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百川的乡教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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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教育史上,刘百川的大港乡村教育实验值得再现和再认。

20世纪初期,许多知识分子把救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农村的复兴上,诚如梁漱溟所说:“要农村兴盛,全社会才能兴盛;……没有农村的新生命,中国也就不能有新生命。”一批爱国的教育精英们推开了乡村教育运动。受此影响,1933年江苏省教育厅在镇江大港设立乡村教育实验区,为全省的乡村教育探索可行的思想与方法。但创办实验区以来,连续两任负责人业绩平平,民众和政府也都不太满意。1935年,江苏省教育厅委派在小学教育方面有丰富经验的刘百川接任实验区主任。

此时,刘百川在江苏教育界已颇有声望。他23岁时从省立第八师范毕业,任教于省立第三女子师范附小。当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小学教学法通论》。27岁,他应扬州中学实验小学校长谢鸣九之聘,出任学校教导主任,兼在扬州中学师范班讲授教育理论课程,寻求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融通,重视从点滴的教育实践中总结经验。30岁,开华书局出版了他的成名作《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后来,他在大港实验区的工作也以日记体形式,写成了《乡村教育实施记》。

1935年7月,32岁的刘百川离开江苏省教育厅第三科,来到大港,他的工作便由轻而重,生活也由城而乡,薪金则由高而低(从180元降到140元),但他毅然兴奋前往,并剃了光头,显示从头做起的决心。

大约二十平方千米的大港实验区,共有二十多所学校,凡有一定规模的村庄都建有一所学校。按照当时的乡村教育思想,乡村学校不仅要负责校内的儿童教育,还要负责校外教育;学校不仅要成为传授知识、训练技能的机构,更要指导社会生活、改善风俗习惯,成为社会文化的中心;学校还要负责倡导、指导各种社会事业,成为社会的领导者。刘百川也坚持这一教育理想,认为“学校要和社会打成一片”,“一个乡村学校是这个乡村的文化中心和乡村社会改进中心,乡村学校的教师既是儿童的老师,失学成人的老师,也是乡村群众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导师,乡村学校应该发挥它推动社会前进的核心作用”。

然而实现这一教育理想殊非易事。来到大港,乡村教育的困难扑面而来。“农村经济破产,农民有离村的趋势,农村极为空虚,施教也成困难。”“乡村里交通不便,与外界少沟通,因之风气闭塞,新思想、新知识的灌输,民众往往不能接受。”“乡村里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觉得相当的空虚,非常的危险。”“这衰落乡村里的种种,绝不是在城市里的人所能想象得到的,有许多问题,一定要实地到乡村里来工作,才会发现。”

面对乡村教育的艰难,他抱持乐观态度。“我个人对家庭,对朋友,对事业,常常存着‘向好处做’的念头。有时候遇到气愤、疑难、苦痛,想起这四个字来,便无形消失了许多。我们对事业要往好处做,自然会特别的努力,对朋友往好处做,自然会没有互相猜忌,闹意见的事。推而至于其他一切的事情,都是这样。‘一切往好处做’,希望大家都能实行起来。”面对乡村教育的艰难,他也秉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乡村里工作,最不容易看出成绩来,因此我们不希望在形式上有什么成绩表现出来。”“我们去实地参加工作,一切的计划和办法,都可以实地去体验一下,能否行得通才能知晓,如果行不通,马上便可以修正了。”

到任伊始,他便与同仁约法三章。(一)遇苦不说苦,而说:“还好,可以锻炼锻炼。”遇难不说难,而说:“再想法子,研究研究。”(二)每人每天“四个一”:有一个新希望,出一个新主意(记在工作预定表上),做一件比较重要的事,写一点心得。(三)对外实行“三不主义”:不贴一张标语,不照一张照片,不发一篇新闻稿子。他在大港与乡民和儿童交往,给他们讲故事,同他们玩游戏,与他们书信交往,一起挖渠,一起栽树,一起改厕,一起防盗,一起禁赌。此外,作为教育人,他在大港乡组建了教育研究团体,办起了教育刊物,与同仁们共同探讨,共同实践。

刘百川在大港铺开了“乡村学校社会化”的一幅幅教育画卷。(1)教师乡村化、民众化。常与民众联络,走出学校,走进乡村,劝导不识字的民众入学,指导已识字的民众进修或参加各种研究会,指导举办各种事业,并设法向乡村民众报告重要法令和新闻。(2)开放学校里的一切设备。学校里的一切设施都适合乡村社会的需要,使儿童和民众学到的东西能够马上得到应用;学校里的各项设备不仅供师生员工使用,还按时开放,供民众使用。他给每一所学校配备了一台直流四灯收音机,目的是用以收听时事新闻,能够使乡村的儿童和青年关心国家时事,并把他们培养成合格的公民,也使得闭塞的乡村有些活泼的生气,各种信息传播得更快捷一些。(3)学校参与解决社会事务。教师协助乡村民众解决困难,调解纠纷,“使每一个民众,对于乡村学校都有坚强的信仰”。他“利用原有经济、人力、时间,尽量做有利于乡村民众的事业,使乡村民众与学校发生很密切的关系,再利用乡村民众力量,谋求学校事业进展”。如此,刘百川以学校工作促进民众事业,又发动民众力量推动学校事业,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没有围墙”的良性互动局面。他颇感欣慰,“困难是伴着工作而来的,工作发生了困难,便是对于工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困难解决了,便是工作有了进步了”,“有许多事情,一定要到乡村里来工作,才感觉有兴趣,才看到乡村的希望”。

刘百川在大港展映了“乡村学校社会化”的一个个教学镜像。(1)根据地方生活情形及职业需要,酌情设立特殊科目,加入特殊教材,使学生能在乡村社会应用。(2)运用“在做上学”的方法组织教学。他制定了具体的标准:“语文教学应注重应用文及说话练习,计算教学应注重珠算及记账练习,社会科应尽量使学生明了本地的状况,自然科应尽量使学生研究本地的物产,劳作科应尽量做本地有关系的工作。”(3)组织各种学生自治团体,开展社会实践训练(如调查、宣传、维持供给秩序等),让学生也参与社会改造,注重训练过程中刻苦耐劳习惯的养成。“使他们离开学校以后,还有愿种田做工,而学校里一切的事,如洗衣、扫地、做饭等,最好都指导学生自己去做”。(4)学校行政吸纳民众意见,使其参与决策。“教育行政机关,对于学校人员的考成,不仅注意在学校内的一切,还注意到学校以外的种种,看校长教师,对于乡村社会里的各种事业有无推动的能力”。基于实践的教学,基于更好地回归社会生活的教学,这是刘百川“乡村学校社会化”的教学旨归。

刘百川在大港的乡教实践,还留下了一帧帧研究的剪影。他创建了教师教育研究团体,提倡教师以日记形式进行教学反思。1937年1月,他出版了《乡村教育的经验》(商务印书馆);6月,他出版了《乡村教育论集》(新亚书局)。他与同仁组织了“中国教育研究社”,编发了一套“小学教师丛书”,亲自主编了“实际的小学教育丛书”。他主编《中央日报》教育副刊,编辑《乡村教育》在实验区内发行,记载和评述省立大港乡村教育实验区的小学问题、民教设施问题、私塾改良问题等。他主张:“事情怎样做,文章便怎样写,文章怎样写,事情便怎样改进,无论如何不离开事实做文章,更不因了做文章而耽误了本身的职务,至于见解是否特殊,那与各人的眼光有关,我们也毋庸惭愧了。”

在大港实验区两年半的乡教工作,他确实无需惭愧。他思考了乡村学校社会化的必要性,实践了乡村学校社会化的诸多途径——师资建设、行政组织、科目设置、教材编制、教学内容、生活训练、后勤服务等,形成了较完整的“乡村学校社会化”理论。

《丹徒文史资料》第三辑《大港乡村教育实验区概况》记述:区内儿童普遍入学,成人分批脱盲,有的能看书、写信,在破除迷信、防疫治疟、戒烟(区内有五六十个烟民)、禁赌、植树造林(170多片)、兴修水利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实验农场推广良种稻、麦,繁殖良种鸡和猪。还指导农民利用江滩、小丘,组织养鱼、养鸡、种水菜、采石料、烧石灰、栽果树、垦荒滩等生产合作社(在当时是创举),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种种实绩,至今为广大群众所怀念。

朱智贤、谢鸣九曾致函刘百川,希望他不局限于琐碎、技术问题,为解决中国乡村教育作出理论贡献。他在实践中给出的回答是:“要目标与技术并重,理想和实时兼顾。不要离开目标和理想偏重枝节的或零碎的技术问题,也不要离开事实及技术而空谈目标及理想。”“我们应当发起联络各地乡村教育实验机关,共同致力于乡村教育理论的建立。”他兼顾理想和现实,提出了“乡村教育社会化”的理论,并强调“国民教育不是‘人上人’的教育,也不是‘人下人’的教育,希望受过国民教育的人,在全体国民当中,能做一个健全的国民”。

他的健全国民的教育之梦,终因日寇的铁蹄而梦断。1937年12月,大港沦陷,乡村教育实验被迫中止,他带领实验区的部分教职员,扛起“江苏大港实验区战时教育工作团”的旗帜,经徐州前往西安。

朱智贤在《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序中说:“百川具毅力,富才干,每有众人不决之事,百川能一言决之……而其戮力事业之精神,尤为常人所不及。百川居常无忧色,无怒容,不消沉,不欺惘。其对事也,无论其如何不肖,均存责己恕人之胸怀。百川健谈能文,所至之处则谈笑风生,座中为之乐而忘倦。”以此,作为百川先生的教育家肖像、精神肖像。

刘百川曾在《乡村教育的根本认识》中说:“政治及经济的组织,……以及抵抗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的侵略等根本问题不解决,我们办乡村教育或是乡村改进工作,便觉得非常困难。”唯此,陈乃林、周新国主编的《江苏教育史》说:“他们的善良愿望和认真实践的精神,是值得赞扬和钦佩的。”张惠芬、金忠明编著的《中国教育简史》说:“这是知识分子自觉接近劳苦大众的过程。以此,作为他那一代教育家的‘疾风知劲草’的群雕。”

不是海归、不是教授的刘百川已故,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已去,那样的平民意识,那样的以教育救乡村、救中国的仁者情怀,是否已经川流而去?学校走出自我封闭的象牙塔、成为社会文化中心的教育之梦,是否还会随流漂来?以此,作为当今教育人的品质拷问,也以此作为当今教育媒体的视点考量。

注:文中的直接引语主要出自刘百川所著《乡村教育的经验》《乡村教育实施记》《初等教育研究集》《乡村教育论集》《乡村教育》等。

(作者单位:江苏省大港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