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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云把自己供职的大学称为“三闾大学”—钱钟书小说《围城》中一所不堪的大学。唐云把自己学校的“不堪”归咎于扩招，它让太多年轻人两手空空走进大学，又几乎两手空空走出大学。
今年教师节，唐云的一篇旧文又被人翻出，在网上广泛传播。那篇文章有一个激烈的题目—《作为大学教师，我感到耻辱》。刺激唐云写这篇文章的，是校园内发生的两起血案。
“刺儿头”的帖子
突然而至的噩耗打破了午后校园的宁静，死亡的消息如水波纹般一圈一圈快速往外扩，很快就传到了重庆师范大学（以下简称“重师”）文学院副教授唐云耳朵里。
2003年10月，教育学院有女学生从办公楼12层一跃而下，当场死亡。全校师生都在传，但学校封锁消息，无法知晓详细情况。当地媒体，也没有任何报道。
唐云在家里等妻子张潜回来，坐立不安。张潜是教育学院的心理学老师。校长和教育学院相关老师去到跳楼女生的寝室，在她的遗物中，最显眼的是数张欠条。跳楼女生来自城郊农村，为了上大学，家里向亲戚朋友借钱凑齐了学费，所有欠条都签着女生的名字，并注明毕业后连本带利一起还。2003年国庆假期结束，和女生一起返校的还有一张张欠条。一边是找工作连连碰壁，一边是即将到期的欠条，重压之下，女生结束了生命。
学校老师驱车颠簸到了女生家，房屋残破而凋敝，房梁摇摇欲坠，全部家当屈指可数，不值什么钱。
听完妻子的讲述，唐云心中像压着块石头。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常梦到有女生跳楼。女生之死不到一年，2004年9月，校园里又传学生死亡的噩耗。这次不是自杀，是他杀。就在大学校园里，一名男生拿着尖刀，众目睽睽之下，连捅一名女生4刀。女生当场死亡。
一年内两起血案，唐云觉得大学难辞其咎，他感到戳心的痛。入夜后，坐在电脑前，他狂敲键盘，怒火中烧，欲把近年来淤积心中的事全部写下来。
唐云熬夜写了《作为大学教师，我感到羞耻（上）》，贴在了天涯论坛上，时间是2004年9月7日，距教师节还有三天。
他把女生跳楼的原因归结为“大学扩招大跃进下的生命掷虚”—她的生命或许是绝对的社会贫困、或许是中国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夺去的，但是大学难道就有理由躲在这个社会问题的背后庆幸自己的面前有挡箭牌吗？……在我们实行收费教育的时候，又有几个人在探询那些来自农村，经过千辛万苦考来的学生，他们的学费是怎样筹集的呢？
文章还痛斥大学不恰当地扩招对教育质量产生的严重伤害—大学纷纷扩招的实际理由并不是像宣称的那样让更多的人受教育，而是为了滚滚财源……就我所见，在我的学校（相信所有的学校都一样），每年招生季节是最让某些人兴奋的时候……我切身感受的是，像我身处的这个“三闾”大学，不足350亩的校园，教师不到1000名、只有一撞8层的教学楼，居然能够接受13000多名学生……老师在无奈地完成教学任务，而所谓任务不过就是在讲台上站满那几十分钟，挣得他该得的课时费，他们在为任务忙碌而不是为教育忙碌，他们晨昏不辨、宠辱偕忘、行色匆匆，不过是为了一个工作量的指标……这还是其次的问题，关键的还是，在紧张的教学任务中，教授们已经无暇顾及所谓学理、所谓知性的建立，连标准的装配都谈不上了，更不能期望所谓人文传统的延续。在市场欲望蛊惑下的欺骗性教育里，我们除了残次品和市侩外，我们还能向社会输送什么？
把文章传到论坛后，唐云到大连出差。直到收到同事短信，才知道帖子火了，学校里都在议论。开完会，他赶紧找了家网吧，登录一看，点击近4万次，网友赞他敢说真话，催促他写下半部分。可还没等下半部分出来，学校领导已经在查帖子的作者是谁。
回到学校，院领导找到了唐云，试探口风，说校领导认为是他写的。唐云什么也没说，就反问了句，说的是不是实话。最后这事不了了之。后来，领导开始上网搜索唐云写的文章，发现他是个“刺儿头”，此后每到重大日子，领导都会电话“慰问”唐云，并往家里送去水果。半个月后，唐云写完了下半部分帖子，矛头仍直指“大学扩招”。
硬件跟不上
唐云初次听到“大学扩招”是在1999年。2月的一天，他坐在沙发上翻报纸，有人提议全国高校大规模扩招，数量从每年的两百万人增加到四百万。看到这个数字，唐云的心里“咯噔”一下，隐隐有些担心。
那时，亚洲金融风暴的余温尚在，国企改革又进入攻坚阶段，一大批下岗职工面临再就业。各级政府都在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头疼不已。
提议者名叫汤敏，时任亚洲开发银行驻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1998年11月，他以个人名义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扩大招生量一倍》的建议书。后来，他被称为中国“大学扩招之父”。
汤敏认为，在诸多的选择中，扩大高校招生将是一个国家投资少，刺激内需力度大，又能实现老百姓迫切愿望的有效措施。汤敏的建议很快被国家采纳，1999年2月教育部出台《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一年后，大学扩招的风就刮到了重师。重师所在的沙坪坝区是老城区，山多路窄平地少，四周被瘦高的居民楼包围，几乎没有外扩的空间。2000年暑假，一大群身着宽大工装、解放胶鞋的民工在这所学校里忙碌开来。他们在为即将入学的新生修建临时宿舍。
学校后面沿河建有一排简易房，本是学校的民工房，一个房间住十多二十个人，设施简陋。如今，工人忙着修葺这些房屋，作为学生的临时宿舍。简单粉刷后，床和桌椅开始往里面搬。秋季开学，原来的专科生搬到这里，新入学的本科生住到了专科生的宿舍。新修建的宿舍仍在匆忙赶工。
唐云所在的教职工宿舍也搬进了学生，老师在一楼，学生在二楼。学生入住后，常一窝蜂出入，年轻人热闹的生活让他有些招架不住。不久后，唐云和妻子在学校旁边买了房，搬了出去。
开学后拿到课表的唐云极不适应，原本不上课的晚上和周末也排了课。因为学生增多，上课班级相应增多，而重师只有一幢8层的教学楼，教室明显不够用。第一节课到教室，唐云被吓一跳，合班上课，教室里坐满了学生有近200人，乌压压的一片。话筒质量不好，唐云只有扯着嗓子给学生讲中国现当代文学。
一上完课，嗓子全哑了，回到家，一句话也不想说。妻子张潜是教育学院教心理学的老师，因为要给全校学生上通识课，课程安排比唐云还要多，回到家就瘫坐在沙发上，动弹不得。唐云劝她把一部分课给别的老师上，张潜很无奈，学生增加后，教室要轮流用，别的老师课也很多。随着学生人数的激增，重师沙坪坝校区已经容纳不了新生，2005年，重师搬进了大学城，新增大学城校区。
消失的课堂
重师大学城校区占地2400亩，几乎是沙坪坝老校区的10倍。硬件条件转好了，唐云心中的失落感却越来越强烈。
唐云愿意跟人讲扩招前的课堂，每提到此，他都两眼放光，一会儿靠沙发上，一会儿斜着身子讲许久。
1986年，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唐云被分到重庆师范大学，那时还叫学院。老教授要带年轻的老师，类似“传帮带”。跟着老教授备课，一上课，还是助教的唐云就坐在一旁听教授们如何讲课，笔记密密麻麻。有时，老教授会让几节课给唐云上，从简单的开始。唐云上课，老教授也坐在下面听，随后一处处指出问题出在哪儿。
那时的老师们备课可不敢懈怠，老教授的眼睛都是雪亮的，批评起来毫不留情面。老教授坐在下面听课，唐云更是不敢有半点放松。老师和学生走得近，除了课堂上你来我往的争论，课下，老师常邀请学生参加讨论会，聊聊课堂，也聊聊人生与理想。
这样的传统延续多年，直到老教授们陆续退休，大学扩招后，大量学生涌入课堂。
合班上课的课堂，常常爆满，老师和学生间的互动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事。课程从早排到晚，周末也有，老师和学生需要反复在不同教室间切换。
长期陀螺一样的工作，老师开始抱怨，甚至有时在讲台上站满40分钟是件艰难的事。加上教学不纳入职称评定，越来越多的老师开始“放水”，教课是为完成任务，教书成为了老师的“良心活儿”。
文学院有每周9节课的最低工作量，唐云的课时一直维持在最低线。他认为，课时太多，精力不够，有些课自然会应付了事，而这是他以前所受职业训练所不允许的。
唐云的课，也得到很多学生认可。邬龙是文学院新闻学专业2007级的学生，上过唐云的文学史。每提到唐云，平时内向的他也能滔滔不绝说起来，加上手势，有点唐云的影子。
学校要求每位老师必须有课件，唐云也做，课件上除了一些知识性的内容，也有唐云自己的思考。讲课时，唐云几乎不看课件，拿着话筒讲“鲁迅与存在主义”，在学生中间来回走，用繁体字写板书。他曾专门研究过鲁迅，把鲁迅的文章反复地读，有时在课堂上讲着讲着就背诵了起来。唐云也结合当下现实讲鲁迅，他引着学生针砭时弊，不希望自己的学生远离社会。
邬龙和同学们喜欢听唐云讲课，常听得入神，热血沸腾，课下还和同学争论唐云讲的内容。邬龙觉得唐云的课堂才是他上大学前憧憬的，老师学识丰富，学生由老师引导开拓视野，进入一个“自由”的世界。而现实却是，太多老师对着课件念，全是框架，没有血肉，学生在座位上昏昏欲睡。
可唐云也无法保证他的每堂课都那么精彩，因为扩招，他必须去讲些自己 都不擅长的课。
找钱专业
扩招后，已有的专业无法再吸收大量的学生，重师为了吸引生源，以“专业对口与社会对接”为口号，新增了一批专业。唐云和同事们戏称这些专业为“找钱专业”，学费贵，是学校挣钱的重要门路。
学校生物学系曾改名商品学系，教生物的老师去教了商品学。唐云觉得可笑之至，说到此，反复用手叩击桌面，“商品学啊商品学”，然后往后靠在沙发上，仰天长叹一声。
新开了专业，但没有老师。由于编制、经费等因素限制，老师无法相应增加，任务落到了原有的老师上。唐云所在文学院原来只有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教职工近80人。扩招后，逐渐增加了文秘、对外汉语、新闻学等“找钱专业”。汉语言文学的老师“半路出家”、临时上马，去教这些新增专业的必修课。
新增文秘专业时，要进行课程设置，“领导觉得公关策划、广告策划、办公室管理这些课听起来有用，就匆忙上马”。
唐云和同事假期拿到教材，没有经过培训，开学就得转去教文秘专业的学生，“现学现用”。
唐云爱好摄影，常拿着相机四处拍。开学前，院领导找到他，希望他去给文秘专业的学生上广告策划课。理由是摄影和广告有点关联，而别的老师更不懂。唐云觉得有点搞笑，“八竿子打不着的事”。院里实在缺老师，抹不开面子，唐云只好硬着头皮上。
拿着学校给的教材，自己再找些参考书，唐云开始备课，“跟自学一样”。常常是自己前一天晚上才看的内容，第二天就得跟学生讲，也只能对着课件念。毕竟新手上马，讲不透，学生自然不太满意。
期末，学生给课程打分，唐云得了个“中”。平时评价都是“优”的他，自尊心受不了，再也不上这门课。
邬龙所在的新闻学专业，在被划到传媒学院前，也被视为“找钱专业”。
对于新闻编辑课，他至今能想起当时的沉闷感。老师一直照着课件念，实在乏味，一向听课认真的他也撑不住，两眼皮直打架。
当初设立新闻学专业时，按要求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摄影器材。文学院采购了二十多台珠江牌机械相机，但因担心学生损坏，封存在器材室，不肯外借。唐云是拿着自己的相机给学生上新闻摄影，换老师后，学生在借不出相机的情况下，上完了课程。
“学霸”的沮丧
2011年，邬龙和同学面临毕业找工作，转眼间，大学4年的学习到了真刀真枪检验之时。
邬龙来自江西宜丰，家住在小镇上。在县里念高中时，一心想读新闻。高考离重本线差几分，在提前批里报了重师文学院新闻学专业。
邬龙被同学称为“学霸”，每次上课都早早去，几乎不逃课。老师讲得再无聊，他也强撑着听。邬龙大学里就实习过一次：学校要求的三个月毕业实习。此前，他每次要去找实习，都觉得自己“两手空空”，总想着在学校学到点东西再去实际操练。
这一晃，四年过去了，很快面临找工作。在网上看到招聘图书编辑的信息，邬龙去参加了笔试。试卷内容是拟标题、给新闻分类和写篇评论。他使劲儿回忆了一下教材里关于如何拟标题、评论写作要点的内容。交了试卷，邬龙信心满满地等通知，他觉得题不难。
不久后，邬龙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此次招聘请的出题人，和邬龙是老乡。对方跟邬龙讲，他答的不好，尤其是评论写得差。
这番话如一拳重击，让“学霸”邬龙沮丧不已。他开始回过头来想，自己大学四年的课堂上到底学到了什么？结论是“两手空空”。再找工作时，他变得恐惧，觉得别人没理由要自己。
第三封简历投向了一家企业，对方要招一位写文案的编导。这家企业最终要了邬龙，试用期三个月。邬龙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被选用，他猜测是简历上写的获奖名目。工作后，为了弥补大学里的“空白”，邬龙经常熬夜“恶补”。花两周时间写出来的解说词，领导还可能不通过，得继续改。两个月的时间，白头发“蹭蹭蹭”地长了出来，现在也没消下去。
工作一年后，仍觉得自己“两手空空”、做事吃力的邬龙决定考研，充实自己。2012年，邬龙考上重师文学院的研究生，他专门选修了唐云的“网络语言研究”课。
唐云在2009年开始给研究生上课，这一年，研究生开始扩招。研究生扩招前一年，教育部首次承认本科扩招“太急促”，导致教学质量下降。
唐云的印象中，导师们现在是争着要研究生，那热情多不在于可以多教育些人才，而是多一个研究生，就多一个收入来源。
问题出现了，研究生的教育质量如何保证？多年以后，教育部会再次承认 研究生因扩招而导致教学质量滑坡吗？
那些走出校门的学生们，是“攥着空拳”还是学有所成？唐云的耻辱感，还将延续下去。
（实习生曾会文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