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公共电视与电视公共服务
公共电视作为一种媒介体制，在新世纪以来，正面临着市场化、数字化和全球化语境的冲击与挑战，酝酿着媒介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服务转型。然而，认真观察公共电视的“规制化”——“去规制化”——“再规制化”的变革路径后，却惊人的发现，维护“公共利益”的公共服务核心理念始终在辗转中坚守。日本ＮＨＫ在大地震中的专业主义报道让我们重新燃起对公共电视的希望，重庆卫视的“红色频道”定位让我们重新思考公共服务电视在中国的生存与发展。本文试从公共电视的历史观照、公共利益的现实考量和公共服务的理想追求三个方面，思考转型中的公共电视和中国电视的公共服务。
公共电视的历史观照
１．公共服务电视与电视公共服务
公共广播（电视）的理念，最早由英国广播公司（ＢＢＣ）的首任总经理约翰·雷斯于１９２５年提出。当时主要是针对广播电视追逐利润、滥用媒介权力的现象，提出必须建立一个超越利润与娱乐局限的全国性广播电视制度，这就是 “公共服务广播”（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简称ＰＳＢ）。它与国内目前所提出的电视公共服务不是一个等同的概念，虽然二者在 “公共利益”上有某种关联，但从本质上看，前者是一种与商业电视相对应的媒体制度，后者则侧重于媒介的职责功能，指必须通过多种技术手段和平台，保证广大公民能收看到多样化的电视节目。
公共电视强调独立性，包括“独立于商业”。而商业电视大王默多克则多次声明，在一定的法律限度内，任何人提供了公众希望并以可能支付的价格获得的服务，都是在提供公共服务。虽然这与公共电视倡导的“公共服务是一种社会福利”的精神背道而驰，但对于“公共服务”的理念和目标，没有谁公然消解。“公共服务”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尽管在不同的时期不断发生变化，并被重新建构，但其仍是一个需要被不断征用的概念，直到今天对这个行业来说也始终是一个具有合法性甚至颇有象征意味的符号。
随着我国政府相关部门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电视公共服务自然成为我国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加快建设覆盖全民的公共服务体系，全面增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平衡市场化中的商业泛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２．公共电视的理念传统
西方国家对公共服务电视的认识基于两种价值理念：一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公共广播电视传统，认为电视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一种公共品，它关乎市民社会、文化传承等非个人、非市场和集体价值取向，为所有公民服务和建构公共价值。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商业广播电视传统，认为广播电视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一种商品，任何人只要在本国法律范围内提供一种公众在一定价位能承受起的服务都是公共服务。①这两种不同的方式都有着共同的指向：即对“公共性”与“公共利益”的追求。
英国广播研究所在１９８５年发行的一本小册子中，将公共服务电视视为一种广泛的目标，并总结出八条主要原则：普及（地理特点）；广泛需求（普遍兴趣）；对少数群体的特殊关照；对民族和社区特征认同感作贡献；与既得利益保持距离；直接和普遍付费（不通过广告中介）；就节目质量（“好”、“坏”）竞争，而非观众人数（“多”、“少”）竞争；对节目创作者的方针是鼓励创造，而非限制创造。这八条基本原则为日后世界范围的公共电视规划了美好蓝图，构成了公共电视的经典理念。这样一种服务理念“必须不计代价地提供给整个社会的每一个部分，整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要能够教育、告知，并提升公众，同时准备好引领公众意见，而不是跟在公众后面”。②
３．公共电视的价值重塑
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和新公共管理的实践，公共服务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世界广播电视体制出现了私有化、商业化的趋势，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在强大的市场压力下越来越难以为继，垄断的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开始向双规制和多元化方向转变，从“公众至上”向“消费者至上”转型。各国政府也不得不对公共广播电视政策做出种种调整和改变，如私有化、商业化、放宽限制等，以适应市场的需要，从而使得公共电视的节目和运作机制更加灵活，更具市场竞争力。③
然而，公共电视的市场化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逐渐显露出来，尽管它使得公共电视的财政状况有所好转，但却遭到社会越来越多的质疑。一方面，加剧了媒介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使媒介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公众服务”的理念受到挑战；另一方面，公共电视的变革使得它与商业电视一样屈服于娱乐价值的侵蚀，娱乐和新闻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④节目质量和品位骤降，因此亟须重塑当代公共电视的价值。
新世纪以来，一些国家走上“重新规制化”的道路，如英国２００５年发布的绿皮书首次规定ＢＢＣ每个栏目都必须体现出服务公众的作用，美国相继规定儿童节目中的广告限制和打击淫秽及不健康内容等政策，德国、法国等也纷纷重新规制，没有谁敢公然抛弃“服务公众利益”的原则，这对转型中的我国电视改革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公共利益的现实考量
１．公共利益的公共传播
公共利益是公共电视的根本指向，在西方国家，公共电视是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基本公共政策乃至制度而存在的。日本广播公司ＮＨＫ在这次日本大地震中的报道，让国人在家门口真正感受到什么是公共电视，以及公共电视在日播节目中的社会担当。当灾难性的地震来临之时，人们见证了日本公共传媒的专业主义精神和人文情怀，正如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所言，日本公共传媒在国家重大危机时刻“成为超越一切的公共平台，维系了国民的精神和秩序”。
新闻专业主义可以说是“公共服务”的一种重要信念，面对毁灭性地震， ＮＨＫ的主播们头戴安全帽始终保持镇静的面容播报新闻，画面上没有出现令人恐怖的死亡特写，没有灾民们呼天喊地的镜头，也没有第一线记者虚张声势的煽情式报道。 “ＮＨＫ是公共电视台，我们考虑最多的就是国民，最怕失去的也是国民”，“在这样紧急的灾后报道中，国民需要的信息才是我们要报道的”。维护公众利益成为公共电视在危机传播中的第一选择。
２．公共服务的制度呼唤
ＮＨＫ作为日本唯一的公共广播机构，在日本大地震中的报道好似一面镜子，照出了国内少数媒体伪“公共性”传媒的面目。无厘头的自我游戏、故作矫情的主持嘲笑、窥视心理的婚恋娱乐、模式化的真人秀泛滥，让曾经令人肃然起敬的人道主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各种戏谑调侃下变得虚弱、虚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以来，以“娱乐”为特征的大众文化更是勃然兴起，成为一种消费和产业。
在我国没有实行严格意义上的公共服务电视制度，商业电视的经营方式却严重影响并侵蚀着公共电视应有的品质和伦理，我国有些电视媒体，在收视率的追求下，贩卖着貌似平民化的煽情报道，实则掩盖着巨大的商业利益追求。如果不从制度上对中国电视予以规约，无疑会制约中国电视的健康发展。
在娱乐化、商业化大潮的冲击下，当代一些电视媒介开始放弃对公众核心利益的观照，转而迎合庸俗的商业化需求，反映了国内一些电视媒体公共精神的缺失。这对于建设一个理性的、健康的、有创新力的媒介是极为不利的。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解决，将有助于中国电视公共服务社会责任的加强。
公共服务的理想追求
１．公共服务的观念认同
对于当今中国电视而言，公共服务已然成为无法回避的重大议题，然而观念的认同并非易事。当重庆卫视改版定位于红色频道后，即招来部分媒体和网民的非议。这反映出我国电视行业既不像公共电视，又不像商业电视的 “混沌”状况给人们观念认同带来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