做拿破仑的猪，也会超越时空，成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其实，如果从大的时代脉络来看，奥威尔在中国的印记愈来愈深，仿佛中国作家的一员一样琅琅上口，还要拜时代所恩赐。
说到时代，其实不用多说，只需要有这样两个设问。第一个是，什么时候人们能够随意读奥威尔？答曰：肯定不是《一九八四》这个时代；第二是，什么时候人们不再追捧奥威尔？答曰：肯定是历史已经演进到《一九八四》只成为一个历史名词的时候。在中国，从“文革”结束以后，我们一直在朝着这两个设问走。所以，奥威尔才如此有众多的粉丝，因为读者知道，“多一个人阅读乔治·奥威尔，自由就多了一份保障”。
二
其实，另外一个曾经强大的国家，比我们更加熟悉奥威尔，那就是以前的苏联，现在，教科书称之为“前苏联”。
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1984》两部经典名著的创作，直接的思路就来自于“前苏联”。
奥威尔说：“自从1930年以后我很少看到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苏联是向我们可以真正称为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今天的苏联已完全不同于1917年的它了”，所以他要“用一个故事来揭露苏联神话”。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年底，奥威尔加入左翼组织并赴西班牙参加保卫共和政府的战斗。“在西班牙我在阿拉贡前线待了几乎六个月，一直到在韦斯卡被一个法西斯狙击手打穿了我的喉咙。”子弹并没有给奥威尔留下“严重的后遗症”，而共和政府内部党派之间的倾轧、清洗却差一点让他命丧西班牙！ 这是苏联及第三国际在西班牙内战中奉行宗派主义和迫害异己政策的恶果。
“西班牙内战和1936年-1937年之间的其他事件决定了天平的倾斜，从此我知道了自己站在哪里。我在1936年以后写的每一篇严肃的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的，当然是根据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这一转变对奥威尔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直接影响到奥威尔两部后期代表作《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的创作。
西班牙的大搜捕与苏联国内的大清洗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一方面，斯大林在苏联国内，大搞消除异己的“大清洗”，使无数忠诚的革命者死于无辜；另一方面，又费尽心机地在国际上企图控制一切左翼势力，其恶果也应对西班牙内战的失败负一定责任。但那时，人们对苏联的实际状况都失去了辨识能力。极权主义国家强大的舆论宣传像一只无形的大手，遮挡了民主国家大多数人的视线。在奥威尔看来，当时绝大多数英国人并不能认识到斯大林的独裁统治给苏联社会主义带来的危害，就像他们不能认识德国纳粹政权的本质一样。奥威尔对弥散西方社会的“苏联神话”满怀忧虑。他认为，斯大林的做法是对社会主义的破坏，而且会使“苏联与真正的社会主义背道而驰”。奥威尔把这种现象称为“俄国神话”。1945年12月，在《动物庄园》出版不久，奥威尔在朋友的信中说，他不认为“自己算是厌恶俄国者”，但是苏联神话已经对英国左翼及很多地区造成了无法衡量的伤害。他无意干预苏联政权：“我只是不希望这里的人们模仿他们的方法和思维习惯。”因此，“为了反抗专制，捍卫民主社会主义”，奥威尔一直想用一个故事来揭露苏联神话。这个故事既要为大家所喜闻乐见，又可以比较容易地翻译成其他语言在世界各地传播。这个想法在奥威尔心头萦绕了六年之久。终于有一天，一个偶然的场景触发了作者的灵感：一个10岁左右的小男孩，赶着一匹拉车的大马行走在一条小道上，一旦那匹马想偷懒，小男孩就用鞭子抽它。这个场景让奥威尔联想到人类剥削牲口就像富人剥削穷人，而一旦那些动物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人类就再也无法驾驭它们！文思泉涌的作家很快于1944年2月完成了《动物庄园》的创作。他在1947年为乌克兰文版的《动物庄园》作的序言中写道：“在过去十年中，我一直确信，如果我们想使社会主义运动恢复生机，就必须得摧毁俄国神话。”但是，《动物庄园》并未因此而一下得到应有的理解。
1944年2月，在奥威尔刚刚写完《动物庄园》的时候，二次大战战事正酣，正直的英国人认为，对斯大林这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妄加非议就意味着对正义的背叛；同时，进步人士又认为，攻击所谓“俄国神话”会有损社会主义形象。因此，《动物庄园》竟屡屡遭到出版商的拒绝，直到一年半后，它才得以正式出版。
《动物庄园》中，场景的构建和人物的活动，都是在前苏联这个范围之内。小说以寓言的形式，描述了琼斯农场上的动物们 “揭竿而起”，赶走了农场主，开始了新的生活的故事。奥威尔通过这部政治寓言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斯大林，以动物的故事来抨击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极权主义。
《动物庄园》意想不到的销量给奥威尔带来了丰厚的版税收入，相对宽裕的生活为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安心创作《一九八四》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1948年夏季，奥威尔抱病完成《一九八四》，1949年9月《一九八四》由塞克出版社出版。1950年初，因肺病恶化，大量吐血，奥威尔病逝于伦敦的大学医院。
毫无疑问，奥威尔的小说不能在“前苏联”露面；不过，也有疏忽的时候。那是在斯大林已经逝去但人们还不敢对斯大林有微辞的年代，有一次，苏联举办了一个图书博览会，博览会已经允许《一九八四》上架，却把并排一起的《动物庄园》抽掉了。
也因此，“前苏联”的人，比中国较早地接触到奥威尔，较早地与之较劲——反动小说不能在“前苏联”销售；较早地被一些有才华的作家接受——是在革命的发条松动的时刻，诸如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之类的小说，大都是以《一九八四》的悲剧形式为基调和构架的。这类小说在东欧，一直写到米兰·昆德拉，才重新回到《动物庄园》式的诙谐。所以，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前苏联”人，读过奥威尔《一九八四》的读者，在阅读《古拉格群岛》和《日瓦格医生》时，不会感到陌生，更不会感到吃惊。因为这两部小说所描绘的那个世界，大致与《一九八四》的框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这是相同的现实决定。当然，相对于《一九八四》的寓言形式，《古拉格群岛》就是一份纪实报告，而《日瓦格医生》则如同一部凄美的长诗。
奥威尔说：“1936年以后，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的文字，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制度，为实现我心目中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作。在我看来，身处我们这样的时代，如果还以为自己能够避开这类话题，纯属无稽之谈。”他以天才作家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洞察力，对苏联极权主义结局的预言，倒更发人深省。
1991年8月19日，苏联解体。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学者，多少有些目瞪口呆的感觉。随之，奥威尔的作品再度风行，为人们这种目瞪口呆的消解，多少有一些舒缓的张力。
篡改历史成为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着重刻画的一种极权社会的特征之一。《一九八四》中的海洋国有三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第一是“过去的改变性”——过去的是没有客观生命的，它仅仅存在于文字记录和人的记忆里。内党控制了所有的记录，也就同时控制了人的思想。这样一来，历史自然可以随意改造。第二条是“双重思想”、即同时接受两个相互矛盾的事实：一面故意撒谎骗人，一面诚心诚意地相信自己的谎言；一手遮盖客观事实，一手却紧握这个事实，等到于己有利时便拿出来使用。第三个教条，是以“新语”为革命的最终目标。“新语”的全部目的是缩小人类的思想范围，因此真理部研究科雇用大批学者日以继夜地编写《新语词典》，使人们拥有的表达思想的语言少得连思想犯罪也不可能。“新语”在本质上而言，是一种指鹿为马的、服务于权力的语言体系。在《一九八四》的末尾，有一个名为“新语规律”的附录，使小说更添一分逼真的感觉，亦使盲目乐观的读者开始反思自己所操作的语言系统。
苏联解体后，一些相关的国家最先反省的就是所谓历史的问题，譬如在中国，就有以“欲灭其国先灭其史”的根据来解释苏联解体的原因。其实，上述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所总结的三条，比后来的解释都来得直接。此外，奥威尔当年就此问题所发表的见解，也可以作为证据：“英国那些亲俄的时事评论家继续为苏联1936年至1938年间的大清洗和大放逐进行辩解，说不管怎么样，苏联在战争期间‘没有出现傀儡政府’。围绕着乌克兰饥荒、西班牙内战、苏联对波兰的政策等等话题，更是谎言连篇、歪曲不断，虽然不能说全都是出于有意的欺诈，但是，所有完全同情——也就是说，按照苏联所希望的方式同情——苏联的作家和记者，在重大的问题上，多对苏联方面故意的编造保持沉默。”他认为：“无耻地伪造历史的情况，已经出现了。但是，最让人担忧的，还不是确实发生了伪造历史的情况，而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人们都知道这些情况，但整个左翼知识界却对此毫无反应。有人会说，讲出真相是‘不合时宜的’，或者只会‘有利于’这个或那个敌人，这个论据似乎是无可辩驳的；可是，谎言很可能会从报纸窜入历史教科书，对此却很少有人感到不安。”
在奥威尔写此文时，谎言已经窜入苏联的历史教科书。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让世人震惊；1991年苏联解体让世人震惊；而奥威尔的洞察力也同样让世人震惊。
奥威尔让人震惊的，还有那句著名的“老大哥在看着你”！
所幸的是，今天的苏联，正在真正彻底清算斯大林个人专断所造成的遗害，他们不仅勇敢地承认了历史上的失误，并且强调“民主是改革的灵魂”（戈尔巴乔夫语）。他们不仅对个人专断作出了严厉的批判，而且已经开始了对历史真正的思索。
根据英国最近的调查，直到今天，奥威尔仍然拥有许多读者，他的作品思想意义也不断地被评论家们重新提起，还经常给予新的阐释。如果说政治小说往往受时代的限制，从而难以保持长久生命力的话，那么，奥威尔深受读者欢迎，就说明他的作品有超越时代的不朽价值和永恒魅力。
读者喜欢奥威尔，真实的理由是，多一份自由的憧憬，多一份对专制的批判，人类就不会在《一九八四》年建立一座《动物庄园》。因为这个理由，在他诞辰110年的时候有了上面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