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园———雪及其文化象征
南园俞家桥扫叶村庄主人薛雪的身份比较复杂。受文坛推重的诗人，擅长画兰的画家，中国古典哲学著作《易经》研究者，城市山林里的隐士，著名医人等等，这些身份从不同领域说明薛雪的社会角色和获得的重要名声。作为江南著名的诗人兼理论家叶横山先生最年轻的弟子，薛雪一出场，就受到士大夫阶层注目，这一点让薛雪日后成为时代佼佼者的可能性大大提高。成名以后，他的诗作265首和诗论分别辑集为《一瓢诗存》和《一瓢诗话》，自己花钱出了家刻本，由同门师兄沈德潜为他的诗文作序；南京袁枚随园这位文坛新领袖，亦以晚辈后学大力鼓吹，所有这些信息，表明薛雪的文学地位在苏州甚至全国已不容忽视。由于文名卓著，薛雪两次荣幸地被推荐为朝廷博学鸿词科预选人。但他一直比较谦虚，这从他取“一瓢”为号可以看出。有一部出自当时文人的笔记记载，一瓢这个号，来自于一次薛雪与某位寺僧的赌酒，其实更合适的说法，可能是当事人借了士大夫阶层耳熟能详的成语，所谓“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薛雪对个人文学才能的谦虚估计，显然非一般庸常之人所理解，而是深得先贤遗意。比较起来，薛雪对他另一身份，自我感觉更加看重。他一生始终研讨中国最古老的哲学经典《易经》，著有《周易粹义》。如果考虑到乾嘉年间的吴学大家惠栋，其祖父和父亲以研治《易经》为吴学“三世传经”打好了基础，那么薛雪生为惠栋同时代人，他在遵循“汉儒易说”上的考释功夫，亦足以表明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学者兼透彻阴阳观念的哲学家。南园不大，然而僻静之地正是雪色生白，亮得明媚耀眼！
十八世纪的中国医学，在宋元以来的新儒学背景下，进一步强化了下述看法：即，一个更为社会看重和认可的医人，他的权威性，是由他的儒学学者身份确立的。对医人正统性与权威性的要求，首先不单单看他的技术，而在于他是否熟谙儒学经典，对于中国儒学一贯秉持的宇宙观是否有深刻的哲学领会。如果达到了这两条，那么他就被尊称为儒医，从而获得医人职业最受尊重的社会权力。至于当时社会大多受儒学教育和影响的公众，也会根据他们的知识和价值观念，来理解医学，评品医人，从而使这个看法深入渗透社会意识形态。不用说，薛雪完全符合这样的历史、时代和意识形态要求。像当时不少医人一样，薛雪对于医学的冲动，起初完全出于中国传统奉养双亲的孝子之道，为了医治母亲的疾病，他才阅读研究医学典籍，而后正式选择医人职业。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头，也是薛雪从事医业的道德基础。后来，薛雪表现出来的医学才能之所以不同一般医人，既非来自名师传授，则完全得益于深厚的儒学素养以及哲学智慧。对此，不但上层文化人士给予高度评价，一般社会群体亦寄予极大信任。薛雪自己也明白他作为名医的重望所在，所以一部《医经原旨》首先从理论上认证了他的权威资格。这部注解医学经典《内经》的书，其所以重要，远非撰著者在有关名词考释上溯源清流辨伪求真，而是在儒学经典思想范畴内，用易学的观点对于医学的解读，它的基础是《周易粹义》，所原之旨，亦为《周易粹义》的移译。宋儒严格要求他的后继者们，必须首先做到“究天人之际”，才可以“成一家之言”，学者薛雪做得恰如其分。他在《日讲杂记》中交待得很清楚：“在《易》先天图，乾在上在南；后天图，乾在下在西北，与《内经》之旨正合，体用互呈，生成共著，人体一小天地，岂不信哉?”所以，能成《医经原旨》这样的专家之言，不能不说薛雪参悟了易学所包含的高深的宇宙原理。
于是，薛雪的诗人朋友袁枚，有更多机会亲眼见证他在运用易学思想之下高超的医术，甚至袁枚本人患重病，也是由薛雪救治的。尽管袁枚那些称赞薛雪医术的文字，辞藻华丽，不免私人情谊，却也令人信服地树立了薛雪在吴中医人群体中的地位。通过诸多地方文献以及薛雪自己的医案记录，我们得知，作为十八世纪中后期的正统儒医，薛雪以写作《湿热条辨》在乾隆十九年左右名声达到了最高点。有关他与另外一位名医叶天士的争论和较量，在此之前即已展开，不过作为历时性事件，这时候的薛雪可能在理论上更显得理直气壮，虽然叶天士已去世九年了。对手不在，理论和观点却仍然可以双峰对峙。叶天士比薛雪大15岁，成名自然早。薛雪虽后起，却也有足够时间，与叶天士分庭抗礼。清史稿的写作者，认可了他们两人相等的权威地位，说“二公各有心得，然不相下”，把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与不和关系公开化和史学化了。至于吴县及苏州府的乡亲们，对本地两大名医之间发生的有趣故事，一直津津乐道，但出自民间的大部分传闻，在严肃不苟的医史研究者那里遭到否定，不予采信。特别是“扫叶庄”与“踏雪斋”的取名，研究者坚决指出，与两人之间的矛盾、对立无关，只不过好事者利用了这种巧合进行杜撰而已。
医人之间技术上的竞争，前代绝非少见。仅以苏州一地来看，明清之际有记载的各类医师人数就已达到百数人，持续不断发生的竞争，使一些名医脱颖而出，获得声誉和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吴中医学的社会影响。但薛雪和叶天士的争论与较量，既为以往竞争的延续，却又凸显了特定的文化背景。在个人得失上，他们既没有取得谁压倒谁的优势，亦未两败俱伤，只是共同面对一个不能超越的文化局限而彼此角逐。说实了，薛、叶之争，乃儒医与世医之间文化观念矛盾的具体体现。如上所说，薛雪既然以儒学学者身份获得文化合法性和医学权威，就不能不使自己站在世医叶天士的对立面。像我们知道的那样，叶天士的权威，靠的是医学技能的积累和实践经验。他的祖父叶紫帆和父亲叶阳生都是当时名医，典型的世医出身。而且，叶天士在父亲去世后，又先后跟从十七位民间医人学习医术，进一步说明他的医学技能主要不是来自于研读儒学经典，而是来自于长期治疗实践。其实，要说叶天士本也可以在儒学教育方面得到深造，但因他父亲早亡失去机会，这就让他只能终身维持世医身份，而与儒医有了不能改变的文化距离。不同的文化要求，产生并加大了他们两人分别所代表的儒医立场和世医立场的异见，表面上的医术高下之争，后面的关键是价值观，在相互可能出现的敌对和攻击中，含有争取社会支持的权威性诉求，但主要看谁更有权力更能成功地捍卫各自秉承的价值思想。尤其，当医学知识和技术，被进一步要求体现正统学问后面的道德价值时，儒医和世医之间的冲突，最后反映出文化伦理上尊卑之争。所以，薛雪与叶天士两大医学高手的这场对垒和保卫战，也都可能因为各人均自负不凡，各有支持者推波助澜而意气用事，以致失掉应有的学术风度。
关于他们，那则被广为传谈的民间故事，仍然是值得我们解读的有趣文本。第一回，薛雪与叶天士相遇在公共场合医药局。薛雪通过诊脉判断一个更夫染上时疫，已无药可治，叶天士随后却证实这个全身浮肿皮肤黄白的更夫，不过是夏天被蚊香熏坏了身子，只要两服药立马可以治好。结果表明叶天士技胜一筹。薛雪的失误，全在于他谨依阴阳之理而行，却忽视了人的身体外感毒气这样的偶然事故，叶天士见识的病例多，尤其多了解下层人民的生活起居，所以一眼识出更夫症结所在。薛雪在这次竞技中，与其说是叶天士大庭广众下对晚辈不留情面，让他个人自尊心受到伤害，不如说他的儒学学说的理论权威遭致轻视，心里当然不会服气，与叶天士绝交势所必然。民间故事的好意，让世医的长处在这里暂时得到发挥，在认同世医的同时，似乎对于儒医理论上的自负稍示不恭。第二回，轮到薛雪获胜。叶天士母亲生伤寒病，天士自己用药，总是不能彻底治好。薛雪听说了，就故意让人传言，必要用白虎汤云云。白虎汤是专攻阳明病的药，叶天士不敢轻易用在年迈的母亲身上，听到薛雪的一番见解，叶天士放心用了这个药方，果然治好母亲的伤寒。治疗“伤寒”这种内症，显然薛雪的理论长处就发挥出来了，而叶天士看来还不能够详解“内经”之旨，把握不定，故临症束手，需要薛雪指点。薛雪上回不满天士的轻视，且与他绝交，但医人救死扶伤原是天理人情，薛雪这回私下里援手，见出他的敦厚风范。民间由此承认了他的学问，也对他的人品做了适当的补救。于是通过第二回故事，薛、叶和好，儒医和世医达成平衡，当然这只是民间喜欢成全的大度。民间故事没有交待薛、叶二人之间发生这些事情的确切时间，也以惯常的含糊不清和宽容，抹去他们个人分歧和竞争的裂隙所在。但是薛雪和叶天士技艺较量故事，暗示了儒医和世医之间争夺医学话语权的现象，普遍存在于明清医坛，薛、叶二人不同的身份和个人风格，甚至他们为自己居住工作处所的风雅命名，都易于激发民间的想象和编撰能力。
更有学术可比性的问题，应该还在他们立身扬名的代表性著述方面。严格地说，叶天士在世时，并没有将他的温病学发明亲自付诸著作，他这样做的原因，只能出自一些推测，我们后面再谈。十八世纪中叶，温热之论通过叶天士口授，其理论方法得以流行，在吴中医学范围内肯定大有影响，他的地位因此列在清代温病学四大家之首。但薛雪作为叶天士对手，同列温病学派中，这种既有矛盾又可融合的情况，也颇具分析探讨的必要。两人在医学上“各有心得，然不相下”的前提，已说明晚于叶天士的薛雪，不太可能追随叶天士的温病学说，所以薛雪必欲以《湿热条辨》与《温热论》相抗。如果时间论断上不错，叶天士关于温病的万言论文，在他逝世当年正式整理出来，那么九年后薛雪《湿热条辨》成书，清楚说明薛雪在对待同一类疾病认识和治疗上，将自己与叶天士长期不同的医学思想，也通过文字固定下来了。薛雪大抵认同“温病”从口鼻传入，但作为温病病原的“温热”与“湿热”之学理分析，却十分不同。叶天士只突出强调温病的外感传染，“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循卫气营血传变”，却不明此温病之热乃“少阴、太阳同病”，而湿热病邪，则是阳明与太阴同病。他的比较，其含意并不隐晦曲折，至少说叶氏离开张仲景“伤寒论”另创新说，其实还是未能通晓人体的阴阳原理，而他认定“医经充栋，不越阴阳”，“阴阳学说，万宗归一”，所以“湿热”这个概念的提出，实非对“温热”的补充，而是直欲表明与其学术旨趣上的“大异”。至于叶氏对温病施治，惟用轻清之剂，这是一种世医惯用的取巧办法，薛氏虽未做置评，他自己当然一定会谨依正统了。乾嘉之际，唐大烈编辑《吴医汇讲》作为医学讨论之用，在收入薛、叶的论文时，是否注意到他们之间明争之外的这个暗斗？又是什么原因未收《温热条辨》只收《日讲杂记》？这些或许无关吴中医学大局，然而这其中的差别和奥秘所在，发生在当事人身上，我们不能不作一文化上的探隐发微。如明智的研究者所言，明清儒医与世医之间的竞争，在医学发展方向上实际并不如想象的那么重要，儒医和世医在医学技艺上的区别，边界也不那么清楚，然而正统文化及其道德目标，在医学一道中仍是一个不可小视的问题，其价值取向之下的医学家身份认同，亦关系到当日中国文化的整合所遇到的障碍和麻烦。梳理当日薛雪与叶天士争论，意义即在此处。
1751年，乾隆十六年五月十四日，薛雪在扫叶村庄水南园举行盛大宴会，宴请不久前辞官闲居的诗人、小说家袁枚，是极富象征性的一件事。众多文化精英欢聚苏州郊外，诗酒唱和，并不仅仅为了说明主人交游广泛以及好客和风雅。薛雪把自己置于这样的文化场景中，再次突出他的儒医形象，这一形象借助朝廷史官出身的袁枚加以记录和品题，无疑加重了其历史重量。考虑薛雪这几年正积极准备刻印《医经原旨》，《湿热条辨》亦将完成，薛雪这次精心举办的宴会，其后续意义不说自明。倒是我们在检查有关叶天士的事迹里，还没有发现有叶天士与文化界名人们交游的热闹。他的热闹在民间，他自己内心里好像相当寂寞。也不完全是那种高处不胜寒的孤寂，而是对于身份的自我认同，似乎存有驱之不去的犹疑和困扰。为什么叶天士不肯著述？也坚决不让子孙承继他的医业？玩味他的一些片言只语，也许可以理解。叶天士说，医学“学问无穷，读书不可轻量”，又说，医学太艰难了，生死之间的责任太重大，除了天资敏悟外，非得读书万卷不可，因此“吾死，子孙慎勿言医”。事情都牵涉到“读书”，弦外之音，有点正话反说的味道。既然读书尚不能“轻量”医学学问之大，那么如果不读破书卷，那就更难掌握医学的深奥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医艺艰深如此，能不做医人，还是不做医人的好！况且，世医的学问哪怕再高明，才华哪怕再超群出众，也会受到不能严格系统学习经典的怀疑，这样的“以医传世”，还有什么意思？叶天士自己在当时，未尝不知道他的天才和权威，也未尝没有著名的学者文人为他说话，称赞他“先生无日不读书”，但于身份上那又能怎么样？一种很深的文化偏见和出自正统的评价方式，仍然可能在他孤傲的内心投下一些自卑的阴影，仍然可能让他到死对与薛雪的恩怨都不能轻易释怀。事实上，后世对他的质疑并不少于对他的推崇。质疑之词，或明或暗，皆说他在张仲景“伤寒”之外另设一个“温热”，属于卖弄技艺炫耀世人。因父亲的死对中医产生成见的鲁迅先生，在文字里谈到叶天士，亦忘不了语带讥讽，“先前有一个病人，百药无效；待到遇见了什么叶天士先生，只在旧方上加了一味药引：梧桐叶。只一服，便霍然而愈了。”也许是预想到未来不堪褒贬，叶天士便主动后退了，放弃了。太湖上最后数年的医学阐述，他宁可希望那是一个不得而已的绝响。出人意外的倒是薛雪的孙子薛寿鱼，这孩子偏偏无事生非，完全不了解祖父的意愿，居然在他起草的墓志铭中，一字不提他祖父光荣的医学身份，惹得袁枚勃然大怒，这孩子太不知好歹了，连医之大道，道通神圣，可传之不朽这样一些道理都不晓得，迂腐之极，荒唐之极，便写信把他大骂一顿。事见袁枚的《小仓山房文集》第十九卷。
江阴夏先生或野叟的政治想象
江阴夏先生生平经历，不是很清楚，直到他的长篇小说《野叟曝言》，经过写中国小说史的鲁迅点评，学术界大约才引起注意。赵景深搜寻《江阴县志》，确知夏先生名敬渠，字懋修，号二铭，出生于扬子江下游小城江阴的夏氏望族。少年读书，学成后却不能仕进，就做了一个东奔西走的幕僚。他从事的工作，主要在官宦之家教导他们的孩子读书，虽然日子不至于清贫，但久居西席，其实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心里面郁结，总有一种雄才大略不能实现的遗憾和感慨。像所有那些落拓的江南文人一样，夏敬渠对他自己的人生处境并不甘心，也许这是他一直在外面游历，不肯安居故乡的原因，他在燕、晋、秦、陇，以及黔、岭、湘、汉之间出没，长达数十年的漂泊中，渴望寻找机会，而这个承平时代却实在太吝啬，并没有给予他一点希望，所以直到暮年，也未能改变潦倒风尘的个人命运。岁月是那样的冗长，光是乾隆在位就有六十年，夏敬渠跟着这位长命皇帝的统治，度过了他一生中最无聊和最失望的时光。他是在江阴老家故去的，他死后留下了一些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文字当然是他的小说《野叟曝言》。
这部长二十卷，一百五十四回，百数万言的小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动笔写作，无确切记载，写成以后，据说夏敬渠已七十五岁。当时南方书业十分发达，而《野叟曝言》却没有及时刻印，只藏之于箧簏，有很少几册手抄本在熟悉的朋友间流传，其原因有两个说法。夏敬渠在自己的一首诗里，透露了他当时经济困难，不能付出多达千金的刻印资费；但小说后来的刻印者在序言里，转述他高祖的话，说夏敬渠告诉过这位老朋友，他之所以不愿公开出版这部作品，是因为小说中“言多不祥”，不能在“盛世”表达。我比较倾向于后面这一原因。因为小说内容写前朝故事，当时江南文字狱，还没有停止，甚至更严厉，士人出于政治禁忌，对文字的控制与迫害，不能不格外小心警惕。迟至道光年间，这部尚在手抄本阶段的小说，仍被江苏地方政府上奏列为朝廷禁书，理由是淫秽，检照小说，这个理由实际上多少掩饰了它政治上的非法。直到光绪七年正式付梓，《野叟曝言》才首次成为公开读物，加上第二年上海申报馆排印发行，这部小说终于进入文学史视野。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对《野叟曝言》都有深入的看法，鲁迅说夏氏创作，以小说为庋学问文章之具，周作人说，从这部小说中，可以了解明清中国文人的思想和心理。无论怎样，得此评论，夏敬渠的这部小说是不会淹没无闻了。所以，它在后人的看法里，得以列为清初四大才学小说之首。这或许让夏敬渠有点始料未及，却也部分满足了夏氏的心愿。
然而，2006年一本出自美国女性学者之手的著作，把《野叟曝言》当作中华帝国末期儒学思想理念和哲学理想的解读，使夏敬渠的写作有了另外的文化意义，由此我也产生了有关医学的新联想。一部小说，在政治学的范畴内，通过虚拟和寓言，可以将医学上升到多高的政治目标？夏敬渠的《野叟曝言》提供了非常有趣的文化读本。
《江阴县志》的作者告诉我们，夏敬渠二十岁时已经获得了作为文化精英必备的知识和学问。这些学问包括儒学经典，以及诸子百家，还有礼、乐、兵、刑、天文算学、农学医学等各门技艺。显然，夏敬渠坚持相信，假如能够顺利进入仕途，他是可以凭借这些丰富的知识，来辅助施行他的儒学价值，从而经济天下的。像所有中国文人一样，夏敬渠治学目的，是要将知识用来管理社会，完成新儒学设定的政治目标，一个阳刚健全，阴阳和谐的儒学王国。可惜各种原因，特别这个时代文化价值已经腐败，造成了现实的困境，以及个人理想的不合时宜，夏敬渠无法达成这个既定目标，因此他的那些知识失去了应用于政治的可能。怎么办？按照通常思路，夏敬渠最有可能选择的职业，是做一个医人。因为，医学对于政治仕途上失意的士子来说，是最接近于儒学道德的合理选择。那么，我们可以期待夏敬渠将之付诸实际吗？
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可以说是吴中医学的黄金时代，除世医以外，一批从仕途经济转向医学的文人，亦以学者身份成为医学中人。他们的加入，不仅从学术和技术意义上增强了吴中医学的权威性，而且也使这一时期的吴中医学更具有一种道德理想光彩。也就是说，医学无论在上层社会，还是在民间社会，其所获得的信任，更进一步表达了儒学在世俗生活中的价值指归。当然，意味深长之处，还在于当薛雪和徐大椿等人，宣布以医为隐，表示他们对政治的有意退避时，他们内心深处仍然带着江南文人精神阴影，发生在不久前一个接一个的文化清洗，杀头与流放的残酷处罚，其实余痛还在，这就迫使他们不能不回到中国文人的历史思路中。与经学与文字训诂之学的兴起一样，由薛徐二人代表的吴中医学之盛，背后有一样的政治背景，亦体现为共同的文化心理同构。不用说，由儒入医的吴中士子，从医学的道德与人生价值上得到了文化代偿，心安理得的同时，他们会把训练有素的知识和个人才智，倾力用于医学理论和医术实践。于是，成为当时名医甚至耀眼的医学大师，对他们来说正是名至实归。
江阴离苏州不远，扬子江边的这座小城，虽说蕞尔之地，但与周边的常熟昆山太仓等地区一样，也覆盖在吴中医学的氛围当中。当著名儒医薛雪受到文化精英阶层的极力推许，徐大椿受到当朝皇帝召见而名动京师，饱学之士夏敬渠在想什么呢？他的出身和家族背景以及作为学者的经历，几乎与薛徐二人完全相同，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夏敬渠的政治情结比他们浓厚。然而，推想夏敬渠有关个人生存的选择，说他亦动过做一个医人的念头，绝不会让人感到奇怪。其实哪里只是动过念头，江阴夏先生甚至早已是一个医学家了。根据就在他的著作。除了一部小说，以及若干种史论和诗文集外，夏敬渠还有一部医学著作《医学发蒙》。由于可供查阅的资料，通常限于他的小说家身份，我没有找到夏敬渠做职业医人的记录，但在中国医学史尤其是吴中医家的序列中，夏敬渠厕身其间，是没有多大问题的。我认为，以夏敬渠对于个人知识和技艺的自信，他一定会有具体的医学实践，比如兴之所至，或者受人之请，为人诊治疾病。中国文人骨子里向来存有医学冲动，这在两宋以后，特别受新儒学熏染后，文人的好言医已成传统。这么说吧，业余医学家夏先生，在十八世纪中叶的吴中医学文化中，是一个有特殊意味的人，他的医学表达和医术目标，是吴中医学的另外一种文化可能。
于是，我们又要回到小说《野叟曝言》了。
在写作时间和长度上，可与《红楼梦》相提并论的这部《野叟曝言》，被认为是一部奇怪的虚构作品。作者的命名，首先表明了他的叙事立场。作为故事的叙述者野叟其人，大致上为一个隐居乡村无所事事的人，正是晚年回到江阴闲居的夏敬渠本人身份的自况。小说序中说，“野老无事，曝日清谈耳”。可一个晒晒太阳的老人，他那旷日持久的讲述里，却隐含着特殊的历史兴致和思路。在冗长的清谈中，他展开一个夸诞奇异故事，并用这个故事，重构出一整套中国士大夫文人医人治国的政治意图。
小说借助儒学创始人孔子的“素王”称号，虚构了一个叫文素臣的正统儒生。他生活的时间在明朝成化、弘治年间。那时候，天地间阴阳失衡，阳刚之气消失，阴气不正当地占据了权力和社会的位置，国家和人民像一个病人一样，处在严重的疾患之中。年轻的文素臣应运而生，他带着儒学阳刚之气，施展技能，上在朝廷除奸祛邪，下在民间救死扶伤，通过远方的征讨和内部安抚，阴邪皆灭，正气成为统治的正面健康力量。最后在重新理顺和恢复了阴阳秩序的世界里，国家和人民，包括他自己有众多女人和儿孙的大家庭都获得了幸福。
从这个简要的概括，我们看到野叟即夏敬渠虚拟的这个故事，通过政治与医学的文化同构性，把儒家哲学的普世性理想发挥到超常完美的极致。由此，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夏敬渠是十八世纪最大限度在“疾病的社会性隐喻”上使用想象力的作者，另一方面还可以说，夏敬渠是吴中医学中最大胆地把医学作为“文化复兴”的政治医学家。小说有一些“女科”方面的内容，特别引人注目。男主人公文素臣凭借他匪夷所思的医术，用自己的身体治好石女的细节，再好不过地说明医学在日常政治中的作用。因为女性的阴性身体，亦关乎于世界的正常与否，“天荒石女通”的医学传奇，不只涉及到阴阳的正常联系的恢复，而且暗示男性权力如何通过女性得到政治合法性和正当性，亦是医学与政治及家庭国家隐喻关系的题中应有之义。文素臣的家庭作为国家的体现，在阳刚之权力占据正当统治，女人顺从其位生育繁衍的稳固秩序下，展现了它的兴旺强盛，即是有力的说明。美国当代学者苏珊·桑塔格在她的名著《疾病的隐喻》里列举了欧洲文学中种种关于疾病的隐喻方式，如果她读到中国十八世纪中期这部《野叟曝言》，一定会惊讶，中国文人在医学与政治关系上的隐喻性，是多么强大，其折射的思想观念又是多么持久和超常，远远超过那些欧美文学之士。
我要说，这部以夸诞的人物情节为主体，包含了大量谈经论史、说教劝惩，以及策略机谋和生存技艺的小说，其阅读的奇特之处，恰恰不在于他不顾艺术要求炫耀才学，叫读者眼花缭乱，而在于作品中“医学启蒙”的独特题旨。在此前之后，我们还没有看到哪部小说，这样以文学方式全面整合医学政治，说夏敬渠独持创见也不为过。而以小说为医，夏敬渠在吴医谱系中则可以说真正独此一家了。我有理由推想，当夏敬渠在他的江阴故居结撰《野叟曝言》时，完全有可能把自己的《医学发蒙》作为作品内在的思想基石和构架，尽管他是如此迂腐和冥顽。因此，这本医学著作，理应不能忽略，其“发蒙”之意味，无疑超出本书专业以外。
1780年左右，夏先生或野叟的故事，全面地经典地表达了“下医医人，上医医国”的中国士阶级文化观念，成为吴中医学文化的另类传奇与另类果实。
做一个医人，然后去东林
缪希雍的医学生活，从他患疟疾那天开始。像大多中国文人学者一样，缪希雍对于了解疾病的个人兴趣，大过于疾病给他带来的身体痛苦，当一场不期而遇的疟疾到来时，显然给了缪希雍一个机会，让他能够把儒学知识应用于身体思考和理解。儒者“修身”之义，这时候从修养道德，转为对于个人身体存在的解读，在从小受过儒学经典严格培养的缪希雍来说，这样的转换完全顺理成章不成障碍。就疟疾而言，中国医学在没有获取它的病原体认识之前，一直主要依据伤寒理论进行医治，张仲景的经典表述是“夏伤于暑秋必疟”。这种自然与身体的认知方式，提供了一种模糊的可能性，同时也预留了更大的思想空间。因此，从新儒学的阴阳观念出发，缪希雍判断自己的身体疾病有着足够的知识条件。依据他学习和掌握的哲学方法，十七岁的缪希雍苦心孤诣，成功找到了他所患疟疾的病理，接下来，如何用药，是参照古方，还是另辟新径重拟新方？已经不费太大力气了。缪希雍很快治好自己的疾病。疟疾痊愈带来的愉悦，同样不只是身体的，而是思想和理论的满足，他很满意个人的知识修为达到某种技艺高度。1563年，在号称古虞的苏州常熟，由疟疾引起的一次医学思考，从而诞生一位“虞山儒医”，这事无须惊讶，纯属必然。
像这样故事，放在西方知识背景下，是不可理解的。一个本来准备读书应试的文章之士成为医人，并非通过专业方面的严格训练，其医学水准和能力不可能受到社会信任，当然更无法获取医师资格。然而至少在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理解这样的故事则完全不成问题。知识的一体化和通约化，使得在学术与科技之间，不同领域几乎不存在疆界。至少医学与哲学与艺术与文章学，根本上被看作一回事。随着宋代新儒学兴起，《易经》作为哲学指导思想，其阴阳学说成为儒学宇宙观的核心，对医学影响巨大。医以儒命名，开启了中国医学的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医学的技术价值判断提升到文化价值判断，儒医作为新型的文化形象，其身份更多得到社会认同与尊敬。所以，当缪希雍以儒医活动在明代后期，关于他所有的医学事迹，都不过用来作为反复而必要的文化证明。虞山之下，尚湖之滨，缪希雍的家世，父辈的功名，早丧带来的贫寒生活，以及到本地名宦赵用贤私人图书馆借书苦读等项事迹，被收录地方志书，虽其中尚有误传，亦不详论他为何不去科举仕进的原因，却也不妨碍他首先作为著名医人，载之史志，流存后世。
在缪希雍的个人履历中，万历初期几年的北京之寓和南京之行，值得我们注意。二十七岁前，缪希雍在家乡差不多完成了必要的学习，该当外出游历了。早在嘉靖时期，就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未能取得功名的江南文人，纷纷离开本地，北上寻找机会。在京城的江南籍官员门下，聚集了一批怀着种种目的的文人，他们号为山人，成为重要的门客，参与到了大小政治生活当中。虽然没有证据说明缪希雍属于这等人物，然而受时代风气感染，他到达京城，却也不止于游学和增进医术。尽管有过他在北京施医治病的记述，但更重要的是，据说受当朝首相张居正改革经济的鼓励，缪希雍曾经给工部官员上过一份意见书，其中内容是建议朝廷在北方兴修水利扩大水稻生产。这份意见书是否付诸实施，尚无可考，而作为缪希雍在京城的政治活动之一，当首先要通过交结权力者，才会有这种上书之举。还有一件，似乎也须提及，苏州达观和尚（后来改称紫柏老人）这几年也在京城王公大臣之间奔竞，缪希雍这时是否与这个政治和尚交往？从日后缪希雍自称是他的弟子，并且为他牵连到“妖书案”死于京城狱中愤慨伤感，他们的交情极有可能始于这一时间。总之，这大约是万历三四年的事情，再过一年，他的同乡前辈，他曾借读过宋版图书的脉望馆主人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因试图阻止首相张居正夺情，受到严重的杖刑革职，这一当时轰动全国的大事，没有资料看到缪希雍是否与闻，但这件事无论如何对缪希雍都可能是一种打击。所以，万历六年缪希雍出现在南京，推想是从政治中心暂时撤退回来。不过南京的重要性亦不能忽略，至少这里有一些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官员，和一些思想文化上十分活跃的士人。缪希雍在南京继续他的交往，有关情况见于他的私人笔记。与常州金坛王肯堂订交，就是其中一件。王肯堂，官宦子弟，祖父王臬和父亲王樵都是进士。肯堂年齿小希雍三岁，青年才俊，跟着在南京太仆寺任上的父亲，读书问学，要不了多久，就会步入仕途。缪希雍与他倾心结交，有着关心时政民生的共同政治语言，更加难得的是王肯堂亦精于医学，这就让缪希雍敬意以外，多添了几分亲切。缪希雍甚至拿出自己研制的“资生丸”，慷慨转赠王肯堂年老体弱的父亲，表明他们彼此已成为心心相印的朋友。所以，1579年，缪希雍有移家金坛之举，猜想也是为了依王肯堂而居吧。王肯堂在万历十七年成为进士，与他同时进士的还有松江董其昌，南京焦竑，这样缪希雍与东南政治文化精英们的联系，眼见得越发扩大了。
翻检过这些履历资料，也许我们应该回过头来，重点注意一个医人在专业范围内的工作，审视和研究他在医学技术上的进展和创新，然而你会不无遗憾地发现，有关吴中儒医缪希雍的医学记录，仍然是那些与大多数名医没有区别的民间故事，仍然仅限于道德上的急人所难、施贫救穷、慷慨好义，或者遇一疑难杂症妙手回春式的传奇。这使我们终于感到不能满足。查询明史，缪希雍的名字附在药物学家李时珍后面，短短两三行字，泛泛称赞他“医术精深”，提名的著作为《本草单方》，其学术价值亦在于，根据个人经验再次考订药物加以使用。缪希雍除本草学著作外，还有《仲淳医案》、《方药宜忌考》、《先醒斋医学广笔记》等数种，史传皆省略不记付之阕如。想象一下，缪希雍本人会作何感想呢？他对自己一生真正感到骄傲的是什么？
看来，缪希雍即使四十岁以后，在吴中地区以一代名医获致社会声誉，也只是民间未能深察的单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百姓，哪里明白时代大局政治风云？哪里知道医人缪希雍当此道德失常、政治动荡时期心中所系？通过缪希雍的个人笔记，我们知道他此时内心正强劲地滋长着为国为民的政治激情。凭借年轻时代在北京、南京的经验和准备，缪希雍在众人不甚理解的目光中走过去，走到十七世纪的政治场景里去了。他的目的地，是不远处的东林。
万历三十二年，即1604年，地处今日无锡的东林，成为帝国南方的一个文化热点。该年，贬官离职的前朝廷官员顾宪成、高攀龙等人，重新修复了这里的一座宋代旧书院，邀请江南的学者名宿开坛讲学，自此兴起一场以重振道德文化为旗帜的运动。江南士人云集东林书院，声势壮大，以空前的热情讨论儒学经典。但在中国道德政治的历史环境下，这样的讨论，很快就通过他们强大的道德主义理想诉求，扩大为社会政治活动。对朝廷政策的激烈议论，对当政者的不满与谴责，以及对在权力中心的宦官政治坚决抗拒，使东林中坚分子们既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广受舆论推重，以致产生权力渗透和变更、取代之求，同时又让他们必然面对对手的攻击与镇压肃杀，政治处境极其紧张危险。六十岁的缪希雍在这之前与东林运动的学者，本已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从1604年东林运动正式开始，到1626年东林人士遭清洗、东林书院被毁，可说缪希雍与这场道德政治运动相始终。我们不太有可能详细了解缪希雍在东林运动中的角色，也不太清楚他于东林有何重要性，这个仅仅在儒学正统思想和道德领域同气相求的群体，事实上并非专业政党，亦无统一的政治行动纲领，主要靠个人学术和政治、道德声望相互援引，连枝缀叶，结为联盟，对抗另外的权力集团。缪希雍出于自己的政治情怀，以医人身份奔走东林，也不过是一种道德自觉。当然他肯定明白，他与好几位东林重要人物如常州钱一本、金坛于玉立、长兴丁元荐以及本乡钱谦益等人的密切来往，业已让他处身于复杂的政治网络之中。随着万历皇帝去世，新皇帝登位后，帝国权力完全操纵到宦官权力集团手中，东林道德政治联盟与宦官权力集团的冲突达到顶点，流血和死亡既考验着东林士人的道德情操，也宣告了他们的政治失败。这个严重万分时期，一位人物的被捕与死难，对缪希雍有着特殊的影响。这个人物就是缪昌期，缪希雍的同族，小希雍十六岁。
缪昌期万历四十一年才得中进士，任职翰林院检讨。不久，发生宫廷“梃击案”，他指责几个故意混淆案件真相的政府要员，受到排挤，称病离职，从此被正式视为东林一派。到天启初，因东林头面人物于玉立的推荐还朝，任职礼部。天启四年，杨涟、左光斗等人发起对宦官集团首领魏忠贤的弹劾，据人报告，弹劾的奏疏就是缪昌期起草的，受此牵连，缪昌期被迫再次去职。第二年杨涟、左光斗等被魏氏杀害，随即缇提南下捕捉拿问缪昌期，天启六年四月昌期惨死狱中。缪昌期受政治迫害的过程，同时即是缪希雍与东林道德君子们共进退的过程。因为他身份自由，所以在设法疏通、营救缪昌期的行动中，他的活动十分频繁。有记录说，缪希雍为缪昌期事件，在京城与东南一带的要人们之间，通风报信，二三年间，完全一个东林重要的联络员角色。这些说法的可信度，还须更多资料证明，但宦官权力集团，东林的敌人们，注意到了缪希雍的踪迹，亦将他列入网罗拘捕名单，是可以举证的。这些名单有三五种之多，所开历的人员有多有少，增损不同，其中一份由后来江苏巡抚采进的《东林点将录》上，录有缪希雍的名字，他的名头叫做神医安道全。不用说，缪希雍作为政治反对派中一员，如同他的东林同道友人一样，在最黑暗的天启年间，承担了最大的生命风险。1626年，年近八十的缪希雍，受到通缉，在长兴一带过着逃亡生活。他身背药囊行走在太湖草泽山岭里，名副其实的“地下党”，知道他的人都传扬他是一位义侠。时过一年，缪希雍尚在躲避政治迫害，不幸去世，按中国传统的文化口径，他身后理所当然地赢得了超过医学名声的道德名誉。
单从万历三十二年东林书院建立算起，到天启七年，也已长达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是缪希雍医学经验丰盛之年，先不说他该不该，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政治上，势必影响医学专业上的精进。中国士阶级文化传统，在道德与政治的普泛性要求与局限之下，专业科技每多受阻，以医学一道而言，障碍尤重，难怪知堂老人议论说，受中国儒学思想以及科举取士制度下政治取向的影响，中国医人总不能甘心做专业医师，以致医学难有发展。此种情形，非独一人一事，考之缪希雍，亦多感慨吴医文化中的蔽惑与遗憾，明清医学之盛，延及后代，止于名医而已。
责任编辑 王志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