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对文明和文明史深刻而独到的认识，是麦克尼尔史学成就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学理而言，麦氏与英国著名史学大师汤因比有着密切的关联，故而，就他们之间的学术关系加以梳理、辨析，不仅对认识麦氏本人史学主张和成就大有助益，亦可从一个特定角度和层面对20世纪西方史学在有关世界史研究领域的传承、变革与发展有更为清晰的了解与把握。
关键词：麦克尼尔汤因比文明史 《历史研究》 《西方的兴起》
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cNeiU，1917～)，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曾出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声名远播，被誉为美国“新世界历史运动的领军人物”和“世界历史的‘现代开创者”。麦氏治学严谨勤奋，著述宏富，耄耋之年尚笔耕不辍，对文明史的关注与研究是其史学成就中的重要特征之一。从一定程度上讲，麦氏史学成就即得益于他对文明和文明史深刻而独到的认识。就学理而言，麦氏学说与文化形态学说，特别是英国史学大师汤因比的学术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故而，就他们之间的学术关系加以梳理、分析，不仅对我们认识麦氏本人史学主张和成就大有助益，亦可从一个特定角度有助于对20世纪西方史学在有关世界史研究和编撰方面的传承、变革与发展达成更为清晰的了解。
国内学界对麦氏与汤翁之间的学术联系已有所关注，如邵东方曾撰文专门评析这两位学者学术思想之异同，并特别指出麦氏“正是在汤因比的启迪之下从事研究世界文明史的。他所撰著的《西方的崛起》一书也主要是对各个文明进行研究”。。郭方也认为：麦氏的《西方的兴起》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显然有着某种传承关系，并且麦氏本人曾同汤翁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往。这些话语虽然简略，所言不详，但却给笔者以很大启示，也引发了在麦氏心目中，汤翁居于何种地位，麦氏与汤翁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学术交往或联系，尤其是他本人又对汤翁学说作何评价等等一系列的疑惑，深感尚有值得深入探究的空间和研讨的必要。
首先，笔者翻检了麦氏著述目录，发现直接以汤翁为主要对象的文章、著述就多达8篇(部)，大体可分3类：即为各类辞书撰写的有关汤翁的词条、对汤翁各类著述评论和对汤翁整体性的评价。从中，笔者也发现了他对汤翁的仰慕以及后来二人结识、共同工作等饶有兴趣的一些细节。此外，麦氏还在其他著述中涉及到对汤翁学说的评说，这些对于我们了解他们之间的学术渊源都十分重要。
然在对麦氏与汤翁关系进行考究之前，尚有一个问题需先行解决，即麦氏同斯宾格勒的学术关联究竟如何?斯宾格勒成名早于汤因比，汤翁也坦承自己对文明史进行系统思考的发端，确为受斯宾格勒思想强烈刺激而使然。那么，斯宾格勒是否对麦氏也曾产生过类似的影响或刺激呢?
中国台湾学者刘景辉曾对麦氏早年史学思想渊源进行过探析，他说：“《西方的兴起》一文代表麦克尼尔对西方历史发展的沉思与观察的结晶。从他的书名可知，他的整个观念显然是与德国大史学家与哲学家史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背道而驰。事实上，也的确如此。”继而，他又对两人间的关系做了如下表述：“麦克尼尔自承他对西方历史的基本观念早在一九三六年就形成了，那时候，他正好二十岁。这一年，正逢史宾格勒逝世。史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一书的英译本的全部出版是在一九二八年。英译本的出版，自是英语世界轰动一时的大事。麦克尼尔很可能在高中时代就读过史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了。史宾格勒之死，言论界与思想界的评论，可能触发麦克尼尔去重新思考西方文明的问题。从这种思考中，麦克尼尔得出了他对西方文明与史宾格勒迥然相异的看法。这是史宾格勒《西方的衰落》后，继之还有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的道理”，“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看出他是有意向史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一书挑战”。。这番话语似乎从几个方面已清晰地勾勒出了斯宾格勒对麦氏的影响，言明了麦氏撰写《西方的兴起》一书的“可能”的初衷，并在《西方的衰落》与《西方的兴起》两部巨著间建立起了某种因果关系。然而，这些结论看似合乎情理，但实际上却是按照学术演进一般逻辑而演绎出来的主观认知而已。其真实情形究竟如何尚待考证。
1985年，麦氏曾谈及首次接触汤翁著述的情景，“三年前，我曾试图研析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学说，但却失败了。斯宾格勒曾运用其古典学学识来构建一种与汤因比学说相类似的文明周期学说，然而，对于斯宾格勒式的日耳曼精神世界，我却根本无法理解。那么，为何在1939年，具有酝酿、生长、崩溃和消亡等同样顺序的汤因比的文明学说却对我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吸引力呢?这首先是因为，汤因比运用表达自己思想的词汇是英语，而斯宾格勒的观念则被包裹在厚厚的日耳曼抽象语汇的铠甲之中，而这对于一个美国大学生来说，全无一点诱人之处”。。生活常识和认知心理学都告知我们，只有当接触到令其本人感到刺激好奇的事物之时，一位青年人才有可能产生欣喜或痴迷的兴致，进而形成去追问、探求究竟的行为。而一部文字估屈聱牙、语义深奥艰涩、旨归宏远的天书～般的著作，能否如刘文所描述的那样，具有触发当时年龄尚不足20岁的麦氏去“重新思考西方文明的问题”的效应?麦氏本人给出的答案是《西方的衰落》实为一部“根本无法理解”又丝毫“无一点诱人之处”的著作，以至于使他无法对其产生共鸣。“在各个文明都是值得思考的这一点上，斯宾格勒并未能说服我”。。如此看来，刘文所作的描述及结论，恐怕是“想当然耳”。
汤翁在麦氏心目中的地位却全然不同。年值花甲的麦氏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阅读《历史研究》前3卷的情景，他深情地回顾道：“我全身心的扑在了这部《历史研究》之上。此后的两三天里，我天天坐在那里，如饥似渴，全神贯注地阅读汤因比的这3卷大作”。麦氏说，在其一生中只有两次或三次因为读一部富有智慧的著述而如痴如醉，欣喜若狂。而这种情形通常是在阅读那些极富想象力的文学作品时才会发生。然而这次，“我的内心此时却是同另一个人以抽象方式表达出来的观念相同一，全然不需那些想象中的人物角色来做中介。并且，一段时间内，他的思想就是我的思想——或者与我的思想极为相同”，“一霎那间，我同一位与我有着同样感受的知音前辈相遇了，他以一种令人称奇赞许的技巧，在开掘修昔底德作品中的各种深层含义，并且是站在一种全世界的立场之上，不是将其意义局限在欧洲一隅之中，而是从整个世界历史意义上，把修昔底德的模式运用到地球上所有的文明之中。我完全被震撼了!这位同道的精神已远远地超过了我本人的知识范围和经历。他简直就是一位人间的巨人!一位高擎明灯的真正英雄!”。这些洋溢着炽热情感的话语，即或在40年后仍能将当年一位青年学子在无涯学海中苦苦寻觅，久无所得，骤然间却同一位可指引自己前行的先哲邂逅相遇时的那种激动得难以自己的情感真实地表达了出来。这同麦氏阅读斯宾格勒著述后的沮丧感受有着天壤之别。
从麦氏的回顾中，我们得知他之所以与汤翁有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之感，有诸多缘故。其一：相同语言所带来的思想相通，使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犹如神契般的交流；其二：二人皆对古典史家修昔底德情有独钟。麦氏当时正值撰写硕士论文阶段，选题为“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对其历史结构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