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医也是一门科学。中医学采用的是以有限地使用分析思维方式的前提下，对整体思维方式的彻底贯彻的思维方式。在理论的构建上，中医学可提出一种假设，即人的身体状况分为“三态”：真态、常态和病态。而把研究重点放在真态和常态之间，以获取中医学在当今世界医学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中医学；科学性；思维方式；整体性思维；分析性思维；“三态”假设；生存空间
中图分类号：R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8)06-0760-06
中医学的理论的基础性的问题总是在不断受到一些质疑，这种状态至少表明了中医学理论在很多民众甚至包括一部分中医学从业人员的头脑处于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状态。基于这种混沌，乃至有些专业或非专业人士时不时地重提中医学理论的合法性问题。这种指责应该是干扰了中医学的正常发展和中医学在民众中的声誉。客观地来说，中医学从国门被强行打开那一刻起，就一直被动地面临着从西医的学理基础上对中医的指责，到了今天，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医学基础理论问题依旧没有得到很好的澄清和普及化。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中西医学的问题(主要是中医学理论的合法性)争论得沸沸扬扬。问题应该是越辩越明，但是现实好像并非天随人愿，总的说来，在这种熙熙攘攘的讨论中，缺乏一种中医与西医共有的合理的理论(讨论)平台，导致很多讨论在不同的理论或实践层面间交错进行，而且很多参与者始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最终，公说公理，婆说婆理，结果必然是不了了之。
对中医学基本理论的讨论，应该仅限于在医学范围内对中医学的学理本身的讨论，不要把问题扩大化。在过去，人们讨论中医学的理论基础问题往往下意识把一些非学理性的因素(如民族情感)捎带进来，最后导致问题的复杂化，加大了对中医学本身思考的复杂性。因此，作为中西学的学术讨论，参与者首先应该审视自己讨论的理论平台，只有找到一个中医和西医都能接受的和合理的理论平台，学术交流的通道才能够真正打通。因此，本文就以医学界基本上达成共识的中西医思维方式的差别作为本文讨论的基石和逻辑平台。当然，更为急迫的问题是，中医学基础性的问题即中医学的科学性，所以本文先从论证中医学的科学性开始。
一、中医学理论的科学性
作为学理研究，首先应该明确的是“科学”的本质。“科学”包含有广义上和狭义上的两层意思：在广义层面，所谓“科学”就是指它的基础含义，即“合理性”。“合理性”表示某项实践在人类社会中产生了有益的结果，有益的结果被人类共同体所认可，而被当作共同遵守的范式或实践标准。在狭义层面，所谓“科学”就是指它的引申含义，也是近代科学或者哲学所培育起来的观点，“科学”就是理性，就是理性的方式或态度，坚持外在世界的客观性。
根据美国哲学家奎因(Willard Van Oman Quine)的观点，所谓理性行为也就是适应行为。也就是说，人类或者其他生物借以自己的调节功能以试错法来面对外在的环境压力而形成的一系列经验或知识，当上升到一定的抽象阶段，就成为理论。当这种理论弥漫在人类的方方面面时，这种理论的总称及其雇佣的方法就升格被称为(狭义上的)科学。当狭义上的科学在人类社会中获取作为“合理性”的优秀典范而形成科学制度时，反过来对不符合它的理论方式或思路的东西进行排挤。在人类社会初期，对曾经培育过它的“合理性”及其符合“合理性”的人类经验或知识即广义上的科学进行无情的讨伐和压制，乃至要彻底消灭它们的趋势。当“合理性”(广义上的科学)被它的后裔“科学”(狭义上的科学)所打击时，狭义上的科学作为理性的典范，却在干着最不理性的行为。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西医就是属于狭义上的科学的一个分支之一，而中医学和巫术(包含西医的科学和艺术的前身就是巫术)等等就是属于广义上的科学。中医学作为一种在人类社会实践中，千百年来行之有效的社会实践，无疑是一门“合理性”的知识的集合，无疑是一种科学。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虽有高明的技术和发达先进的自然知识，但因无系统的试验观察和逻辑推导与理论假设，算不上“科学”(狭义上的科学)，这种看法是最不科学的。
美国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认为这是一种西方科学的霸道行径。中医学能够对疾病的发展有良好的预测能力和控制能力，就应该不折不扣地属于一门科学。中医学理论与近代科学对人体的看法有差异，以中医学理论与近代科学不谈分子学、生物学和细胞等等而贬之为非科学，就是相当于把西方现代生物学和医学的理论和术语强加给中医学，是一种非理性行为。
国内中医学的研究必须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识或者前提，即中医学也是一种科学。罗蒂的话，应该提醒了中医学者和研究者，应该有一个恢宏的眼界来审视中医学，而不是用西医的标准来衡量中医学，目前中医的窘境，只能说明中医学的改革和理论上的提升势在必行，而不是动不动就来全盘否定，也不是动不动就向西医献媚。
二、中医学的思维方式
中医和和西医同为科学，但是它们的思维方式还是存在着差别。古希腊人的科学思想，重理性思考，重逻辑推理；中国人的科学思想，重实际观察，重解决问题。而更深层次的差别在于：希腊人善于抽象的逻辑思维，崇尚推理分析，实质就是积极探索精神。中国人善于具象的形象思维(古代诗歌的发达可以作为一个证明)，崇尚整体思维，实质就是主动适应精神。为此，我们转向研究思维方式。目前，学术界对人类的思维方式有不同的分类：整体性思维与分析性思维、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等。本文在此只要讨论整体性思维与分析性思维这一对范畴。
思维方式就是大脑处理外在信息流的所依据的逻辑运算法则。那么逻辑运算法则是怎么来的呢?黑格尔认为，在宇宙的自然历史中，存在着一种先于人类思维而存在的客观逻辑结构(宇宙本体的理性结构)。由此，他得出结论，人脑中作为主观思维法则的逻辑算法或结构，乃是对这种客观逻辑结构和理性秩序的摹写或模拟。也就是人类的思维方式都是对外在客观世界的某种内在结构深层反映。由此，可以看出整体性思维与分析性思维都是对外在客观世界的某种内在结构深层反映，只不过是反映的角度不一样。也就是说整体性思维着眼于整体，以整体作为出发点；而分析性思维作为局部，以部分作为出发点。整体性思维与分析性思维是相互补充的关系，不能互相代替。有些通过整体性思维得出的合理结论，而在分析性思维看来却是不可思议的。比如说著名的“蝴蝶效应”，基于整体思维的表现形式之一混沌理论的非线性关系的现象，用线性关系的分析思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通常的说法，认为中医学更多的是重视的综合或者整体思维方式，西医学更多的重视分析或还原思维方式。其实这种说法虽然基本上正确，但有待完善。
(一)中医学的整体思维模式之一
前现代社会认为，世界是一种上帝或者宇宙的整一的思想，即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其中任何一部分的改变会影响到其他部分的改变。反过来说，世界的任何变化都能够找到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这种原因不是现代受过教育的人们眼中的科学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不是一种清晰的因果线性关系，而是一种混沌的非线性网络的关系。为了解释这种变化，在中国古代在某些特定的领域就采用了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即阴阳五行学说。
阴阳理论，在统一平衡的基础上又有对立排斥的理论，是中医学上重要理论基石之一。阴阳理论关注的事物整体的状态或者说整个系统良好运作，而不是局限于彼时彼地的牵制，一般占有全局制高点，这样阴阳理论就不可能过分地关注事物部分之间或者系统的元素之间的线性因果关系，必然以一种更为合理的非线性的网络关系观之。中医学认为中医治病就是阴阳平衡调节过程。把阴阳之间的平衡，看作是维系生命的基础。以药物等调节作为手段，使体内失衡的状态恢复平衡。阴阳理论来自于古人对外在客观世界深刻的洞察，并在实践中总结形成的人类改造世界的仅有的几个思维方式之一。阴阳平衡理论来自于实践，其正确的保证在于它是对客观逻辑结构和理性秩序的一种近似的模拟。
如果说阴阳理论企图用阴与阳两元素来构建一个世界，阐释世界在空间维度上的运动和时间维度上的变化，模拟世界的运动和变化，五行学说则以金木水火土等五个元素来模拟和建构世界的运动和变化。从理论上来说，比阴阳平衡理论要精细得多，在解释世界运动和变化就有着更多的合理性。五行说的提出也不能说它完全脱离了对客观世界的观察，春夏秋冬或东南西北中的循环应该是这种思维的原型。
中医学上把阴阳和五行理论广泛地应用于“经络”和“气”的解释上，是使人最容易当作伪科学的地方。阴阳五行经络藏象等理论，自有它的合理性，因为混沌理论和系统控制论都证明了这种思维的具有合理性的一面。
总的来说，中医学上的整体思维方式应该是建立某种程度上对客观世界逻辑结构和理性秩序的摹写或模拟，而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绝对真理，阴阳和五行理论的有它的适用范围。在这点上，我们还必须清醒，即使是真理，由于适用范围的变化，也可能导致成为谬误。阴阳和五行理论用目前西方科学真理标准来衡量，无法解释清楚，并不证明阴阳和五行理论就是伪科学。同样，西方当代科学在艺术或者美学领域的失灵，并不证明西方科学就是伪科学。
(二)中医学的整体思维模式之二
众所周知，一种的思维模式就是试图模拟客观世界的内在结构和秩序，通过对这特定的结构和秩序作为思维的法则来对客观世界现象进行解释，以外在客观世界变化作为信息，来发现变化后面的原因。对于西方科学或者西方医学来说，分析思维就表现为因果线性关系的逻辑模式，对结果的分析以追寻原因。中医学就表现为混沌的非线性网络的关系的逻辑模式，西方科学表示不理解，无法解释。但是中医学的研究者还是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一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说不清楚就表示中医学本身存在一些不足。这点与西医学的思维方式能够阐释自己(即西方哲学中的反思精神)具有极大的不同。而正是因为这些处在中医学意识盲点上的不足，是导致中医学的自身误用或者陷入歧途，也是最容易招致外界非议的地方。
中国古代的思维模式，是中医学思维模式的母体，同属于非线性网络的关系的逻辑模式。法国人类学家列维一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把这种古人的非线性网络的关系的思维方式称为“互渗”。古人错误运用这种思维方式，就产生过一些谬误。古人并没有像现代人那样，根据因果线性思维模式根据结果来追寻原因，而是根据非线性网络的关系的整体思维模式来思考。他们认为系统内某一部分的变化，必然在另一部分找到对应于这种变化的原因。比如，在过去，出门办事不顺利，就会去找原因，当然不是围绕着所办的事来找原因，而是归属于早晨出门时乌鸦的叫声。也就是说，事情没办好是因为听到乌鸦的难听的叫声的原因。这在今天看来很荒唐的事，在古人看来却是理所当然。古代的“厌胜”也是典型的整体思维模式下的产物。所谓的“厌胜”就是用布头或者其他的东西制作一个人体模型，写上被诅咒的人的名字。用针或其他东西损伤或破坏这个模型，期望对模型所受到的损伤同样会施加在被诅咒的人身上，以达到镇住、制服被诅咒的人。古代人认为厌胜能够有实际效果，因此，如果发现有人使用厌胜的方法诅咒他人，将会治重罪。上述对世界的解释，今天看来过于勉强。但是造成这些谬误的原因就在于非线性网络的关系的思维模式的自身不透明性。中医学应该警惕这些误区。由于中医的思维方式的不透明性，导致它的唯一标准就是实践和经验，从理论上无法证明。比如，中医学上有些治疗方式如“吃什么补什么”的说法，就是这种“互渗”思维的具体表现。从西方科学的分析思维角度来看，中医学上的结论这种思维是武断的与直观的。但是，如果从进化论的角度上讲，人与动物是处于同一条进化链上，必然具有机能上和成分上的某种一致，也就是说，中医学在“吃什么补什么”就自有它的道理。对于针灸治病的原理、十二经络等的实质，西方人至今无法用当代科学线性因果关系的逻辑方法予以合理的解释，当然也就无法用当代科学手段证实它的存在。这是中医神奇的地方，但也是中医理屈的地方。
中医学的整体思维方式，部分治疗是以一种朴素的直观为前提。也就是说，这些理论的雇佣，并不是源于中医学上的清醒的认识，而只是出于一种直觉上的判断，虽然用今天的科学观点能够证明它们的某种程度上的合理性。但是，中医学应该去伪存真，以临床实践为标准，来保证中医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有些治疗理论上说不清，应该说不利于中医的发展，因此，中医应该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如此才是长久之计和发展之门。
(三)中医学的分析思维模式
中医学上也存在典型的分析思维方式，在每一幅中药中都是由几味乃至十几味中药合成的，按中医学的说法，每味中草药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功效或主治方向。也就是说中医学下药开处方时，都有自己的原则或者思路，因此中医学的分析思维的思路不可否决掉。中药学基于一种特殊的草药对应于某种症状，这与西医应该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中医学的分析思维使用也就仅止于此，而西方进而对西药的成分进行严格的分析和控制。
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的自身不透明性，才导致有“气”或者“经络理论”这种无法实证的理论作为中医学的基础，才会出现中医学诊断疾病时，依赖于医生的感觉和经验。中医学上的“气”或者“经络理论”至少目前，与哲学上的假设一样，既无法证伪也无法证实。作为哲学上的假设或者概念，这种不食人间烟火也无伤大雅，但是对于一门实践科学来讲，就应该谨慎了。不过，使中医学称为一门具有“合理性”的科学，分析思维模式的功不可没。
西医的分析思维的应用不用多说，其实西医也存
在整体思维的模式。西方古典医学的创始者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就认为血液、黑胆汁、黄胆汁和痰等4种体液构成人体健康和对疾病做出解释的主要载体，为西方古典医学提供理论框架和语汇。这是典型的整体思维的模式。西方历史上存在过的“放血疗法”(bloodletting)其实也是属于典型的整体思维的模式。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很多医生认为血液和血管是许多疾病的重要病因，为了治疗疾病，一些医生动辄就运用放血疗法。这些医生将放出来的血液的外观和变化与生理学和病理学通过“隐晦的推理方式”连接起来。。这些所谓的“隐晦的推理方式”其实就如同中医学上非线性网络的关系的思维模式的自身不透明性一样，产生出错误的治疗方案。就是西医在现代，虽然科目和部门分得很细，但是，西医学的学理研究依旧是包含有典型的整体思维的模式。
由此可见，中医学和西医都有包含有两种思维方式。西医是以整体思维方式为前提条件下的对分析思维方式的彻底贯彻。中医学在以有限地使用分析思维方式的前提下，对整体思维方式的彻底贯彻。因此，两种医学对两种思维的差异的对待，导致了两者的今天的命运。
从思维方式的研究，本文得出中医学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去掉整体思维上的可能误用，以分析思维作为自己的辅助思维手段，逐步清除一些不合理的治疗模式。敏感的读者，也许会发现，中医学这种改变将会模糊中西医之间的界限，从而直接导致中医学被西医的吞没而毁灭自身。但是，中医学作为一门实践性的学科，遵循外在的客观规律和原理是不二的选择，因此，要使中医学获得自己的生存空间，还需另想办
三、中医学的学理假设
在思维方式上，中医学要向西医看齐，因此中医学要延续自己，就不得不找到与西医不同的生存空间。在这里，本文试着以中医学的整体思维优势来提出一种假设，以求使中医学获取一种生存策略。
英国十八世纪的著名医学家威廉·卡伦(WilliamCullen)，认为医学就是预防和治愈疾病的技艺，提出医学应该包括三大体系(Institutions of Medicine)：“一，研究生命和健康的生理学；二，研究疾病的基本原理的病理学；三，研究防病和治病的基本原理的治疗学。”受到上述西方医学三分法的启发，中医学也以一个三分法的假设为前提。中医学是研究关于人的身体状态的科学。在此，中医学的研究对象即人的身体分为三种状况：病态、常态(未病)和真态。所谓的“病态”就是身体的机能失调，影响或者无法满足正常的生存要求。“真态”，就是指身体的各种机能达到非常理想的状态，这种“真态”在实际生活中几乎是不存在，最接近它的就应该属腹中的胎儿了。但是由于身体总是在一种复杂的环境生存，因此，身体的各项机能和状态总是处于与外界不断的适应过程中，动态的适应环境必然会影响各种机能的正常发挥。但是，身体的机能在不停地被动的应付中，虽然没有表现出机能失调的病态，或者身体虽然没有明显的不适，此时的身体机能处于压抑中，这种状态称为“常态”。当然当环境的剧烈变化或者恶化时，表现出严重的机能失调，身体就滑入“病态”。在此，本文称之为“三态”假设。
中医学应发挥传统的整体思维的优势，把人的“三态”当作一个系统来综合考察，把人的“三态”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研究。中医学的研究的落脚点应该放在“真态”上。对于处于“常态”的身体，中医学认为该状态由于偏离了理想的“真态”处于“亚健康”的状态，正是中医学认定“常态”的非理想性，即中医学上最著名的思想之一“治未病”，因此处于“常态”的身体就必须纳入中医学的研究对象之中。中医学在这里其实就是起到传统所谓的养生学的作用，目的在于增强身体的抵抗能力和对疾病的免疫能力。也就是说，中医学把它的目前主攻点放在预防疾病和增强体质的研究上来。只有，当身体无法抵抗外界的恶劣的变化时，而滑入“病态”，才进行中医学的第二个领域治疗疾病。也就是说，中医学把它的另个主攻点放在疾病治疗上的研究上来。在对疾病的治疗方面，中医学不应该忌讳中西医之差别，凡是西医有定论的拿来就用，同时在面对新的疾病和病理，中医学也应该当仁不让迎接挑战。
其实，上面已经暗示出了中医学复兴的步骤：第一步立足，寻找到自己的理论基础，确定自己预防疾病的主攻方向，暂时避开西医的锋芒，争取到自己的生存空间。预防疾病，节约医药成本和增强民族体质等，对我们的泱泱大国而言，它的重要意义无需多说。而且，中医学拥有一个可以开发的传统文化资源库。比如传统的养生学、气功和武术等等都可以纳入中医学的研究范围。本文认为，中医学要打翻身仗，传统文化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包括藏医也许是一个可以依托的平台。在面对传统文化，中医学应该拿出西医学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尽量把一些模棱两可的不确性的东西清晰化，把中医学推上科学的轨道。在第一步站稳脚跟之后，也就是说找到自己的根据地后，才可以谈得上与西医进行竞争。本文强调的一个观点，西医学的任何有科学依据的设备、理论和研究方法都应该毫无犹豫地用中医学的理论来规范它们，之后纳入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之中来。把西医纳入到中医学体系中来，充当中医学的一个部门或分支的这种设想，凡是西医学上的任何理论和研究方法都本身就属于中医学的范畴，不存在所谓的中西医的差别，中医学可以轻松化解危机，同时可以在西医学前面争得绝对的主动权。
四、结语
中医学是华夏祖先遗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把它发扬光大。即使在目前不能发扬光大也要让它平稳地维持下去，让我们的后人去把它发扬光大。也就是说，至少不要让它毁在我们手里。如果中医学的失传，首先就是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的一个重创，其次，是对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文化自信心的严重打击。它在中华民族的心理造成的创伤，不会亚于鸦片战争所带来的心理创伤。在鸦片战争中，中华民族没有对西方列强的完全地屈服。中医学的存亡，也许就意味着中华民族文化对西方文化彻底地屈服。这是每一个炎黄子孙不希望看到的情况，中医学的复兴也不仅仅是中医学学界的任务，也是每一个处在西医学学界从业的炎黄子孙的责任，同时也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无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和使命。但是，中医的生存主要力量还是在中医界的人士，正如张灿岬先生所说：“亡中医者，中医也，非西医也。”不是说中医学界没有期望中医复兴的良好愿望，而是指中医学界缺乏从理论上发展的学术人才和梯队。最要谨慎的是，中医不是被沉疴击垮，而是在争吵声中被拖死。
编辑 颜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