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在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一齐袭来的形势下，俄共全党自1921年起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恢复商品市场关系很快使苏俄社会充满了生机与活力。然而，苏联随后放弃市场经济，通过计划以国家垄断方式配置资源，而不是以市场需求配置资源的经济管理方式，引发财政预算的崩溃。最终，渐进改革失败，激进改革占居上风，再加之其他因素综合，导致了苏联解体。这说明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自有社会分工以来，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这是不依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企图摆脱这个客观规律，是一定要受到无情惩罚的。
关 键 词 苏联 计划经济 市场经济 新经济政策 斯大林
作 者 马龙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过3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这证明“中国道路”突破苏联计划经济模式，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是十分正确的。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迈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步伐，把十四大肯定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提升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制度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国改革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依据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离不开市场的这一客观规律，总结了苏联抛开市场经济，陷入计划经济桎梏的曲折道路而得出的正确结论。只有深入了解苏联被禁锢于计划经济思维定式，受困于计划经济模式，了解它在几十年来所经历的坎坷与曲折，才能坚信我国改革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确性。同时，了解苏联计划经济的波折，对坚定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也是十分必要的。
苏联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社会主义是同取消商品市场，实行计划经济联系在一起的。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表明：共产党人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就是“消灭私有制”；它主张利用自己的政权，“把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按照总的计划” 采取一切必要的管理措施。[1]
关于取消商品生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2]不言而喻，没有了商品生产，当然也就没有了市场和市场经济。但是应该看到，马恩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针对的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他们看来，在资本主义和生产集中发达、一切生产资料都可以被剥夺并转归全民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才可能这样做。
然而，俄国布尔什维克虽遵循了马恩的上述思想，但实际上却是在俄国落后的小生产条件下采取这种措施的，这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生产的历史条件有着很大的不同。列宁在1919年3月所写的《俄共（布）党纲草案》中提到：“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来准备消灭货币”，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3]。这就是说，要取消商品生产，取消市场和市场经济，一切经由国家“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管理经济生活的运行。
十月革命之后，在国内战争时期，俄共（布）正是按照列宁的上述思想，采取了“最激进的”战时共产主义。所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在农业方面，实行“粮食征集制”。就是由国家确定征收粮食的计划总额，自上向下，级级摊派，直到每个农户。按国家规定的固定价格向农民征收，窝藏粮食者要受到严厉惩处。该制度还规定，不仅征收粮食，还强征其他重要农牧产品，如土豆、植物油、棉花、麻类、皮革等。这种征集制实际上是对农民的一种强制性的无偿剥夺。对这些产品实行国家垄断，不准私人销售，这就取消了商品买卖和市场。（2）对大中小型企业，一无例外地实行工业国有化，对特小型的（5人以下）则实行国家监督和订货。（3）在流通领域，取消自由贸易，采用交换关系实物化。（4）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所属各管理总局，直接进行垄断计划管理。
到1919年底，即在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最极端的时候，整个国家生活全面实行了经济实物化和无货币结算。1920年1月，又下达《关于撤销人民银行》的法令，宣布银行机构与财政部合并。《真理报》还为此发表专论，肯定了这种撤销银行和废除货币的做法。
采取上述措施的结果，是在国家极端贫困和战争条件下，通过国家之手集中分配，暂时保证了军队和城市的供应，从而取得了内战的胜利。但战时共产主义实行的农牧产品征收制，沉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严重社会政治危机，引发民怨沸腾，民众四处骚动。最突出的是，发生了安东诺夫农民起义和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这使苏维埃政权处于命悬一线的严重危险中。因此，2013年10月核准的《俄罗斯史统一教科书新教学法总体构架》大纲说：“‘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把国家引入了死胡同。”[4]
在国内战争条件下，通过国有化集中全国物力财力为国家所用，在特定时期内，是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的。但以战争作为理由，为战时共产主义辩护，完全否定它的错误，则有失偏颇。布哈林曾说：“要知道我们曾经做了一些不能以国内战争的存在所能辩解的明显的蠢事。”[5]列宁也多次讲到战时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错误，他说：“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6]这就是说，全面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全面取缔市场，用计划来组织全国经济。实际上，在国内战争取得基本胜利，在战争接近尾声时，即在1919年底～1920年，才全面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达到了战时共产主义的顶峰，所以，不能用战争为这一政策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