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为适应经济新常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重大战略举措。鉴于此，本文在总结国际不平等交换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现状和国际不平等交换的特点变化，最后给出了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在对外贸易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可能方向。
关键词：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进出口贸易
引言
国际不平等交换问题一直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尤其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国际不平等交换出现了新的现象和新的特点，表现形式更加隐蔽和复杂化。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融入到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回顾中国对外开放的历程，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到1994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前，对外贸易主要是政策导向的出口扩张以进行创汇；从1994年到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贸易更多的和世界经济进行接轨，成为“开放经济”，但是并未形成全面完善的开放体系；2001年之后到今天，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已经开始深入融合，而且开始主导参与制定对外经贸规则。在中国对外贸易的实践中，先后经历了不公平贸易下的国际不平等交换到公平贸易下掩盖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由关税壁垒到技术性贸易壁垒和救济措施的国际不平等交换。本文首先回顾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然后对中国的对外贸易现状和特点进行分析，最后给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建议。
国际不平等交换研究概述
国外学者关于国际不平等交换问题的研究主要有劳尔·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并推广到实践中的拉丁美洲结构主义、伊曼纽尔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萨米尔·阿明的“依附理论”以及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普雷维什（1949）向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递交了一份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系统和完整地阐述了他的“中心—外围”理论，其认为国际分工是由发达的工业中心国家与为中心国家提供基本初级产品的外围国家两个部分组成，在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国际交换中，由于中心国家的技术进步以及对工业制成品的非均衡增长，导致中心国家的工业制成品价格提高，外围国家的初级产品的价格下降，最终的结果是外围国家的贸易条件不断地恶化，加剧了国际不平等交换。伊曼纽尔（1972）在其著作《不平等交换——对帝国主义贸易的研究》中，将国际不平等交换区分为狭义的国际不平等交换和广义的国际不平等交换。其认为广义的国际不平等交换源自于工资相等而资本有机构成不等，狭义的国际不平等交换源自于工资不相等和资本有机构成不相等，伊曼纽尔将工资作为唯一的变量证明了发达国家的高工资一部分是掠夺了发展中国家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所以从伊曼纽尔的角度来看，各个国家之间工资率的差异是造成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唯一原因。萨米尔·阿明认为一个国家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是由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来决定，中心国家由于存在所谓的“五大垄断力”——技术垄断、对世界金融市场的金融控制、对全球自然资源开发的垄断、媒体和通讯垄断以及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垄断，阻碍了外围国家工业化对外的影响，其结果就是出现了新的等级秩序，全球收入分配比过去更加不平等，外围国家处于从属地位，两级分化严重。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成为关注点，其认为现实中市场的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并非是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下，因此提出了两个干预贸易的论点——利润转移论和外部经济论，在此基础上提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国内学者关于国际不平等交换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形式和原因上。張雷声（1995）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是等价交换的，但是这只是一种形式，国家之间由于劳动生产率、劳动强度的不同，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较少国别价值的商品换取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商品，及国际贸易中平等的交换形式掩盖的内容和结果是国际不平等交换。张丽（2008）认为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必然结果是中心-边缘，主导-附庸，有权利等级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产生，拥有资金和先进技术的国家或者地区明显占优势，通过国际不平等交换得到其他国家的剩余价值。聂志红（2008）认为只要存在国际垄断因素就会存在国际不平等交换，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和垄断因素的存在，工资就会有别国差异，国际不平等交换是生产力国际均衡发展现象。李真、马艳（2011）以实证的角度，构建多因素诱导模型，通过对英国、美国、韩国、日本、印度、墨西哥六个国家的实证数据进行检验，得出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原因是由于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导致工业生产内部固定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国际经济制度权利三个方面。
中国对外贸易的现状
自美国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以来，外部需求增速减缓，逆经济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虽然在参与国际分工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提高了总体经济实力，但是仍旧有一些不足。根据2016年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来看，中国对外贸易的现状如下：
进出口总量方面。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如图1所示：进出口总额由1996年的24133亿元上升到2016年的243386亿元，2016年进出口总额是1996年的10倍还多，其中出口金额为138454亿元，进口金额为104932亿元，出口金额与进口金额比例是1.3：1，保持适当的贸易顺差。进出口在快速上升的趋势中有两个下降的拐点，其中2009年进出口的“双降”是由于以雷曼兄弟破产为标志的美国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全球经济下滑；2015年以及2016年的出口下降是由于全球经济并未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走出来，仍处于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全球经济步入低迷期，中国对外贸易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面临更多的不确定、不稳定影响因素，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进出口结构情况。2016年中国仍旧是以机电和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其中机电产品占总进出口总额的57.7%，为79800亿元人民币；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占进出口总额的20.8%，为28800亿元。在进口方面，铁矿石、原油、铜等大宗商品进口量保持增长，主要进口商品价格仍处于低位但跌幅收窄。2016年，中国进口铁矿石10.24亿吨，增长7.5%；原油3.81亿吨，增长13.6%；煤2.56亿吨，增长25.2%；钢材1321万吨，增长3.4%；铜495万吨，增长2.9%；成品油2784万吨，下降6.5%。同期，中国进口价格总体下跌2.1%。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如表1所示，中国出口主要集中在机械及运输设备上，初级产品原料的出口已经降低。
进出口地区分布情况。2016年中国的对外贸易依照各洲划分，如图2所示，出口第一的洲的是亚洲，然后依次是北美洲、欧洲、拉丁美洲、非洲、大洋洲；进口的顺序依次为亚洲、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和非洲；2016年除了对大洋洲贸易逆差之外，都保持着贸易顺差态势。就典型国家而言，目前中国的对外贸易进出口的主要大国为美国、日本、俄罗斯。2016年对美国进出口总额为5785.9亿美元，占中国贸易总额的14%；2016年中俄双边贸易总值是4591.5亿元，增长8.7%；对日本双边贸易进出口总值是18200亿元，增长5%，占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7.5%。日本是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其中对日出口8527.5亿元，增长1.3%，自日进口9627.5亿元，增长8.5%，中国对俄出口2463.2亿元，增长14.1%，自俄进口2128.3亿元，增长3.1%，贸易顺差334.9亿元，扩大2.5倍。除此之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增长，2016年中国对波兰、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以及印度出口依次增长11.8%、11%、9%和6.5%。
中国对外贸易的特点
金融危机深入调整时期，国际不平等交换已经有所好转，由绝对的国际不平等交换转变为相对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由明显的国际不平等交换转变为表面上平等掩盖实质上不平等的国际交换，出现了更多新的特点，主要是通过资本输出的变化、贸易规则的制定、科技优势来进行国际不平等交换，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
跨国资本输出随成本迁移。资本输出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之一，而资本输出最主要的载体为跨国公司，发达国家一般将科技含量较高的日用品和工业品的生产布局在发展中国家，国内仅保留高精尖科技产品的研发和生产部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随着中国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开始转向越南、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中国的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份额被东南亚市场挤压。
制定贸易规则、政治化倾向明显。欧美等发达国家通过推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等高标准的国际贸易规则，既有强制性的法规壁垒也有自愿性标准壁垒，试图对中国经济加以一定范围的遏制。根据商务部数据可以得到，2016年中国共遭遇了27个国家地区发起的多达119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总共涉案金额为143.4亿美元，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同比分别增长了36.8%和76%，贸易救济案件数量达到历史高点，而且终裁税率普遍较高。除此之外，贸易摩擦的领域开始扩大化，不仅涉及到传统的农产品、制造品，也扩张到了保险、政府采购、电信准入等多个方面，同时贸易摩擦的手段也更加的多样化。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科技优势维持国际不平等交换。发达国家通过本国企业的技术优势和垄断，生产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高精尖产品，并以“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以远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在全球市场上进行销售，而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低端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中的第三驾马车“出口”则主要是出口大量的工业制成品和低附加值产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技术优势主导了国际不平等交换。
基于国际不平等交换的中国对外贸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向
针对中国对外贸易现状和特点研究，在对外贸易方面仍然存在着国际不平等交换，尤其是伴随着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就任新一届的美国总统，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进一步调整，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所以中国对外贸易必须从供给侧进行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侧重质的发展和增长方式的转变。
对全球各经济体区别对待，优化进出口结构。在对外贸易中，需要对全球各经济体区别对待，针对各经济体的比较成本优势制定相应的贸易政策和出口产品。除此之外，中国的贸易质量和贸易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需要推动税收和收费机制的改革，出台高新技术产业、新兴战略产业、特定制造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小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企业研发费用的补贴，在最大的程度上优化进出口结构，使中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以量取胜转变为以质取胜。
加快“一带一路”建设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实施。在“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新格局下，中国迫切需要从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加快中国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速度。“一带一路”借用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符号，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政府所提倡的多边合作机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之路”的简称。除此之外，要加强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试先导的功能，进行简政放权，降低企业的出口成本，增强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由国有企业带动民营企业“走出去”在世界市场中立足。最后要强化风险防控，确保中国和沿线国家经济安全。
培育创新能力提升，提高出口技术含量。调整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构建以中国区域价值链为主导的贸易以及投资体系，打开对外贸易开放新格局，促进中国创新能力提升的外部环境，同时加强创新法制建设，推动企業成为创新主体，调动社会各个方面参与创新的积极性，进行品牌创新，提高出口供给质量。
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原因之一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制定相应的国际规则引导贸易的进展，中国目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实力和能力参与到国际规则的制定中，对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贸易规则进行否定，只有这样才能扭曲中国在对外贸易中的不利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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