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旅游发展对目的地工业部门的影响迄今为止尚处于争议之中。本文运用VAR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动态经济计量分析方法对桂林市旅游发展与工业增加值比重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不受任何干预的条件下，旅游业的扩张将挤出目的地工业投资资本，转移工业劳动力而造成工业增长水平的下降，给目的地带来去工业化效应；但旅游发展带来的价格效应不明显。旅游目的地可以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对生产要素的流动方向进行控制，以有效地避免旅游发展带来的去工业化问题。
关键词： 旅游；去工业化；VAR协整；桂林
0引言
结构变化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袁志刚，2006）。旅游对目的地经济增长的影响应当更多地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去考察。然而，旅游发展的产业结构效应，或者说旅游发展对其他部门的影响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李京硕，2014），至今存在颇多争议。其中一个重要的争议就是，旅游发展究竟会对目的地工业部门带来何种影响。一些学者认为旅游发展将导致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短期的市场繁荣之后是旅游目的地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下降（Copeland，1991；Hazari，2011；Nowak，et al.，2003）；另一些学者认为旅游也有带来再工业化（Re-industrialization）或深工业化（Pro-industrialization）的可能（Yokoyama，1989；Zeng，Zhu，2011）。因为，旅游发展可以带来更多的商机和物流，目的地将受惠于集聚效应而推动长期经济增长（Deng，2013）。理论的争议波及到现实，要不要发展工业，就成为许多城市型旅游目的地的困惑。旅游城市的发展重心也因此不断在旅游业与工业之间摇摆。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桂林市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对于拥有老工业基地与旅游城市双重身份的桂林而言，“旅游立市”还是“工业立市”的问题处于长期的争论中（蒋蓉华，李隽波，2005）。20世纪50年代的桂林作为“小三线”地区经济建设的重点，被定位为中南发展机床工具工业的重点城市，走上了工业化的发展道路。1957年，桂林工业生产总值已达5100万元（1957年价格），之后又逐步建立起以机械、医药、电子、橡胶、轻工食品为支柱的工业体系。工业逐步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支柱（秦立公，2000）。1973年桂林对外开放之后，国际国内旅游持续增长，而工业比重却呈持续下滑状态。从1979年至1992年，桂林工业总增加值年均递增速度仅为3.1%；其增速是同期广西工业发展速度的一半；1981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桂林市统计局，2000）。2002年，桂林市发改局对广西各主要县市的经济指标进行分析发现，尽管桂林市的生产总值大于柳州市的生产总值，但是桂林的财政收入仅为37. 04亿元，远小于柳州市的58.19亿元（中共桂林市委史研究室，2010）。桂林因此重新提出了工业强市的发展战略。2003年，桂林工业发展开始进入新一轮的快速发展期。与之同时，桂林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总收入也呈现同步增长。
桂林的旅游发展与工业发展的碰撞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如图1所示，桂林旅游（TOUR）发展40年来，旅游业和工业都经历了历史性的变化和动荡。1973年～ 1998年是桂林旅游发展的第一个生命周期，主要以入境旅游为主。1998年之后开始进入了以国内旅游为主的第二个生命周期。与之对应，桂林工业（INDP）也前后经历了去工业化（1973年～ 2002年）和再工业化（2003年～2013年）两个阶段。基于上述理论争议和桂林旅游与工业发展的现实，本文希望通过探究桂林旅游发展对工业部门的影响，解答以下问题。（1）旅游发展究竟会导致去工业化还是再工业化，桂林工业的变化是否是发展旅游所导致的？（2）如果旅游发展是导致桂林工业部门变化的原因，那么其发生机制与条件是什么？旅游目的地是否可以主动控制这种影响并加以调控？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澄清理论争议，丰富关于旅游发展与工业部门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也可为目的地制定产业政策提供决策依据，推动地方旅游业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1文献综述
“去工业化”这一概念最早被用来描述美国20世纪70到80年代国内经济疲软，制造业市场份额急剧下降这一萧条的经济现象（Bluestone.1982）。之后，学者们普遍认为，去工业化反映的其实是经济结构的变化（Doussard，2009），表现为工业增加值及就业份额的减少（Cowie.Heathcott，，2003）。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去工业化其实是经济自然发展的过程（Baumol，1989；Krugman，1996）。经济学中的恩格尔法则和库兹涅茨事实都指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从农业先转向低附加值的工业，后转向高附加值的工业，再转向服务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Kuznets，1957）。旅游业正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之后才出现的。旅游的发展客观上要求目的地产业结构具有深工业化的特征（Hersh.Weller.2003）。但是，发展中国家并未完成工业化的整个过程。在未完成工业化的基础之上发展旅游业，明显地违背了产业结构演进规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很可能是负面的。因为制造业比其他产业更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深度和宽度，其所具有的正外部性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左冰，等，2007）。旅游业“一业独大”，会挤压以规模经济、外溢效应和“干中学”为特征的制造业的增长空间。一旦制造业部门被旅游部门的扩张所挤出，再想恢复发展往往要付出更为复杂的代价。并且，在未完成工业化的基础之上发展旅游业，旅游业本身也将受到很大的制约和影响，其发展不可持续。
基于上述认识，学者们以旅游发达国家或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开展了关于旅游发展对工业部门影响的研究。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旅游发展会在短期内显著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造成经济繁荣的假象，吸引社会资金和人员从竞争性产业向旅游部门转移，从而给目的地带来荷兰病效应（Dutch Disease）1（Hazari，Nowak，2003；Parrilla，et a1.，2005），亦即导致“去工业化”。理论研究方面，Copeland（1991）、Hazari（2011）和Nowak等（2003）使用一般动态均衡模型对小型开放经济体的研究证明了旅游业的扩张可能导致制造业部门的紧缩和非贸易部门规模的扩大。Nowak和Sahli（2003）在探究旅游与制造业的关系时，也指出旅游发展会造成效率损失，抑制制造业的规模扩张。Chao和Hazari（2005）则认为旅游主要消耗和消费的是当地设施及非贸易品，如遗址、文化、夜生活、景观和购物机会；旅游的发展将抬高这些非贸易商品的价格，贸易品生产部门对国内资本的需求因此而受到抑制。实证方面，Sheng和Tsui（2009）对澳门的研究表明，澳门旅游业的发展是以牺牲其他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为代价的；澳门旅游业的发展的确导致了荷兰病现象。Mieiro和Ramos（2010）进一步证实了澳门博彩旅游与制造业出口存在负相关的关系。Chao等（2006）对西班牙两个岛屿型目的地的研究发现，尽管旅游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但这两个高度依赖旅游业的岛屿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荷兰病问题，两地的教育、创新和技术都处于较低水平。Holzner（2011）分析了134个国家1970年～ 2007年的经济数据指出，旅游发展导致的荷兰病将危害经济的长期增长。Forsyth等（2014）以澳大利亚，Parrilla等（2005）以全球第一大旅游目的地西班牙为研究对象发现，旅游发展大量占用土地、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致使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同时，资本日益从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部门流向旅游部门而导致实体经济部门竞争力下降，造成经济停滞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