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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医”进入中国之前，并没有“中医”这个词。1887年，李鸿章找西医拔牙，他在一封信中说：“舌本偶有肿处，服洋医药已痊愈，华医谓心脾之热，西医云由破齿锯牙啮损，迫拔去残牙即无患。”他用的是“洋医药”（西医），但是对应的词是“华医”。但是到了1922年，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这样写道：
“……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鲁迅进N市的K学堂（南京矿务学堂），是1898年的事，这时已经有《化学卫生论》这样的教材。他随便地写出“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这句话，说明“中医”最晚在1922年已经是一个常用词了。“中医”这个词的诞生，是汉语的一种应激反应，它是被动的，一度也被知识精英认为是“落后”的，但不管如何，这个词的创造，某种程度上保存了中国传统医学。
从斗争到边缘
如今，中医西医已经和谐相处，大型的医院大都设有中医科。在医院坐诊的中医，身穿白大褂，带着听诊器，偶尔也会看病人的各种检查单，这是他们的前辈们所不能想象的。很少有人会想起，历史上中医与西医曾经有激烈的矛盾，而不是现在偶尔泛起的网络论证。
1912年9月20日，秋季的北京是个晴天。民国才刚刚开始，前清遗老们过着体面闲适的退隐生活。他们喝酒、看戏，和以往一样。其中，前清翰林院侍讲恽毓鼎选择的是行医、卖字，不失雅淡。这天，恽毓鼎来到了西灯市口，这里的医学研究会全体会员正静静等着他的到来。三时，恽毓鼎登台演讲，题目是“中国古圣贤之医学，实能兼西学之长”。恽毓鼎自信地表示，中国医学不但六经气化之说详细分明，确有依据，而且生理解剖、实验化学，医经中都有详细的功用说明。“吾辈如能以西人研究科学、心理学、算学之心思眼光，研究《内》《难》、长沙《千金书》，必能契古圣人之心源，发前人所未发，中国医学将有大放光明之一日。”据恽毓鼎本人的回忆，他的演讲博得了热烈的掌声，让人感到中医复兴也许指日可待。
时隔不到一年，恽毓鼎发现自己的乐观越来越如浮萍般找不到根基了。到了1913年的夏天，他已深感中医地位岌岌可危，开始声泪俱下地控诉政府庇护西医的“罪恶”了。这样，6月12日的日记中，他痛心疾首地写道：“教育、内务两部，务扬西医而抑中医，甘心为白人孝子顺孙。一班恶魔降生世界，造劫杀人，天心毋乃太忍呼？”写完，他热泪满眶。
庆幸的是，1917年恽毓鼎就去世了，如果他再活10年，他将更加伤心。此后的10年，中医西医的争论愈演愈烈，鲁迅指责西医为骗子，其实不过是精英的流行口号而已。某种程度上说，恽毓鼎是敏锐的，他感觉到西医正在得到政府的扶植，这是毫无疑问的。西医由于其在防疫方面的优势，和政府的公共卫生事业紧密结合。孙中山本人是学西方医学出身，蒋介石也很欣赏西医，在要求进步的精英那里，西医是西方科学的一部分，而中医则属于应该被“革命”的古代糟粕。
1929年，这种争吵终于发展为一场要求“废止”中医的运动。家庭诊所的一体化构造，师徒单线的私密性传授，主要凭经验的治疗模式和草药配置程序，在中国社会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如今看来，处处阻碍着西医向中国乡村渗透进发的步伐。当时的局面是，在大城市，西医已经成为人们看病的主要选择，而在广大农村，乡村的中医们仍日夜地忙碌着。
1929年，西医余岩提出的“废止中医案”把中西医从思想到行动的交锋直接推向了前台，变成了一场有关中医生死的决斗。这次“废止中医案”事件虽然发生在南京这样的大城市，但最终却改变了中医在整个传统医疗体系中的位置。西医获得了“政治正确性”，而中医则处于守势，并最终被边缘化。
以当时中国的政治格局，国民政府并没有全国推广现代卫生事业的能力和机会，但是，中医被边缘化，却在人们的观念中实实在在地发生着，甚至在解放区，中医也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1949年初，华北平山县回舍镇来了一个政府派遣的防疫医疗队，回舍镇是一个有八百多户人家的大镇，一共有七位本地医生，里面有两名西医，只在小医务所里当过看护和司药，而五名中医也大都只在药店里当过学徒，能背诵一些汤头歌诀。可以说，这是中国广大农村医疗水平的真实写照。
一进镇，防疫队长刘芳龄就提出和镇上的医生一起诊病。一般的中医都表示出了兴趣，只有一位读书较多的老中医不大感兴趣，开座谈会常打瞌睡。还有一位西医说：“西医那一套我还不知道？也不过是阿司匹林、皮纳米洞？”这时，正好一位本村的西医正害肺炎，他们都判断不出什么病，看到病人脸色发青，鼻翼翕动，都觉得是没法救了。刘队长就给他们讲解说这是肺炎，用盘尼西林治疗后，很快就会好的。于是大家都要求刘队长讲解肺炎的诊断方法，在讲这个诊断法的时候，那位平时打瞌睡的老先生也掏出本子来做笔记了。
这个场景有十足的隐喻意义。请记住，这个故事中的刘队长，是“队长”，不排除他受过更多的西医培训，但此时他的身份是行政性的，代表着政府推广现代卫生（防疫）的力量，他的手段当然是西医的，但是最终他征服了乡村的全部医生，尤其是那位老中医，因为老中医可以说代表的是基层的中医传统。刘队长依靠的是肺炎的标准治疗流程，用的是全球统一的治疗方式（盘尼西林），这正是“西医等于现代”的意思。当然，至关重要的是公信力而不是医术本身，这种标准化的治疗流程，在农村取得了广泛的信任，从此播下了“现代医学的种子”，可以想见，那位当地的老先生，此后的生意想必会越来越惨淡。
到了1956年，中国政府开始认识到，传统医学（中医）仍然是有价值的，这一年，政府成立了四所中医学院，中医从边缘进入到了“保护”的阶段。但是在观念中一旦被边缘，要复兴就很难了。
教育：从秘传到中医学院
裘笑梅（1910～2001），浙江杭州人。从事中医临床教学治疗及科研工作五十余年，专擅妇科，著有《裘笑梅妇科临床经验选编》等。她是中国首批国家级名老中医，1980年就已被评为主任中医师。从她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医教育现代化的里程。
裘笑梅18岁从杭州弘道女子中学高中部毕业后，择拜杭州智果寺名僧医清华为师，开始学习中医。在决定是否收她为徒的时候，老师考问三个月前要她研读的四本医书的内容，分别是《医学新悟》（1732年）《频湖脉学》（李时珍著，1564年）《药性总赋》（15世纪）《汤头歌诀》（1694年），这四本流传在15至 18世纪的医书是明清时期的医学入门读本。从书名也可以看出，这些书中有很多顺口溜式的口诀，方便背诵，裘笑梅才能够用一个月的时间可以记一个大概。裘笑梅通过了测验，随后她在老师门下学习了5年。那期间，她白天抄写药方和担任助手，晚上则研读老师指定的医书，这种学习方式是理论与实践高度相结合的，有时候也带有秘传的性质。23岁时，她终于继承其师成为一名坐堂医师。和西医相比，中医的师承更为重要，师傅只有在对弟子极度信任的情况下，才会倾囊相授，这也不难理解，为何很多著名老中医，都只会把技艺传授给自己的孩子。
上世纪30年代，差不多和湘雅医院成为国立医院的同时，当时的国民政府也尝试推行了中医的标准化。1935年，经部、省、市三级考核，裘笑梅以名列榜首的成绩通过考试，成为杭州第一位领有中医证书及开业执照的女中医师。1949年后，裘老响应政府号召，1951年，与史沛棠、叶熙春等老医师一同应聘进入杭州市中医门诊部，并且在1956年进入刚建成的浙江省中医院。她临床上钻研妇科经、带、胎、产杂病，自创新方四十余个，对“母儿ABO血型不合”“染色体错位”“不孕症”等妇科疑难杂病有独到的见解和创新的治疗，被人称为“华夏奇指，人间观音”。
很明显，血型和染色体，都属于现代医学的概念。裘笑梅没有抗拒这些西方科学，而且还能熟练学习，并能提出一些创新疗法。1956年，也就是裘笑梅进入杭州中医院的这一年，国家成立了四所中医药高等院校，分别设在广州、上海、成都和北京，目前，北京中医药大学进入了“211工程”，成为国家重点扶植的大学。这些高等院校的建立，目的就是大量培养中医药人才，打破过去那种秘传的传承方式，中医人才得以进入批量生产。但是，这些学校就其吸引力而言，仍然不如协和医科大学和华西医科大学这些以讲授“西医”为主的医学院，这些医学院有着复杂而完备的教育、分科体系，而中医学院，则更像是一个新生事物。最困难的，似乎仍然是标准化问题。
一直到了2015年，作为一种探索，成都中医药大学才正式启动了中医类专业大学生“中医经典知识等级考试”，像考英语四六级那样，将中医经典知识分三、四、六级进行考核，考试内容则是《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和《温病学》。“从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开始，在毕业前要通过六级才能拿到相应的学分，顺利毕业。”成都中医药大学教务处处长王飞说，实行中医经典等级考试是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目前只有成都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陕西中医药大学正式开展“中医经典知识等级考试”。即便如此，人们仍然可以期待，未来会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来考量中医学院的学子。
可以说，直到如今，中医教育的现代化都仍在继续之中。医学是医生和患者共同的学问，在大量看中医的病人仍然偏信独门药方的情况下，“批量生产”的中医医师，要与病人建立信任关系，有很长的路要走。
种“痘”得“痘”：天花的启示
天花传入中国的年代，一般推测为公元4至5世纪之间。天花在汉族人口之间，从一种外来的、影响所有人的病毒，经过七八百年的时间，渐渐演化为主要威胁儿童生命的病毒，到了明清时代，这个演化过程已经稳定下来，汉族成人多在幼童时期就出过痘，因此成人很少有感染天花而死亡的。
人类对这个自古以来即严重威胁生命的传染病的对抗，到了18世纪末期（1796）琴纳所发展的牛痘接种法普及化以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对一些西方的疾病及医学史家来说，牛痘接种法是20世纪西方医学大发展之前，唯一一种真正能有效降低死亡率的医学发明。然而，虽然人痘和牛痘接种法对预防天花有效，但是基本上18、19世纪的医学专家仍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要等到牛痘法施行了二百多年的1947年，人类才能透过电子显微镜首次目睹天花病毒的面貌，才完全揭开这个古老之谜。
中国人率先发明了人痘接种的办法。清朝时，人们普遍相信宋真宗时峨眉山神人传授种痘法的传说，而《湖州府志》记载明崇祯时代的胡璞是人痘种法的创始人。不管怎样，人痘法在明朝的隆庆、万历之间就已经开始在长江下游一代实施了。我们可以从明末以来的文集中，找到种人痘的蛛丝马迹。明末江西名医喻昌在他所著的《寓意草》中，提到一个叫顾惕明的人，他的两个孩子种痘后因调理不妥而夭折。到了清朝，人们更积极地种痘来抵抗天花，尤其是康熙时期。满人对种痘的重视，当然主要是基于他们本身不适应天花病毒，因此康熙独排众议，请民间痘医为皇室来种痘，无形中提高了种痘的医学地位。
中国人的种痘法在1700年时已经由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介绍给当时西方科学界的领导性机构——伦敦皇家学会，但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应。而早在17世纪下半期的土耳其，已有专门为人种痘的老妇，这个技术很有可能来自中国。1716年一个在康斯坦丁居住过的意大利人写了一份有关人痘接种法的报告，并在皇家学会宣读，但是医学界的反应仍是冷漠中带着怀疑。要到英国驻土耳其大使之妻蒙塔古在1717至1718年大力为这项技术宣传后，种痘才慢慢地在欧洲普及，并得到医学界的重视。
人痘法传入欧洲的初期，不但医学界对它的有效性感到怀疑，而且在宗教方面，人工种痘又有蓄意“反抗上帝旨意”之嫌，就像中国人曾经认为的天花是“天生天杀”之事一样。18世纪初，人痘法传入西欧，但是要到半个世纪后，全部的西欧国家才先后承认这项技术。因此，有学者认为，1796年琴纳成功地发展牛痘法，不仅在生物学意义上而且在社会学意义上，都是中国人痘法的延续和发展，而不是一种革新，因为在此之前，人们正好已经接受了种痘本身，对牛痘也就不再排斥了。
牛痘法在欧洲成功实施之后不到10年，在1805年3、4月间就由商人经澳门传入广州，最早的推动者为广东人邱禧与郑崇谦。很快，热心的人就成立了“牛痘局”来进行推广，牛痘术很快经广州传递到全中国。和人痘技术在欧洲的情况类似，牛痘最初首先被精英阶层接受，然后很快地普及到一般民众。由于中国人已经普遍接受了种痘的观念，牛痘的传播并不存在观念的障碍，人们更多考量的是它是否更便宜、安全。
人痘（从中国到欧洲）和牛痘（从欧洲到中国）的“旅行”，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医学的革新是不分国界的，但是，一项新技术的传播，往往会遭遇到观念的抵制。中国人能够从生活经验中总结出种痘这样的技术，说明中国传统医学是有生命力的，我们不需要拒绝西方的新观念、新技术。有人认为，中医的现代化，要抛弃西医的观念和方法，这是彻底的井底之见。
本文参考《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