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病”的生物学意义诠释，显然无法跳脱文化概念而得以完整地诠释，其背后蕴含着深厚的社会文化意义。社会性的人是“病”的载体，无论是生理抑或心理层面，其与社会、文化等概念可谓是交互相融。本文试图查阅相关文献，从医学人类学的起源与理论流派回顾医学人类学的学术谱系。同时，以《全球药物》和《我的凉山兄弟》为文本个案，分析“病”的生物学“病态”是如何延展出其社会文化内涵，以期进一步思考“病”的社会文化意义。同时，以中国的若干疾病为例，回应医学人类学的理论：“躯体化”，“社会身体”和“政治身体”。
关键词： 医学人类学；疾病；文化
【中图分类号】 Q983 【文献标识码】 E【文章编号】 2236-1879（2018）04-0007-02
医学人類学与生物医学最明显的一个区别，是从社会和文化角度来探讨并且理解疾病。在中国学界最为学者所知的是庄孔韶教授拍摄的《虎日》，这是一个人类学纪录片，讲述的是彝族的一个戒毒盟誓仪式，看这群人是如何使用家支组织、习惯法、民俗道德、亲情教化等力量，成功实施的戒毒行动。这与传统戒毒方式不同，不是美沙硐或丁丙诺啡，在这里作者着力表现彝族人借助文化的力量战胜人类生物性的成瘾性。
在医学人类学的研究方面，当今世界有一位标杆性人物，即美国哈佛大学医学人类学家阿瑟·克莱曼（Arthur Kleinman）。他在西方接受医学和人类学教育，在中国进行了长时段的相关研究，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克莱曼便来到了湖南医学院进行学术研究，尤其是那些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却又申诉无门的精神病患者的研究，提出了“躯体化”（somatization）的概念，认为这些病人是将精神性的折磨导致的心理疾病通过身体性的病痛表现出来，但是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看，却又找不出相应的疾病根源。与躯体化相对的概念是“心理化”（psychologization），克莱曼认为心理化其实是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进程在个人身上的体现。由上可见，医学人类学不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不仅仅限于病痛的治疗，对许多社会性问题也非常独特且有效的方法。那么何谓医学人类学呢？
一、何谓医学人类学
张有春在《医学视角》一书中，对医学人类学的定义进行了讨论。医学人类学是采用人类学的理论、视角与方法对健康、疾病与治疗的相关认知与行为的研究，它还包括将人类学的知识用于解决健康、疾病与卫生保健相关的应用性工作。从张有春的这一定义可以看出，医学人类学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采用人类学的方法与理论对相关的医学问题进行学术性研究；第二个方面是将研究成果运用于现实社会，解决相应的人类健康与疾病问题。“由于来源的不同，医学人类学又形成了几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即民族医学、跨文化精神病学、医学生态学与流行病学，以及医学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与实践工作。”医学人类学注重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注重从整体视角来看待疾病问题，这与中医有什么区别呢？中医强调”天人合一“，将人看作自然世界的组成部分，由物质和精神二者构成（阴与阳二气），人体的生命活动和疾病与自然界季节变化、地域变化、气候变化息息相关。因此中医在治疗病人的过程中，有着非常突出的地方性特色，即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因时、因地、因人而采取不同的措施，并且遵循相生相克的原理，认为当地药材对于地方疾病最为有效，这与今天的全球性、标准化药物的使用有着天壤之别。
二、医学人类学的起源与理论流派
根据Foster和Anderson的观点，医学人类学的形成主要有四个不同的来源：1）体质人类学家在人类进化与适应研究、比较解剖学、人种学、遗传学和血清学等方面所做的工作；2）传统的民族志学者对包括巫术和魔法在内的原始医学所做的研究工作；3）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精神病学家和人类学家合作所开展的关于“文化与人格”的研究工作；4）二次大战后的国际公共卫生工作。从这四个来源可以发现，医学人类学的视角有侧重生物性和文化性之分。其中第4点有关公共卫生工作的问题，则是在生物性基础上探讨社会和文化的解决之道，刘绍华的《我的凉山兄弟》即是在这一视角下进行的研究工作。
根据以上四种医学人类学的来源，医学人类学逐渐发展出大致三个不同的关注视角，并形成三种理论学派。医学人类学的三个视角指：社会文化视角、生物文化视角和政治经济学视角；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学派包括生态进化医学理论，关注人类的疾病与健康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文化阐释医学理论注重探讨疾病与地方文化之间的关系，认为疾病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化透镜的产物，地方社会的认识逻辑对于疾病的认知与治疗有着重要的影响；批判医学理论主要始于20世纪80年代，注重揭露疾病背后的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关注的是历史和政治经济结构（如贫穷）对健康和医疗资源不均等的影响，将个体差异与世界体系联系起来，从社会阶级、权力差异、财富不均等方面入手，认为这些差异导致了全球医疗资源的分布不均，导致了许多社会疾病的区域性，从而认定许多疾病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的。
三、伦理：中国医疗服务市场化
医学伦理要求人道目标，市场化的医疗服务与之背道而驰。在中国，红霉素注射针液剂是小儿肺炎特效药，消炎快、副作用低且价格便宜，因此在中国被国家发改委收入2009年开始编发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2年收录），其目的是保护医院有效廉价药品的供应，满足患者常见疾病的治疗。然而，国家的限价法令使医药生产厂商认为无利可图，从而减少甚至取消该类药品的生产，这就导致红霉素注射液成为了稀缺货。与此同时，药品市场却充斥着脑白金、汤臣倍健这类保健品以及众多中老年疾病药品。这些和《全球药物》一书中所揭示的“一些迎合生活方式的治疗市场被建立，同时，一些关系到基本生存的急需市场却刻意被忽略。”[]由此突显了一个价值伦理问题：谁的疾病值得治疗，谁的生命值得拯救？
四、污名化：以中国凉山为例
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一书，以边缘社会群体的现代性转型为背景，关注点“不是健康或疾病本身，而是造成健康问题的灾难根源，理解一个非主流群体在社会、文化、历史变迁中脆弱性生成的时代过程，以及未来何去何从。”
利姆村诺苏人，身处凉山腹地，历史上极少与汉人社会接触。海洛因之所以在诺苏人之中传播如此之快，纵然与其社会的边缘性地位有关，但也与彝族历史有着莫大的关联。清末和民国时期，在彝族社会中，只有黑彝和其他社会地位高的人才有机会抽食鸦片，他们把鸦片代表的象征性地位带到了新的社会情境下面，认为吸住海洛因不仅仅是勇敢闯入大城市的證明，也是自己地位提升的一个符号。为了禁毒，地方社会开始重新利用当年被禁止的家支组织，并邀请毕摩主持戒毒仪式，杀鸡打狗以示威吓，甚至要求喝下掺了鸡血的白酒，这是诺苏文化中的重誓，成瘾者若再犯，就会遭受神灵的严厉惩罚。这样的禁毒方式，便是文章开篇提到的庄孔韶教授拍摄纪录片《虎日》的背景。正在这种禁毒运动如火如荼展开的时候，却传来了利姆诺苏人因为注射而感染艾滋病的消息。
由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门资助的“中英项目”于2000底开始与中国政府合作，旨在帮助中国控制艾滋病的扩散，并提升中国传染病防治的应对能力。这一计划主要集中在四川和云南省，为期5年（2001-2006），为之英国政府投入了约1520万英镑。作者刘绍华认为是该项目将艾滋病的污名化带到了利姆诺苏人中间，导致项目失败。作者通过调查发现：“在当地乡民间，几乎不存在艾滋病污名的问题。……在政府介入之间，当地诺苏人并不歧视艾滋病患者。”那污名化又是如何造成的呢？作者认为是项目官员机械性地把世界其它地方的防治经验，横向而不加改变地移植到了利姆，使得把歧视化的计划成为了污名化的源头。
社会心理学家布鲁斯·林克和周·费伦提出污名化的理论，认为污名化是一种社会建构过程，包括四个要素，一是分类贴标签；二是贴标签等于负面；三是区隔负面人群；四是排斥负面人群；最后标签被强化，笔者认为，刘绍华在关于利姆诺苏人对于艾滋病污名问题的的论述，将责任推给中英项目的失败，是不合适的。作者在这里的认识存在着一个问题：将时间点上的认知状态作为普遍性的认知状态，而没有动态地看这一问题。
艾滋病污名化的问题，就如吸毒一样，是因为当地人在一个时间段内对于性质不了解，对于其危害性认识不深的结果。在利姆诺苏人最初吸毒的时候，他们都将之当成一种社会地位的体现；只有在其恶果变得普遍时，当地人的道德价值观才发生变化，将这些行为当成社会青年的不良行为加以排斥。从这里可以推论，当时利姆对于艾滋病不存在污名化的问题，也只是对这认识不清的一个原因，当一个社会不了解某种疾病的危害性时，又怎么会将之污名化呢？既然吸毒是不良行为的结果，那与吸毒相关的艾滋病，在乡民眼中也会是一种不良的社会现象。
五、结语：医学人类学中的伦理及污名化研究要结合地方性知识
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和深描，其实都只是学术的常识。文化学经常讲地域文化，民族学经常讲地方习俗，都是一种地方性知识。Scott所谓的国家工程为何失败里面提到了米提斯，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中国社会继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非常强调实事求是的精神，后来邓小平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和黑猫白猫论，都在防止Scott所说的失败出现，要让一般的学理规律和地方实际情况想结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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