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中国对外贸易利益获取机制构建研究

内容摘要:在对外贸易的战略周期中,如何持续高效均衡地获取贸易利益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动态工程,它不仅包括历史收益的积累,还包括现实利益的维护及预期利益的拓展。后危机时代既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跃升期,又是中国十二五战略规划的实施期,本文在把握这一时代契机的基础上构建持续高效均衡获取贸易利益的动力机制、维护机制、拓展机制,从而更好地满足中国对外贸易的利益诉求。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贸易利益动力机制维护机制拓展机制

问题的提出

后危机时代,随着全球经济复苏步伐的放缓,各国对贸易利益的关注点也由利益创造逐渐变为利益分配,国际间利益纷争亦愈演愈烈。如何在这一特殊时期保证国家持续高效均衡地获取贸易利益,对每一个参入全球贸易与分工的国家来说都至关重要。

中国作为发展大国,于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但是,贸易大国并不等于贸易强国,贸易顺差的背后却是内外经济的失衡及国内资源环境的耗竭,贸易发展呈现数量虚幻与福利实质的异化特点。而这种异化现象在后危机时代的特殊环境中变得更加突出:一方面,发达国家在内部经济复苏缓慢的情况下,纷纷利用“贸易顺差”的幌子指责中国利用重商主义满足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不惜对中国展开贸易保护及贸易制裁;另一方面,在外部需求减少与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强的条件下,中国出口贸易的境况将不容乐观,更多的出口企业将面临着“拉到订单难,赚到钱更难”的艰难局面。而近期美元信用等级由AAA等级下调到AA+等级所引发的新一轮信用危机将进一步减缓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同时也显著加大了“出口导向性”国家外汇资产缩水的风险。

上述不利因素将迫使中国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必须坚持“国家利益、国民福利”的根本点,采取切实有效的战略方针保障中国在对外贸易中持续高效均衡地获取贸易利益。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高效持续均衡地获取贸易利益是中国理论界和实践界面临的一个重大而系统的问题(林玲,2010)。本文将这一系统问题细分三个层次(贸易利益获取的动力机制、维护机制、拓展机制)进行逐一探讨,以期建立提升对外贸易利益的动态机制。

中国获取对外贸易利益的动力机制构建

贸易利益的动力机制是一国在国际贸易与分工中均衡持续高效获取贸易利益的基本支柱及动力源泉,核心问题是“我们依靠什么来获取贸易利益”。作为人口大国,充足的人力资源及低廉的劳动成本曾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的基本切入点,也是中国获取贸易利益的主要动力。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国内稀缺的条件下,以劳动力为支撑的动力机制符合李嘉图比较优势原则,既缓解了中国人口就业的巨大压力,又促进了中国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与贸易顺差的迅速攀升。

但后危机时代,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涨和外部需求的日益萎缩,传统的以劳动力优势获取贸易利益的动力机制将不可持续。图1的微笑曲线既展示了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实现贸易利益的基本地位,也为中国建立可持续获取贸易利益的动力机制提供了基本方向—锁定加工组装环节低薄利润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实现本国要素分工地位的战略性攀升。前者是立足本国人口国情的考虑,也是战略转换的过渡性要求。后者则是中国贸易转型战略中获取贸易利益的基本动力导向,坚持这一战略则要求:

(一)坚持内生(动态)比较优势原则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要素流动的日益频繁及要素内涵的不断更新,中国的比较优势随着要素结构的变化发生了实质性改变。所以,中国应根据要素结构的变迁建立比较优势动态变迁的动力机制,保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更好更快地发挥比较优势,从而实现贸易利益的最大化。

(二)设定加工贸易的最佳规模

杨小凯(2008)认为每一种比较优势条件下都存在着分工的最优值,一旦超越了这一最优值,继续开展对外贸易就会造成分工模式的固化及边际贸易利益的下降,并最终陷入贫困化发展。目前,中国依靠人口资源优势融入全球分工链条的组装及加工环节,充当了“世界加工厂”的角色。一旦这种角色地位固化下来,以量取胜的获利模式也会随之固化,而这种固化会进一步加剧贸易福利的损失。因此,在加工贸易过度发展的情况下,中国更应该谨防这种低附加值的分工地位及获利模式的固化,科学设定加工贸易的最佳发展规模,并在最佳规模的基础上有效实施贸易转型战略,从而建立贸易利益增长的最优路径。

(三)依靠要素质量的攀升实现分工地位的攀升

高素质的稀缺要素是进行产业链分工与价值链获利的基础,中国应该积极培育与引进高新技术、管理知识、市场经营经验等稀缺要素,从而促进本国要素分工从生产链的组装加工环节向研发、市场等高端环节进行动态演进,而这一过程也是中国高效、持续获取贸易利益的动态过程。

中国获取对外贸易利益的维护机制构建

贸易利益的维护机制是保证贸易利益的国民价值得以实现与转化的重要支柱。李嘉图模型指出,一国贸易利益包括出口、进口两方面,单纯依靠某一方面来获取贸易利益的机制是不可持续的。比如而对于出口导向性国家而言,积极鼓励出口贸易并赚取大额外汇收益,这促进了出口产业的蓬勃发展及出口利益的积累。但是,如果出口创造的外汇收入不能通过有效的“进口”战略来购买国内生产所需要的技术设备及消费所需要的差异化商品,那么出口收益将更多地停留在货币价值的层面,并不能将物质财富转化为国民福利,这最多也只能算实现了“一半”的贸易利益。

20世纪以来,中国的出口贸易高速增长并积累了大额的外汇储备,但是进口贸易一直没有得到相应增长,特别是技术密集型产品,在某些年份还出现了逆差现象。这样的反差表明中国出口贸易收益更多地是以外汇资产的形态静态持有,而不是通过购买国外的物质产品实现货币价值的转化。据美国资产委员会统计数据,2001-2007年间,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年均39.3%被用来购买美国国债,然后美国又可以利用这些回流美元继续购买中国商品,最终形成了商品资本的循环机制。在这种循环机制中,美国人民享用了中国人民辛苦创造的物质财富,而中国人民则积累了大堆的绿纸票子(余永定,2006)。更糟糕的是,这些美元不仅收益率非常低(一般在3.5%左右),而且还在以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进行贬值。近期美国主权信用等级的下调就是最好的例证,这将进一步加大中国外汇资产缩水的风险。

中国在金融发展比较劣势的情况下及巨大的外汇储备压力下,如果继续忽视对既得利益的维护和转化,将会继续忍受进口福利缺失与外汇资产缩水的双重风险。而贸易利益的维护与转化则是综合利用贸易、投资、金融等手段实现既得利益保值、增值的协调过程:在贸易领域,必须重视进口战略对国民福利及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在适度储备规模的情况下,利用科学有效的进口战略实现对国内资源、要素的替代;在投资领域,随着外汇资本优势的建立,利用风险-收益原则实施多元化投资战略,在实现贸易收益保值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其增值战略;在金融领域,要进一步评估和控制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风险,坚持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高金融风险防范安全,防止人民币升值、汇率波动及全球通胀等金融因素成为稀释中国贸易利益的潜在渠道。

中国获取对外贸易利益的拓展机制构建

贸易利益获取的拓展机制是在贸易利益获取动力机制及维护机制的基础之上对贸易福利效应的进一步强化及拓展,其构建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进一步强化动态贸易利益的福利效应

相比静态贸易利益,贸易所带来的技术进步、结构升级、制度变迁等方面的动态利益,具有更大的延展性,能够更加长久、持续地作用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福利的增进。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技术水平、制度建设等方面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而这种差距有利于从发达国家更多地获取技术外溢等动态效应。因此,中国应该坚持将动态贸易利益作为利益拓展的重点,积极疏通贸易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渠道机制,在二者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实现贸易利益的自我拓展。

(二)坚持实施低碳经济战略

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复苏必然伴随着覆盖全球生产网络的新型产业链的产生与崛起,如低碳经济。2009年美国众议院通过的《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中关于2020年起征收碳关税的规定将进一步挑战高碳产品贸易,低碳技术、低碳金融等全球性稀缺要素将在未来的价值链分工中占据“制高点”。因此,坚定不移地实施低碳经济战略既可以避免中国在新一轮国际分工及利益分配中处于被动地位,又能够帮助中国摆脱传统的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高碳经济发展方式,最终实现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中国一方面要利用后发优势积极参入全球环境、资源等问题的战略合作与对话,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及经验,为嵌入全球低碳产业分工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要加大对低碳金融、低碳技术等方面的自主研发与政策支持力度,力争利用国际金融危机的契机,建立起低碳经济的竞争优势,从更深远的意义上拓展对外贸易利益。

(三)综合利用多种手段获取更广泛的贸易利益

后危机时代,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贸易投资一体化将进一步深入,国际活动将更多地表现为贸易形式的投资化及贸易利益的金融化。事实表明,发达国家在忍受贸易逆差的同时往往利用投资、金融等手段更加隐蔽地、高效地获取开放经济利益,从而为贸易发展赢得了更加宽松的外部环境,这是对贸易利益一种外延性拓展。中国在巨大的外汇资本优势下,应该放弃“顺差至上”的观点,综合利用贸易、投资、金融、科技等手段获取更加广泛的贸易利益,从而为贸易利益的获取创造更大的弹性空间。

结论

总的来说,贸易利益获取的动态机制不仅包括历史收益的积累,还包括现实利益的维护及预期利益的拓展,每一种机制单元的建立都离不开对时代发展脉搏的动态把握。结合后危机时代的特征,构建嵌入这一契机的贸易利益获取动力机制、维护机制、拓展机制,才能更好地满足对外贸易的利益诉求与福利反馈。中国作为加工贸易大国,应该充分利用后危机时代的跃升期实现贸易利益获取动力机制、维护机制、拓展机制的升级与完善:在动力机制中,始终坚持比较优势动态变迁的原则,不断实现贸易附加值的攀升;在维护机制中,始终坚持风险-收益原则,利用有效的进口战略实现對出口收益的转化,积极防范美元贬值、全球通胀等风险因素对既得利益的侵蚀;在拓展机制中,注重动态利益的获取与拓展,积极融入国际低碳产业的分工与合作,综合运用贸易、投资、金融等手段更加广泛地获取开放经济利益,为贸易利益的获取创造更大的弹性空间。

参考文献:

1.余永定.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M].北京三联出版社,2010

2.林玲,段世德.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研究[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8(4)

3.张二震,方勇.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经验[J].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4)

4.曾铮,张路路.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的界定:基于中国制造业贸易附加值的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08(4)

5.Krugman,Paul. A“Technology Gap”Model of International Trade.In Krugman P.(ed.),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Trade.MIT Press,1994

6.Gereffi, G.A Commodity Chains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Industries. Working Paper for IDS,1999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