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团结亦喜亦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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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国官方的规定,无论是在中国国内的公共领域,还是在对外关系之中,与民族相关的一切事务都应受到严格的管理。中国政府致力于营造一幅民族和谐的画面,并通过对民族事务的严格控制减少民族冲突的出现。不过,尽管做出了种种努力,近年来发生的几起暴力事件还是暴露了这一方式存在弱点。

民族问题是中国政治的重要断层线。冲突越来越集中于各民族群体之间日益突显的收入与机遇鸿沟、部分群体对更大自主权的渴望,以及深刻的文化失落感。在国际上,中国的民族相关问题也引发了关注,并常常导致与其他国家的摩擦。

文化管理:求同存异

目前,中国国内对民族事务的宣传专注于构建民族团结、避免民族冲突。宣传的主题突出的是,中华民族——由55个少数民族和汉族组成——是“一家”,尽管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国家民委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管理并支持这些文化传统。对文化进行“管理”,是中共的一项长期政策,因为文化差异可能会导致误解,甚至是民族冲突。此外,还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对党和政府怀有敌意的群体也可能将文化作为构建反对势力的工具。负责管理汉族文化活动的是文化部,与少数民族相关的文化活动则由文化部和民委协调管理。

和中共传统的宣传工作分工相一致,民委还负责对少数民族的传统运动和医学进行管理。运动和卫生部门一直是中共宣传体系的一部分,这反映出,党不仅仅想改造中国的政治肌体,还想改造中国公民的肌体。民委组织年度的体育赛事,在这些赛事上,非汉族的传统运动项目得以展示和推广,其中,有些运动项目还被纳入了全国性的体育赛事。类似的,傣族、蒙古族、藏族和维吾尔族都具有自己的医学传统。民委负责监管医药领域,确保传统医学符合标准,并被人知晓,能够在实践中应用。

对于保持文化差异,语言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国这种情况尤为突出。在毛泽东时代,政府需要有效地向所有人传达政策,不管他们的母语是什么。因此,在1949年之后,中国民族事务的新管理者的早期任务之一就是,研究并改革少数民族的书面语言;对于一些自己没有书面语言的少数民族,则要从他们的口头语言中创造出新的书面语言。一旦少数民族的书面语言经过了改革和发展,下一个任务就是教育新一代能用这些语言工作的干部、记者、编辑和教师。北京民族大学以及地方上的民族学校,就担负着这项任务,甚至直到今日,这些机构还继续扮演着这一角色。

同样,从1950年代后期起,中国政府的政策开始强调少数民族学习普通话的必要性,这样才能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这个总体之中。政府在许多主要城市建立了寄宿学校,在西藏和新疆这样的少数民族重镇为尖子生提供全面的普通话教育。然而,尽管出于良好的意图做出了种种努力,直到今天,中国部分最桀骜不驯的少数民族汉语能力的不足,依然是治理的难题之一。

根据官方的信息来源,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缺乏足够的财政资源,来投资兴办高质量的双语教育,在中央政府对于少数民族事务宣传政策的其他方面,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不过,更精确地说,这反映出了中央政府其实并未将这些目标当作当务之急。

话语争夺战

民委、统战部和中宣部等部门在工作上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会定期发布详细的有关如何展现少数民族状态的指示。这些指示规定了公众能够获得的信息的范围,为争论定下了基调,建立了规范的用语,并决定哪些主题应该被强调、哪些应该被忽视。

作为规则,所有与民族和宗教相关的问题必须受到严格的管理,并不惜代价避免争议的出现。中国的出版机构和新闻媒体不能发表来自于网上的有关民族和宗教事务的外国材料,既包括国外的媒体报道,也包括国外的书籍。不过,虽然原则上的规定如此,但实践却可能千差万别。

与民族和宗教相关的时事必须遵循中央路线。独立报道是不被允许的。对于这一主题的出版物也受到严格控制,避免导致或是激化社会紧张。尤其受到批评的是那些在讨论“传统文化”的伪装之下,宣扬“封建和腐朽文化”的出版物。新闻媒体和出版机构不得出版任何可能激怒少数民族的内容,如不尊重他们的习俗和生活方式的评论。像“蒙古大夫”这样的蔑称都处于禁止之列。

网站管理员(包括拥有网站的个人和巨型网络公司如谷歌和百度)会删除任何与民族问题相关的不当内容,他们还必须删除指向不当站点的链接。根据规定,媒体不得报道民族和宗教冲突。但当近年来出现类似事件时,现代技术却给予了这些不满的群体与外部世界交流的机会,从而对这一规则提出了挑战。

当局更为偏爱正面的宣传,认为过多的负面宣传将会摧毁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因此,在民族问题的危机时刻,中国媒体对涉及西藏、新疆、少数民族、宗教、人权,以及境内外恐怖主義行为的报道要接受上级的指示,并且需要为向海外媒体发布的声明负责。这表明,中国政府非常清楚民族冲突在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而在特别严重的事件发生时,只有新华社被允许进行报道,其他媒体必须逐字引用新华社的电文。

新时代的民族“活动”

对中国公民进行民族政策及其理论的教育,也是民委的重要任务之一。为此,会通过新闻媒体和地方政府定期组织与这些主题相关的运动。中共长期以来一直将运动作为对公众进行政治教育的手段,不过,由于容易让人联想起过火的毛时代,已经不常使用“运动”这一词汇了,取而代之的是模棱两可的“活动”一词。

新式的全国范围的群众运动与“公关活动”具有很多共同点。当运动的主题不再是毛时代的政治学习,而变成了民族政策的宣传时,向群众发布的内容也变成了软性的以公共社会团结和政治稳定为目的的信息,如定期开展的“民族团结活动”。不过,由于许多少数民族地区(这常常是中国最贫穷、税收收入最少的地区)地方政府的财力有限,他们常常无法执行完整的民族团结教育。

在危机时期,进行的是最基本的民族宣传活动,包括个人的口头说服。例如,在新疆的骚乱过后,维吾尔族的干部被定期派往当地的社区,与居民讨论政府政策,并听取他们的意见。类似的,在西藏的僧侣们要接受政治教育和爱国教育,从而以“正确”的方式看待达赖喇嘛。

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出版物、网络媒体、电台、电影、电视等的管理,也属于民委的职能范围。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很多少数民族群体将只有非常有限的(甚至没有)本语言的新闻媒体、电台、电影、电视和出版物。在中共执政的60多年间,少数民族语言的大众媒体为在以汉语为主导的公共领域内维系当地文化和共同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和中国公共领域的日趋商业化,令传统的对少数民族语言通信的管控面临了新的挑战。正如传播学家沃尔特·李普曼指出的,如果不进行某种形式的审查,宣传工作根本无法开展。只有通过审查,政府才能创造出李普曼所谓的“伪环境”,从而管理民意。中国转变为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私人机构开始为中国公众提供少数民族语言的内容。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发展也使得个人能够以个人站点、博客,甚至是发送信息的方式,直接介入大规模的通信之中。从政府的观点来看,这些内容多数是无害的,但有些涉及宗教事务或文化传统的内容还是引发了担忧。

海外形象的塑造

面向海外进行的民族事务宣传反映了中国政府长期持有的疑虑:西方世界不希望中国变强,并且出于意识形态原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根深蒂固的敌意。一本1998年的外宣手册强调:西方列强在觊觎中国市场的同时,还试图“西化”和“分裂”中国,利用强大的宣传工具和民意来压制、歪曲和污蔑中国在人权、武器销售、贸易和民族问题上的形象。这种观点依旧支配着外宣系统。2004年国家外宣工作会议报告强调了中国“正在进行反对西方西化和分裂中国的努力的斗争”。

有关部门负责在涉及西藏、新疆、少数民族、宗教、人权等问题的重大事件上与海外媒体打交道。与民委一道,他们还负责定期给外宣媒体下达指示,如《中国日报》《环球时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CTV-9以及CCTV-4。

自1991年起,中国政府就各种敏感话题向海外发布了62份英文白皮书,其中的24份都与中国的民族政策有关。在2009年新疆骚乱的两个月时间内,一份新的白皮书发表,强调中国的民族事务是和谐与平等的。白皮书对中国民族事务的展现尽管是广泛的,却剔除了其中有害的内容。

对于外国学者和记者而言,中国的民族政策是最具风险的研究课题之一。不在官方的支持和监督下研究政治敏感的民族课题的学者和记者,都要冒被驱逐甚至是被查禁的风险。这与中共对于“西方敌对势力”将帮助并唆使少数民族的激进主义者,进而导致变化无常的中国民族关系再起波澜的恐惧是直接相关的。

中国拥有一套先进的管理国内外关于民族问题民意的制度,而且这一制度会不断地进化,以适应新的危机。对于民族问题的宣传在汉族中相对比较成功,而且在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区(如云南)也有所成果,但在西藏、内蒙古、新疆等形势最为复杂的地区则相对没那么成功,而在争取影响国际民意方面则更加失败。

标本需兼治

对于维持长期的政治稳定,正面和负面的宣传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面的报道和活动构建了中国人的团结感,而负面的报道和活动则强化了对抗来自他者威胁的群体意识。对于民族事务的外宣而言,目标有所不同:正面的宣传活动目标在于美化中国的国家形象,負面的宣传活动则意在孤立有可能危及中国政治稳定的少数民族人物和运动。面对着信息革命的冲击,中国同样使用了新的信息技术,并且在2009年的新疆骚乱期间成功影响了国际上对这一事件的报道。然而,这只是暂时性的胜利,而且对于建立现代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并维持整个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稳定这一目标而言,北京采取的这一策略也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的外交政策正处于从相对被动转向更为主动的转型过程中,并且愿意与其他国家面对面地讨论与国家安全攸关的问题,民族问题也在此列。2009年的危机表明,中国政府会竭尽全力、不计社会和经济成本地控制住民族冲突。进行控制的基本工具被总结为“刀”和“笔”,换句话说,也就是武力和说服的结合。目前看来,民族工作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不断地适应着新情况。然而,考虑到西藏、大藏区、内蒙古和新疆等重点地区人民的不满程度,武力和说服只能是权宜之计,不能解决这些暗含着暴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