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在人文主义、新教和清教教义的影响和推动下，英国的王室成员、贵族官僚、商人、乡绅、约曼农等社会各界人士，为了打破教会对教育的垄断地位，改变人才培养的模式，扩大受教育的对象和范围，纷纷捐资创办文法学校、大学学院，捐赠图书、设立奖学金，增开公开讲座，掀起了一股教育捐赠的热潮。教育捐赠的结果使得文法学校的数量增多，大学的办学条件有了改善，这不仅推动了英国教育的发展，也极大地改变了英国的社会面貌，并对英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英国；教育捐赠；文法学校；大学
[中图分类号]K5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7-0127-06
喻冰峰（1975-），男，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文化史。（四川成都 610064）
近代早期，特别是在16世纪至17世纪上半叶期间，一股私人捐赠教育的“办学热”在英国蓬勃兴起。与中世纪主要由教会创建学校不同的是，这一时期教育的创办主体是俗界人士。教育捐赠的结果使得文法学校的数量增多，大学的办学条件有了改善，极大地扩大了受教育的对象和范围，以致英国教育史研究专家斯通将1560-1640年间英国出现的教育变化称之为“教育革命”。
一、近代早期英国教育捐赠的兴起
（一）对文法学校的捐赠
文法学校起源于中世纪。最初为了传播基督教和培养新一代传教士，英国教会创办了大教堂学校（cathedral School）、修道院学校（Monastic School）和教区学校（Parish School）。这些学校都以教授拉丁文法为主，且都附属于教会。从15世纪起，由私人或慈善团体捐赠的一种不受教会控制的文法学校开始兴起，到16、17世纪，这种捐赠文法学校（Endowed Grammar School）便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据乔丹统计，在1480-1660年间，英格兰的10个地区用于文法学校捐赠的资金高达448899英镑8先令。宗教改革时期的20年间，用于资助文法学校的资金高达29000英镑。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的40年间，共有72736英镑13先令的资金用于建立文法学校，远远超过了过去80年对学校捐赠的总和。这一时期的教育捐赠在1620年达到最高峰，该年用于文法学校捐赠的资金近100000英镑。在10个被调查的地区中，既有伦敦这样的富裕大都市，也有西部较贫穷的萨默赛特郡。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教育捐赠不仅数额大，而且波及的面也很广。
由于私人的大量捐赠，英国文法学校的数量迅速增加。“在十六世纪，伦敦创办了三所大规模的文法学校，即圣·保罗文法学校、威斯敏斯特文法学校和泰罗文法学校。”到16世纪末，几乎每一个城镇都有一所文法学校。至17世纪70年代，克利斯多福·威士的调查报告认为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文法学校统计总数大约为700所。
王室对私人捐赠文法学校给予了大力支持。很多私人捐赠的学校在获得女王的特许状后，纷纷以女王学校命名，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的40年间，英国出现了100所以女王学校命名的私人捐赠文法学校。
在文法学校数量得以扩展的同时，文法学校的图书馆也由于私人的捐赠而得以建立。这一时期，许多城市里的文法学校都有图书馆，并且有书供出售。现存资料表明：在斯雷伯里（shrewsbury）、佛雷斯德（Felsted）、圣阿拉巴（st Alabn’s）、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文法学校里，都有图书馆，其中有些图书馆是由捐赠建立起来的，如阿巴拉汉姆·科尔弗（Abraham Colfe）由雷维斯汉姆（Lewisham）文法学校的老师捐赠了图书馆和房子。
捐赠者为了鼓励学生在上完文法学校后继续深造，通常还在文法学校设立大学奖学金，通常交由学校董事会或独立的托管会，如城镇法人团体负责管理。
（二）对大学的捐赠
尽管与文法学校相比，大学从教育捐赠中获利要少，但由于社会各界人士的捐赠，大学的办学条件在此期间也有了极大的改善。这主要表现为学院和图书数量的增加、校舍的修建和许多新讲座的开设。
首先，由于得到了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捐赠，无论是牛津大学还是剑桥大学，学院的数量都有了大大的增加。在16世纪期间，牛津大学共有布拉斯诺思学院、基督圣体学院、基督教堂学院、三一学院、圣约翰学院和耶稣学院六所学院因得到捐赠而建立。同期的剑桥大学也有七所学院因得到资助而创办。它们分别是基督学院、圣约翰学院、莫德林学院、三一学院、贡维尔与凯斯学院、伊曼纽尔学院、西特尼·苏塞克斯学院等。
其次，大学的图书馆也获得捐赠，图书的数量有了大量增加。在1582年时，剑桥大学图书馆的总藏书只有300卷，写本150卷；16世纪后期，由于获得多批赠书，其中坎特布里城的大主教巴克尔（M·Parker）捐赠了100卷，使图书馆的藏书量开始有了缓慢的增长；到1650年时，剑桥大学藏书约有1000卷；写本400卷。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后，剑桥大学由于受到皇家的关注，图书馆又获得多批的捐献和遗赠。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英国波德莱（Bodleian）图书馆，也是那时人们对高等教育投入极大热情下的产物。该图书馆是由波德莱（Bodley）于1598年在牛津大学建立，历经15年捐巨资而建成。此外，他还首先把自己多年积攒的1300件抄本捐给了该图书馆。
为了打破神学在大学里的垄断地位，丰富大学授课内容，捐赠者还专门设立基金，资助新讲座的开设。像几何、天文学、道德哲学、古代史、解剖学和音乐等各种公共讲座在大学里都有开设。亨利八世捐资分别于1540年和1546年在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设立了希腊语、希伯来语、民法、神学和医学5个钦定讲座教授席位。
此外，捐赠者也为在校大学生、研究生设立奖学金。如1615年外科医生斯蒂文·珀斯在剑桥大学的贡维尔与凯斯学院设立了六个研究生和六个本科生的奖学金。
在得到社会捐赠后，一些学院也注重加强教育设施的改善。如1616年起，埃克塞特学院用社会捐赠的款项，建立了新的宿舍、教堂、礼堂及改善厨房等。
在教育领域，除了对文法学校和大学进行捐赠外，慈善事业的捐赠者还在一些诸如考文垂、诺威奇、布里斯托和莱斯特等的大城市里，创建了第一批公共图书馆，以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进行阅读。
二、近代早期英国教育捐赠的主要群体
到了近代初期，虽然传统的宗教势力依然在投资办学，如1517年，温彻斯特主教理查德·霍克斯（Richard Fox）资助创办了牛津大学的基督圣体学院。但他们由于财力有限且捐资并非固定，因此并不构成这一时期教育捐赠的主体。该时期的捐赠群体主要包括王室成员、贵族官僚、商人、乡绅和约曼农等。
在王室成员中，亨利七世的母亲玛格丽特夫人和亨利八世在教育捐赠中都起到了表率作用。玛格丽特夫人于1506年在剑桥大学资助创办了基督学院。1542年亨利八世提供了800英镑的捐赠在肯特郡的罗彻斯特建立了一所皇家文法学校。此外，亨利八世还捐资在剑桥大学创建了神学院，重新组建了牛津大学的基督堂学院。詹姆士一世时期，王室以土地捐赠的形式，建立了六所王室学校，其中一所在1684年发展成为提供高等教育的基尔肯尼学院（Kilkenny College）。
其次，贵族官员们也积极参与教育捐赠。1555年，皇室官员托马斯·波普爵士在被废弃的牛津大学达勒姆学院的建筑物里建立了三一学院。在剑桥大学，信奉清教的财政大臣华尔脱·密特梅，于1584年利用亨利八世解散的寺院建立了伊曼纽尔学院，学院一建立便成了传播激进宗教思想的神学中心。苏塞斯伯爵夫人～1596年拿出其2/3的遗产资助建立了西特尼·苏塞克斯学院。
当然，在此期间，“教育慈善事业的最大捐赠者是商人阶层，特别是伦敦富裕的企业家和批发商。他们不同于绅士阶层的特点是有较多的流动资金，有为慈善事业捐赠的实际能力”。例如，1601年，英国德文郡呢绒商彼得·布伦达死后，根据其遗嘱，将其所留下的4万英镑财产全部用于发展教育和社会慈善事业。大商人托马斯·格勒善在伦敦建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格勒善学院。伦敦商人托马斯·怀特爵士出资建立了圣约翰学院，此外他还建立了成衣商学院。大商人托马斯·萨顿于1611年去世时，他将自己价值4836英镑年金的地产和超过50000英镑的其他资产全部捐出，用以建立查特豪斯文法学校。
乡绅构成了这一时期仅次于商人的又一主要捐赠群体。乡绅是英国封建社会中晚期出现的新兴资产阶级代表。他们或是在宗教改革期间，购买了修道院的土地，或是在经商致富后在农村购置了田产，从而摇身一变，成了新兴土地贵族。他们由于财力雄厚，也往往热心于教育捐赠。如1610年萨默的乡绅为西部农民建立了沃德姆学院。1642年阿宾登的牧场主和伯克希尔的牧师共同捐赠出一批建筑物，建立了潘布洛克学院。又如著名的塞德利家族在肯特郡的南福利特和兰开斯特郡的沃姆丹姆，各创建了一所免费文法学校。
为了使当地的孩子们能够接受教育，逐渐富裕起来的约曼农也纷纷筹集资金创办学校。例如，1511年，肯特郡的约曼农威廉·皮特、理查德·皮特、理查德·布莱克鲍依等人，将一份价值100英镑的土地捐出，作为对塞维诺克文法学校和济贫所的支持。1593年在剑桥郡的灵哈姆地区，102个居民将筹集到的102英镑7先令8便士的资金，用来资助成立本地的文法学校。沃里克郡索里哈尔的居民在1615年为当地学校的教师建造了住宅。此外，约曼农还利用多余的资金在大学里为贫穷的学生设立奖学金。
综合以上分析可见，近代初期，英国的各个社会阶层对支助教育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
三、近代早期英国教育捐赠兴起的人文因素
教育捐赠在此时英国的蓬勃兴起，显然与英国近代经济的发展、统治者对教育捐赠的鼓励和支持、社会各阶层接受教育的渴望日益强烈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除这些因素外，人文主义与宗教改革在英国的兴起及其带来的深刻思想文化变革，对于推动教育捐赠的兴起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人文主义对英国教育捐赠的影响
人文主义者从批判经院主义出发，提出了以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作为课程核心内容的主张，强调通过对古希腊罗马文学、音乐、绘画、体育、历史等课程的学习来促成人的身心全面发展。人文主义者重视教育对个人发展的作用，他们认为只有通过教育，个人才能拥有美德，才能获得身心和谐发展。人文主义者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全面发展的、尽善尽美的人为现实社会服务。教育不仅应为上帝服务，也要为国家和个人服务。如埃利奥特（Thomas Elyot）主张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绅士而非学究。可见，“人文主义教育与中世纪教育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就是世俗色彩的增强与宗教色彩的减弱”。
为了推动人文主义在英国的传播，英国王室还聘请了人文主义学者来英国讲学，如亨利八世聘请了西班牙学者维夫斯（Juan Luis Vires）和尼德兰学者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来讲学。15世纪末16世纪初，在欧洲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英国也诞生了一批人文主义者，其中著名的有林纳克（Thomas Linacre）、科利特（John Colet）、埃利奥特、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等。他们不仅热情地呼吁教育改革，并且身体力行，捐资创办学校，推行教育改革。例如科利特捐出了他父亲所有的财富来创办圣保罗文法学校，并且聘请其好友里利（WilliamLily）担任首任校长。科利特注重对老师的训练与新教材的使用，里利编写的《里利文法》，后来成了英语世界中流传最广、使用最久的拉丁文法书。科利特声称，他建立学校的目的在于既增进孩子们的知识又加强他们对上帝和耶稣基督的虔诚，使之成为好的基督徒。圣保罗文法学校是按照人文主义思想进行教育的典范，后来成了许多文法学校创办的样板。
（二）新教对英国教育捐赠的影响
美国著名哲学家亨利·艾伦·莫（Hey Allen Moe）曾就宗教与慈善事业的关系作过精辟的概括：“宗教乃慈善之母，不论是从思想上、还是产生过程中，莫不如此。”可见，慈善事业受宗教的影响极大。
新教的教义包罗万象，牵涉到各个领域。在教育领域，新教教义继承和发展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但更强调教育的群众性和普及性。马丁·路德提出了“因信称义”说，认为信徒只有在内心虔诚地信仰上帝，一切罪过才可以得到赦免。信徒可以通过阅读圣经，无须任何中介，便可与上帝进行直接的交流。因此在理论上，从宗教平等观中就可以推演出一种受教育权利的平等观。这种新的教育观在客观上要求每个人具有阅读圣经和参与教会事务的能力。那么强迫人接受一定的教育就成为实现这一宗教目的的基本手段。马丁·路德认为：“当权者要求其臣民送他们的孩子上学念书，是义不容辞的……他们有权命令臣民中身强力壮的人，在战时拿起步枪和长矛，爬上城墙，或者在危急时刻要求他们做任何事情，那么，他们又是多么有理由应该强迫人民送他们的孩子上学。”
新教虽然推崇通过《圣经》与上帝进行直接的交流，但善行对于信徒的救赎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在某种意义上，善行甚至被看做是成为上帝的选民、获得上帝拯救的必要条件。
在英国，信奉路德教的人数虽不多，但路德的思想和无数的新教书籍迅速渗入到英国的剑桥、伦敦和法律协会。甚至通过安妮·博林和她的亲朋挚友的干预，传到了亨利八世的宫廷。
新教教义在英国的传播使得很多大商人和乡绅在经济活动中发家致富后，为了祈求“上帝”宽恕自己的某些行为，以求净化灵魂，来确保死后灵魂的安宁，很多人都愿意在临死前将大量的财产捐出。约克大主教爱德温·森迪斯（Edwin Sandys）在1580年指出：“所有的新教徒都是基于善良和神圣的目的而创办学校的。”
（三）清教对英国教育捐赠的影响
与马丁·路德不同，加尔文不仅提出了普及教育的主张，还要求国家开办公立学校，实行免费教育，即要使所有的儿童都有机会接受教育，学习基督教教义和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知识与技能。他认为实施普及教育和免费教育，不仅是为了促进宗教信仰，也是为了世俗国家的利益。加尔文认为利润是上帝对于那些忠实地从事自己职业的人赐福的证据，劳动和利润的目的不是纯粹为了自己的私利，他只能把供应自己所需的那一份留下来，所有剩余的财富应当用在公用事业上。
16世纪中叶，加尔文主义在英格兰广为蔓延。信奉加尔文教的英国清教徒并不要求每个人都要上大学，或者掌握拉丁文，但主张每个人都要学习。清教徒不仅想消除贫穷和苦难，而且还力图根除产生贫困的根源，进行社会变革。他们主张抛弃中世纪教会通过发放救济物对穷人进行救助的传统慈善方式，主张通过建立基金会的方式，来确立一种持续稳定、高效率的救济。
清教伦理强调通过发展教育的方式来帮助穷人，是富人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清教团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高民众文化水平。它确立了涵盖初等教育、高等教育以及研究机构的全方位国家教育体系计划，并将其中部分付诸实施；它要求辖区各郡都建立免费学校，以确保清除文盲；它在各地广建清教模式的学校。”伊利主教曼特尔·沃恩（Matthew Wren）指出：“除了在大家所熟知的大学学院外，清教徒几乎在国家的每个角落都创办了学校。”
清教徒对创办学校的狂热精神，以及在具体实践中树立的光辉榜样，都不可避免地会对英国社会各个阶层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清教徒在英国遭到迫害后，又将对教育的热情带到了北美大陆，进而推动了美国殖民地时代的教育发展。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人文主义和新教教义在教育领域里的主张虽有不同，但都强调对教育进行变革。两股思潮交相辉映，共同熔铸的一种文化氛围不可避免地会给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巨大变化。受人文主义和新教教义的影响，社会各阶层，特别是新兴的社会阶层，商人和乡绅，他们不仅要求打破教会对教育的垄断地位，改变教会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而且要求改变传统的慈善救助方式。这样，在新教教义将劳动视为人生的目的，反对不劳而获的宣传下，一种能够帮助孩童获得知识和技能的学校教育，便成为慈善捐赠的首选。
四、近代英国教育捐赠的社会意义及影响
教育捐赠不仅给英国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而且对英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一）增加了教育资源，扩大了受教育的对象和范围，提高了英国民众的文化水平
学校的创办增加了教育资源，到17世纪30年代，绝大多数集市城镇都有提供基础教育的文法学校。如肯特郡以及坎特伯雷大主教辖区，在1600-1640年已有一半的教区和市镇设有文法学校。同期的莱斯特郡，有12个城镇和70多个村庄设有学校。约克郡在1480-1660年间创建了103所学校，其中1/4的学校建立在小乡村里。在教育捐赠的影响下，从16世纪50年代开始，牛津、剑桥两所大学的人数急剧上升，1580年英国大学生的人数共有3000名。1610年以后，大学生的数量又有一次新的扩展。到17世纪30年代，大学生人数达到了顶点，超过了4000人。这个数字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被突破。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国教育获得整体发展的同时，各个阶层享受教育的机会则是不一样的，并呈现一种随着社会阶层的下降而递减的趋势。如在科尔切斯特（Colehester sch001）文法学校，1636-1645年入学的165名男孩中，31%来自绅士家庭，20%来自教士或专业人士家庭，37%来自富有商人家庭，12%的学生来自于约曼农家庭，没有一个是来自农夫家庭的孩子。另外，不管是承担初中等教育的文法学校还是高等教育的大学，能享受教育的都只是男孩，女孩则完全被排斥在学校教育之外。
尽管如此，学校数量的增加，受教育对象和范围的扩大，无疑有助于英国大众文化水平的提高。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剑桥郡的威灵哈姆在当地创办了一所文法学校，经过不到一个世纪的发展，当地的识字人口从25%发展到74%。此外，“随着民众识字人口的增加，即便不识字的人也有更多的机会通过与社会地位相近的有识读能力的人的交往而受到间接书面文化的影响”。
（二）打破了教会对教育的垄断，世俗力量加强了对教育的渗透，使英国教育朝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
在中世纪，英国的教育深深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天主教会几乎垄断了一切有组织的教育。教师大多由牧师担任，学校校长由主教任命，学校依附于教会或教堂，各级学校以神学教育为主，培养的学生主要是为神学服务，学生毕业以后大多成为教士。随着教育捐赠的出现，天主教会控制教育的局面被打破，世俗人士开始参与到教育系统的建设中来，并使英国教育朝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具体表现为：首先，在教学内容上，语法教学思想渗透到英国教育的各级机构，打破了神学的统治地位。各地建立的语法学校不但提供基本的读写能力和进人大学深造的中介教育，还开设了包括写作、记账和世俗就业所需的技艺课程。在高等教育领域里，牛津、剑桥大学推行导师制，开设了古典文学、逻辑学、修辞学和近代语言等课程，设立了一些自然科学如数学、几何、地理、天文学等讲座。其次，在人才的培养目标上，改变了此前以培养教士为唯一目标的传统。在中世纪，教会学校和大学都被看做是培养教士的阵地，以致长期以来，许多富裕家庭的家长由于担心自己的儿子被劝说去担任圣职或加入修道院、托钵修会，都不愿将其长子送入大学学习。宗教改革后，随着修道学院的解散，以及国家行政事务的发展，这种传统观念逐渐淡化，他们纷纷将儿子送入大学学习，以致雷蒂默（Latimer）主教在1549年4月的一次法庭布道会上声称：“在学院中，学生都是来自较富裕的家庭，他们的父亲并不指望他们成为传教士。”
（三）使一些学而有成者获得了向上层社会升迁的机会，从而增强了社会的流动性
在中世纪，贵族可以凭借其出身的高贵而获得进入政府部门的特权；手工业者和商人往往是通过父亲将技艺和家产传给儿子，来实现子承父业的更替；农民则必须充分依靠全家的劳力，努力从事田间耕作，才能勉强维持温饱，各个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很小。自近代社会后，随着社会事务的日益复杂，出现了许多新兴的行业和部门，而这些新兴的行业和部门往往要求从业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这时，富裕的商人、乡绅和约曼农纷纷将其孩子送入文法学校和大学接受文化教育，为其今后的生计进行智力投资。一些家庭穷困的孩子也可以通过进入免费文法学校的方式接受初中等教育，少数学习成绩优异者还可以获得奖学金，进入大学继续深造。另外，大量的贵族子弟涌入大学也为平民子弟进入大学提供了便利，许多平民子弟往往以贵族绅士的仆人或半工半读的减费生（sizar）的身份，获得进入大学学习的机会。
这样，无论是在文法学校里学习到的拉丁文、读写算等知识和技能，还是在大学里接受的高等教育，都为他们改变原来的社会地位，实现向上层社会流动和获得更多的职业选择提供了可能。如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理查德·威尔斯在谈到自己所受过的教育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关系时说到：他在格洛斯特城（Gloucester）一所免费文法学校学到了他所需要的一切，之后还成为那里的一位教师，教师是他整个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大学毕业后，他放弃了教师的职业，先后充任了许多贵族甚至国玺大臣的秘书。
许多大学生在毕业后，或加入教会，成了教士；或进入法律界，成了律师；或进入政府部门，成了政府官员。如在1563年的英国下议院中，420名议员中有67人在牛津或剑桥学习过，1584年议会中，在牛津或剑桥学习过的人数增加到145人，而到1593年，增加到161人。在17世纪上半叶的议员中，有一半以上的下院议员受过大学教育。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一定的正常流动，不仅使社会的中下层人士获得了上升的机会，有利于其才能的发挥，同时也有利于社会矛盾的减缓。
从长远来看，伴随着教育捐赠而带动的文化教育发展，也为17、18世纪英国经济的发展，近代科学与工业革命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正如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所说：“十七世纪英国的文化土壤对于科学的成长与传播是特别肥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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