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力量此消彼长，全球价值链重构正在加速进行，对中国贸易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参与的部分生产环节可能被替代，导致贸易量大幅持续萎缩，中国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被逐渐边缘化；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在产业层面向全球价值链高附加值端跃升，甚至打造由中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创造了机会。
从中国视角看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三大特征
（一）供应链转移导致国际贸易区域结构变化
2015年以来，中国进出口总值出现“双降”，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世界主要市场经济疲软导致外需不足，二是跨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尤其是供应链转移导致外贸企业失去订单，生产动能不足。目前，全球价值链中的供应链部分正在由中国大陆转向东盟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如越南、缅甸、老挝、马来西亚等。
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伴随着中间品贸易量的快速增长，其重构自然以中间品贸易量的急剧萎缩为主要表现形式，并导致全球价值链上参与程度较深的经济体贸易额大幅下滑。总体上看，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價值链的程度较深，参与率为47.7%，即国内的生产制造将近一半需要与国外的经济体进行协作。
曾经占据中国出口半壁江山的加工贸易，到2015年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下降到35%。2016年7月份，加工贸易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持续下降到28.9%。2016年1-8月，中国对美国和东盟的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幅度分别为3.2%和1.1%，说明以美国为首的跨国公司在亚太地区遵循“追溯到纱”的原产地规则，正在进行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力图将供应链全部布局在TPP区域内，中国在国际生产分工再平衡过程中很可能被美国排除在外。
（二）结构性和周期性并存使贸易结构的变化不可逆转。
全球价值链重构，对于中国来说，既是周期性的，也是结构性的。周期性主要指因世界经济运行的波动，国际市场上最终需求出现短期变化。比如2015年9月以来国际石油与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反映了国际主要市场需求疲软，伴随着生产制造活动的减弱，中间品贸易开始大幅下降，全球价值链各个环节出现收缩，尤其是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供应商数量骤减。如果影响因素仅仅是周期性的，贸易量的波动会随经济形势的好转而有所回升。此次全球价值链重构开端受经济危机周期性影响，最终将以结构性转移收尾。
结构性则是基于各国比较优势变迁，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出现变化，其影响是长期性的。1998年金融危机催生了全球第三次产业转移，中国东南省份承接了来自“亚洲四小龙”的劳动密集性产业转移，使得中国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2008年的金融危机，酝酿了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由于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国内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已经消失。据统计，中国各个行业的基本工资比东盟国家中劳动力成本最高的印尼还要高出5%-44%，专业人员的平均薪资是越南和菲律宾的1.9倍到2.2倍，加上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成本已进入上升通道，因此，全球跨国公司开始将其产品的生产端从中国东南沿海省份转向东南亚发展中国家。随着生产环节的转出，中间品贸易开始大幅下跌，这种结构性调整并不会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而逆转。
（三）中国角色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市场”转变
此次全球价值链重构特征明显，不仅包括产品不同生产环节的收缩与地理迁移，还包括全球价值链模式的调整。具体表现为，跨国公司在布局全球价值链时，从原有的以母国市场为中心的“中心—外围”式离岸（off-shoring）生产为主，逐渐转为贴近母国市场或者消费市场的近岸（near-shoring）生产为主。生产不再遵循成本最低或者贴近原材料产地，而是出现了两个方向，一是将生产与装配放在离母国市场较近的地点，以图缩短供应链，强化对生产的控制力度，减少外部冲击的影响力，比如2011年，日本海啸造成供应链中断，导致全球生产瘫痪；二是将生产与服务更贴近客户，跨国企业能够通过更敏捷的供应速度与更强的定制能力响应客户需求，强化供应链的弹性。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增长，居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上升，购买力增强，中国的消费市场正在快速成长。2015年，美国苹果iPhone手机在华销售额占其全球销售总额的36%，甚至超过了美国市场的24%；中国汽车生产与销售量均超过2450万辆，创全球历史新高，连续七年蝉联全球第一。这说明中国对高质量产品与服务的消费能力增长迅速，中国正逐渐从“制造大国”向“消费大国”靠拢。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跨国公司开始重视中国的消费能力，并在此次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将中国定位为主要消费市场。
在这种背景下，跨国企业一方面将产品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向中国周边经济体转移，既对成本有所控制，又贴近未来主要消费市场；另一方面不断扩大符合中国市场需求的投资，资金逐渐从制造业流向服务业。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市场”。此次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国正在经历供应链转出以及需求链国内外竞争加剧的过程。
全球价值链重构对中国发出的挑战
（一）缺乏全球价值链领军企业的被动局面
中国外贸形势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两点：即我们是否仍然在供应链（全球价值链的生产端）里，以及外部市场是否健康。这两点不完全由我国决定，但却至关重要。所以中国作为大国要以积极的姿态争夺国际市场，足够容量的国际市场是保证出口稳定的主要条件之一。同时，虽然供应链源头掌控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手中，但是同样也取决于我国能否提供高质量的、难以替代的商品，供应商的能量不容忽视，所以要结合我国的供给侧改革与万众创新，鼓励我们的企业通过产业升级、产品创新等方式，尽最大可能留在供应链中，保持我国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的地位，甚至更进一步。
（二）贸易结构的转变带来国内生产部门的强弱转变
中国的贸易结构将会有三个主要的转变方向，一是出口结构将从之前以加工贸易出口為主向以一般贸易出口为主回归，二是服务贸易比重会上升，三是未来货物贸易进口与服务贸易进口均相对扩大。中国加工贸易出口额占比早在2009年就开始呈下降趋势，从当年的48.85%逐年下降到2016年8月的32.6%，一般贸易出口占比则从2009年的44.09%稳步提升到55.6%，并且一般贸易项下的逆差趋势也在2014年得以扭转。从2010年至2014年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的平均增长率达到16.32%。但是中国服务贸易目前一直都处于逆差状态，同时中国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率极低。
在货物贸易发展到极致开始走入经济学家称之为“贸易崩溃”的阶段，下一个阶段对世界经济增长能够起到较大刺激作用的应该是服务贸易。在这种背景下，覆盖全球70%服务贸易的“诸边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应该争取早日加入TiSA，以利在谈判要价中占据主动地位，为我国开放服务贸易做出积极的准备。
中国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策略
（一）推动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升级
中国通过加工贸易融入全球价值链，经过20多年的发展，无论是从贸易总额还是在世界贸易格局中所占据的份量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主要方式仍然是劳动力丰富与低要素价格等成本优势，仍然被全球价值链的主导企业进行了“低端锁定”。中国所参与的全球价值链整体上呈现“两头在外”的格局，对本土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非常有限。当跨国企业加速供应链向外转移时，中国的非战略参与企业将会损失生产订单，很容易造成“断链”现象。
在国际贸易发展到以“任务贸易”为主阶段，加工贸易已经成为一国联结世界贸易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在保持加工贸易政策稳定性与连续性的同时，需要推动企业向全球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窗口期，中国企业应注重技术自主创新，把培育高附加值环节作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即便是加工贸易，也要以生产核心零部件、系统集成制造等领域作为发展方向，考虑自身产品的不可替代性，防止因跨国企业对供应链调整而出现“断链”现象。
（二）完善全球价值链的配套服务体系
当前，国际竞争已经从产品的竞争进入到生产体系的竞争，即整个价值链条上各个环节的竞争，而将各个环节连接起来的，恰恰是生产性服务业，因此，全面开放服务贸易势在必行。中国应培育生产性服务业的竞争力，促进加工贸易与服务贸易的深度融合，比如鼓励加工贸易企业承接研发设计、检测维修、物流配送、财务结算、分销仓储等服务外包业务。同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需要观念更新，比如从全球价值链管理的角度考虑改善企业营商环境，加强反垄断、反腐败、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创造外企、国企、民企公平的投融资体制，继续简化行政审批手续，对外商投资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以吸引全球价值链中的各环节落地。
（三）打造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领军企业
中国要想成为制造业强国，必须打造中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国的外交策略已由韬光养晦进入厚积薄发的阶段，中国的贸易政策也需做出相应调整。基于产品内贸易的全球价值链，领军企业全面拥有各个环节的定价权，同时需要统筹考虑全球的生产布局与全球的消费市场定位，会带动国内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增长。对于中国来说，拥有全球价值链领军企业最重要的作用，在于树立中国制造业强国的形象，增强中国政府参与全球治理的谈判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