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流学科是一流大学的核心与基础，一流大学的多寡又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探讨一流学科建设中的“供给侧”改革问题和对策，可为一流学科建设提供新动能和新视野，还能为供需失衡寻求新的平衡点，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我国一流学科建设的“供给侧”是由供给主体、供给链条和供给关系链等要素构成的网状供给链。供给主体是一流学科建设的主体，包括政府、高校与社会；供给链条是一流学科建设的资源输入通道与产品输出通道，由政府政策链、高校服务链和社会支持链构成。当前，我国一流学科建设的供给链内部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使得一流学科建设不能满足国家的战略需要，亦不符合需求端的期许与实际标准。因政策链和支持链不与市场对接，故其出现的问题较隐蔽且不易被发现。而高校服务链一端连着政策链和支持链，另一端连着市场，其提供的产品是否符合一流学科标准，通过“需求侧”便能得到答案。在内部供给关系链中，每一供给主体和链条都有互补作用，但只有在其他主体或链条失灵的情况下，互补才能真正发挥作用。鉴于此，着力从政府政策链、高校服务链、社会支持链、主体关系链等方面进行深层次改革，将有助于促进我国高校一流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關键词：“双一流”；学科建设；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供给侧；供给链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7）04-0010-07
收稿日期：2017-03-28
作者简介：武毅英（1959- ），女，江苏连云港人，教育学博士，厦门大学高教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所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创中心专家委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与经济、大学生就业流动与社会分层、两岸高等教育合作研究。童顺平，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创中心博士生。
一、问题的提出
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虽位居世界前列，但整体水平偏低的状况一直倍受各方诟病，尤其是规模体量与质量水平不相称的问题十分突出，远远达不到高等教育强国与提升国家软实力的要求。鉴于此，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强调要推进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即“双一流”）的建设。一年多来，“双一流”建设不仅成为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而且也成为提升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新契机。“一流学科是构建一流大学的核心与基础，办大学就是办学科。”[1]“一流的人才从一流的学科走出，一流的成果从一流的学科产生，一定数量的一流学科才能真正支撑起一所一流大学并成为其显著特征之一。”[2]可以说，没有一流学科就没有一流大学。要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目标，就必须从一流学科这一基础性工程抓起。
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一些高水平大学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就意识到了学科建设的重要性，曾明确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学科。但当时的主流意向更倾向于外延扩张，以为办好巨型大学就是办好世界一流大学，从而错过了内部学科建设的最好时机。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的关系有了更深入而客观的认识，一些高水平大学更是瞄准“世界一流”标准在推进学科建设。有学者认为，一流学科建设，“只能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来达到一流，单独搞一流标准只能偏离方向。”[3]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标准，世界一流学科必须进入ESI排名前1‰；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确定的世界一流学科标准，排名必须是进入ESI前10%（含10%）以内的学科。可见，国际标准比国内标准要求更高。
那么，依照国际标准，我国高校进入世界一流学科的现状究竟如何？据武汉大学赵蓉英、郭凤娇最新发布的《世界一流大学及学科竞争力评价报告（2015～2016）》显示：我国已有部分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但占比差异较大；进入ESI排行学科数及学科竞争力与美国比还有一定差距；多数学科的发展在世界上还较落后[4]。莫蕾钰、洪成文基于InCites数据，通过对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与我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进行国际数据比较分析发现：我国大陆顶尖大学与美国公立顶尖大学在整体实力与分学科实力上存在较大差异；大陆整体科研机构的学术影响力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低于美国的平均水平[5]。张伟等人以ESI最新学科评价数据为基础，从学科、高校和区域三个角度进行分析并对我国世界一流学科的基础与潜力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在ESI设置的22个学科中，我国高校入选1‰的学科有9个，化学、工程、材料和临床医学已经进入或接近世界一流学科水平；其他新兴学科、综合交叉学科、空间科学等则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6]。邱均平、楼雯通过对2006～2013年进入ESI排行的学科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目前看来，只有北京大学这样个别的大学，在学科建设全面性和优异性方面达到了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的标准；就学科来说，也只有工程学、材料科学和化学这样个别的学科达到了能跻身世界一流的标准，而这些都与世界科研强国美国、英国存在巨大差距。”[7]
综上，我国能跻身世界一流学科的数量偏少、占比偏低是不争的事实。我国要推进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缩小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流学科在数量、占比上的差距，就必须从国家层面统筹推进，且不能囿于传统的思维与改革套路。鉴于此，我们尝试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来探讨我国大学一流学科建设问题，或许可以为一流学科建设提供新动能和新思路。
二、“供给侧”改革为一流学科建设提供新动能与新思路
“供给侧”改革是出自西方经济学的术语。“供给侧”改革即从供给一端或供给一方进行的改革。在西方经济学史上，倡导、研究和传播“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学家被称之为“供给侧”经济学派。根据贾康等人的研究，“供给侧”经济学派（Supply-side Economics）开端于19世纪初的“萨伊定律”，但凯恩斯主义兴起后遭到否定；20世纪70年代，“供给学派”重新兴起，但很快再次湮灭于“凯恩斯主义复辟”浪潮中；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后，“供给侧”学派又重新回归[8]。根据20世纪80年代美国《新闻周刊》所称，“供给侧”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为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裘得·玩尼斯（Jude Wanniski）等人，他们强调从供给侧进行改革更能振兴经济，进而主张政府降低税收、削减政策开支、实施限制性货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