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到过的波兰城市中，最喜欢华沙和克拉科夫。这两座城市记载了波兰作为一个中东欧大国的几乎所有历史。
克拉科夫是波兰古都。懂中国历史的波兰人都会说它的历史地位像中国的西安。克拉科夫的定都年代在1038年到1596年之间。雅盖隆王朝在这里留下了瓦维尔城堡，至今完好无损地矗立在波兰的母亲河维斯瓦河的西岸高地上，俯瞰整个东欧平原。从瓦维尔城堡金碧辉煌的天主教堂里看出去，确有君临天下的气质。这时候波兰王国尚处青年时期，文化发达一时开欧洲之风气。1364年，世界历史最悠久的大学雅盖隆大学创立。我在克拉科夫采访期间，雅盖隆大学的斯拉夫语博士玛茨卡带我在这所宁静的校园里穿梭，告诉她我最喜欢初秋时节，看着古老的橡树树叶慢慢变黄，阳光越来越多地透过稀疏的树枝，投入到高大的办公室书桌上，心里充满莫名的喜悦。
1569年波兰—立陶宛联邦成立。因为地理版图的迅速扩张，克拉科夫的地理位置太偏南而不便对全国实施行政管理，1596年国王齐格蒙特三世将首都迁到华沙。在华沙老城参观时，向导毕达对我说，波兰人不喜欢这位迁都的国王。这大概是因为波兰人喜欢克拉科夫多于华沙。克拉科夫承载的大多数是辉煌的波兰历史，华沙却未必。
迁都之后，波兰王国的文治武功确实一度达到顶峰。向东，王国领土扩张到了极限。1605年波兰军队攻占莫斯科，1648年波兰国王索别斯基在维也纳城下率军击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军队，后来被视为阻止了伊斯兰教向欧洲的扩张。但是盛极而衰。18世纪波兰被三次瓜分。1795年科希秋什科起义失败之后，波兰彻底亡国。一段近现代史的悲剧上演了。
历史远去，但是却脚步迟缓，一步三回头。所以，在克拉科夫，生活就像在历史书籍中散步。在银行里汇款，一个小时里只有三位客人进来，但柜台的姑娘似乎不跟你聊成老朋友，就不帮你办事儿。老城广场里人声鼎沸，丝竹声声入耳，卖艺的人演出水平极高，以至于我情不自禁地掏钱去购买他们自己录制的CD，然后躲进旁边的咖啡馆里，用一杯卡布奇诺来打发这人生半日闲暇。这里的街道狭窄弯曲，散步的人们多于来往匆匆的车辆。黄昏时分，教堂的钟鼓齐鸣，唤醒了时间，也唤醒了记忆。
克拉科夫有它的悲剧，当地人必须要与这些悲剧共存。《辛德勒名单》的故事背景即设在克拉科夫。当年的犹太人居住区犹存，旧楼仍在，公墓长出了野草，埋葬的却不是战争之前曾经住在这里的人——他们早已沉睡在奥斯维辛的土地里，或者化为维斯瓦河的苦水汇入大海。从市区乘坐公共汽车，就到达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这里已经是旅游景点。汽车一路走，一路可以看见小镇的窗台上除了摆放鲜花，还摆放着许多圣母像，整洁、干净，也象征着承受苦难，保持信仰。
参观回来，我问玛茨卡，你会为此感到恐惧吗？她回答并不出我的意料之外：“奥斯维辛是纳粹德国的罪行。波兰对此没有责任。”停了一会儿，她补充说：“我们总得活下去啊！”
总得活下去，不仅是对犹太人而言，对波兰人自己也是如此。这个国家亡国了123年，1918年再度复国。1921年在华沙战役中击败苏俄红军，被西方视为制止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向西欧扩张，波兰人以此为骄傲，一时间把各种将领的雕像建满华沙街头。这是华沙与克拉科夫最大的不同。克拉科夫街头雕像极少，但是在华沙，转弯就可见一座：毕苏斯基、西科斯基、哈勒尔、索别斯基、基林斯基、显克维奇、肖邦、居里夫人、哥白尼、密茨凯维奇、贝林格。除了本国人，还有外国人，例如戴高乐和里根。各种名人汇聚在一起，让整座城市充满一种历史和诗意交织的迷人气息。
华沙的名字用英文翻译，可以直译为“战争之锯”。没有到达这座城市，也不用雕像群提醒，就已经知道华沙的许多故事。电影《钢琴师》真实地记录了华沙在被纳粹德国占领期间的两次起义：一次是1943年犹太人起义，第二次规模更大的起义是1944年华沙起义。1944年起义本来计划48小时即赢得胜利，最后却持续63天，华沙人以至少15万人阵亡的代价换来了失败。恼羞成怒的德国兵用炸药包以德式严谨把一栋栋房子夷为平地，连有400年历史的老城也不例外。
今天在这座城市，人们喜欢告诉你，他们是如何凭借着战前仔细测绘和临摹的图纸，尽量使用废墟里的一块块砖头重新修复了老城；他们喜欢说，在1989年，他们是如何通过政治协商，重建了国家体制，实现了和平过渡；他们喜欢对市中心的科学文化宫指手画脚，嘲笑苏联人援建的这座高大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是“斯大林的注射器”；他们喜欢告诉来访的中国人，市区南部使馆区瓦津基公园的小楼里当年曾经有过新中国外交官和美国外交官的秘密接触。
这里，每一个人都可以说华沙的历史故事，现实而沉重，但从他们嘴里说出来，恍然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在克拉科夫，人们不谈论历史，但是传说却口口流传，国王的风流韵事，雅盖隆大学的漫长历史……这让克拉科夫感到沉醉和放松，因为它已经不担负历史的责任。波兰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切斯瓦夫·米沃什，流亡国外40余年，最终在1990年代回归故国，选择了在克拉科夫度过余生，或许是漫长的一生到达终点前，他需要放下心灵的重负。
波兰太沉重。鲜血和杀戮浸透了它的近现代史，因此，反而是历史褪色到忽明忽暗的克拉科夫，人们会感到稍微能够透一口气。但没有人能够脱离历史的语境。在瓦维尔城堡的出口外，就竖着一座白色十字架，上面写着简洁的一个单词：“卡廷”。它纪念当年苏联1942年在卡廷森林等地处决2万多名波兰被俘军官。
在华沙看到纪念碑和纪念馆更多，“卡廷大屠杀”仅仅是其中之一。你可以看到犹太人纪念馆，华沙起义纪念馆，无名烈士墓。那种深深的悲戚、骄傲和顽强从未有过丝毫的遮掩，仿佛这就是这座城市的天然气质。在克拉科夫，它的宁静、舒适、未遭战争破坏的精致，加上当年奥匈帝国的波西米亚式生活方式，吸引着游客们驻足。
两座城市一起，共同构造了波兰人的认同。华沙是悲剧和抵抗，克拉科夫是成长与精美。但是这种认同因波兰历史的变迁变得更加层次丰富。德国战败，苏联解体，使波兰几乎解除了地缘危机。正如格但斯克团结工会博物馆的大门上写着“欧洲从此开始”一样，今天的波兰人相信自己是欧洲人，并且满怀责任感地投入到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这种心态让作为首都的华沙变得更加生机勃勃。华沙有了高楼林立的CBD，有了新城市规划，有了越来越多的大幅广告。
有一瞬间，我在想，是否会因为发展过快，华沙会失去它原有的色彩，变得像一个毫无特征的商业都市。但是我迅速用一个念头安慰自己：只要雕像、纪念碑和纪念馆还在，华沙就还是华沙。再说，波兰还有一座千年不变的克拉科夫。它完全有可能骄傲地维持另外一个千年而不变。城市和城市精神是永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