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通过对话在攸关全球和地区和平稳定的议题上凝聚重要共识，
加深相互理解，努力管控分歧，将为地区和平与稳定注入信心，
缓解地区国家的安全忧虑，部分破解外交上选边站的难题
“下午好！我想感谢马蒂斯部长、杨洁篪国务委员和房峰辉参谋长参加一整天富有成果的会议。”这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6月21日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的联合记者会上的开场白。
有媒体将这场记者会称作蒂勒森上任以来美国国务院召开的最受瞩目的一场记者会，原因来自当天举行的中美外交安全对话。作为落实习特会关于两国对话机制的安排，中美外交安全对话在仅十周多的时间里迅速启动，取得了十分具有建设性的成果，成为今年上半年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缩影。
形式简化、议题聚焦
中美外交安全对话是两国高层对话机制的第一场重头戏，双方对此尤为重视，有关部门在这之前做了大量、密切的沟通协调工作，努力确保首轮对话顺利举行。
从所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影响来看，此次对话远超外界期待，给两国接下来的其他三个对话开了个好头。用中方发布的简报来说，“双方认为首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是建设性和富有成果的，同意继续用好这一平台，不断增进互信、扩大共识、促进合作、管控分歧，使其为推动中美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特朗普上台以来，奥巴马时代的外交印记被一一抹去。因应两国关系发展的实际需要，曾作为中美主要高层对话渠道的战略与经济对话，被拆分为外交安全、全面经济两大对话，加上整合建立的执法及网络安全、社会和人文对话成为新时期中美高级别对话的四大支柱。
外交安全对话，从类别上与以往的战略安全对话相似，但实质已大有不同。其首要特点在于级别的提升，这是美国首次同时派出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参加中美双边制度性对话，中方出席的是国务委员杨洁篪与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峰辉，均远高于战略安全对话时的副部长级。
在奥巴马时期，美对华事务上多有杂音，白宫与国防部和军方的立场不一令中美关系频受波及。如今，外交安全对话让两国外交与军事部门的主官坐下来面对面谈，不仅有助于培育共识、增进互信，更能通过战略协调及相关制度化安排，减少部门利益冲突对两国关系的干扰。
落实到两军关系上，其对中美关系的稳定作用继续得到双方肯定。两国在这一方面达成了诸多成果，如认真落实年度交流合作项目，尽早实现两国防长互访、美军参联会主席访华，深化在人道主义救援减灾、反海盗、军事医学等共同领域的合作，落实建立信任措施的谅解备忘录等。在“亚太再平衡”战略已成过去式的情况之下，奥巴马时期中美两军的良性互动模式通过这一对话得以确认保留，充分说明特朗普政府对两军关系重要性的认识没有倒退，有助于双方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化两军合作，向建设成熟稳定的两军关系迈进。
独立出来的外交安全对话不仅重在参与级别高，还在于形式的简化与议题的聚焦。区别于战略安全对话的面面俱到和较强的仪式感，外交安全对话专注于探讨两国关心的重大安全议题，尤其是当前热点议题，共同寻求务实解决途径。
通过一整天的讨论和交换意见，两国在朝核、南海、台湾、反恐等问题上达成了多项重要共识，释放了十分积极的信号。其意义之一在于，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和亚太地区主要大国，中美通过首轮对话在攸关全球和地区和平稳定的议题上凝聚重要共识，加深相互理解，努力管控分歧，将为地区和平与稳定注入信心，缓解地区国家的安全忧虑，部分破解外交上选边站的难题。
意义之二在于，展现中美致力于通过务实对话而非利用媒体等其他媒介喊话施压的方式来应对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近几年来，关于中美两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导致冲突不可避免的观点甚嚣尘上，一定程度上恶化了两国关系发展的舆论环境。这一论调的核心，无非是两国的权力消长引发在热点问题上的安全困境，而两国陷入军事冲突的易爆点从台湾到朝核到南海，现在又回到朝核，这些议题对两国关系的牵动很大。中美现今在这些问题上所达成的重要共识，表明双方正努力避免冲突，也有助于缓解各自国内的安全忧虑。
“做好特朗普的工作”
当前中美关系的一大特点，是特朗普成为最大变量。特朗普及其团队的“对华观”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摇摆不定，引发了中美关系动荡。从这个意义上说，做好特朗普的工作，把握其团队的对华政策走向，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就有望行稳致远。
自习特会以来，两国继续保持密切的高层往来。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两次通话，杨洁篪国务委员也和蒂勒森国务卿两次通话，王毅部长赴联合国出席会议期间会见蒂勒森国务卿，双方通过频繁的接触，就相互关心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看法、增进相互理解。接下来，全面经济、执法及网络安全、社会和人文等3个高级别对话机制的首轮对话也将陆续启动，两国领导人还确定将在7月的G20峰会上会面，加上年内特朗普访华和年底APEC会议的会面可能，今年将是两国高层交往唱主旋律的一年。
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中美高层往来之所以受人瞩目，至少存在三点特殊意义。
首先，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为中美关系注入确定性。当前，中美两国都处在各自发展的重要关口。中国综合国力显著提升，有能力和意愿为全球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与此同时，中国仍处在发展中国家阶段，国内仍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亟待改革。美国则处于国内政治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民粹主义、反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对外政策受国内政治严重掣肘。
以“不确定性”为主要特征的新时期国际关系，需要中美两国来发挥引领作用。两国高层交往着眼于为未来40至50年的中美关系指明方向，确立清晰的发展框架，这对中美关系而言尤为重要。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也将为世界注入信心。
其次，成果丰硕、进展顺利。尽管年初两国因台湾问题产生龃龉，但有赖于高层互动，特朗普政府很快回归“一中”轨道。
中美两国在两个半月的时间内迅速就元首会晤及各项制度性安排达成一致，领导人在短短一天内迅速熟悉并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推出诸多重要成果。这是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双边交往进展最为顺利、成果最为丰硕的一次，也是其执政初期外交政策的一大亮点。
第三，务实对话、坦诚交流。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新机遇和挑战并存，疾呼新思维。过去，由于各自文化与思维方式的差异，两国交往注重形式、覆盖面广，常常停留在对话的阶段而难以推进。旧问题需要新方案，中美通过高层交往首先确立了务实合作的基本共识，不拘泥于形式而直面主要问题，开诚布公地进行交流。
中方富有创新地提出中美经济“百日计划”，务实应对两国贸易中的逆差问题，美方也未做出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和征收45%关税这种可能引发贸易战的举动。中美近期还就日益严峻的朝鲜半岛局势进行密切交流，重申全面、严格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和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的目标。这些行动显示中美关系的成熟度及两国政府的努力。可以预见，务实合作将是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基调。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