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贸易的环境影响综合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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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背景下,需要深入分析对外贸易规模、外贸经济布局对环境影响的综合效应,全面探索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规律。理论分析主要考察了对外贸易发展对环境影响综合效应的作用机制,在污染的需求和供给函数基础上,将环境因素分别引入对外贸易的生产者函数、消费者函数、政府税收函数,构建对外贸易环境总效应实证模型,模型分析表明,对外贸易对环境影响的规模效应体现为环境污染在不同禀赋和收入水平国家间转移;对外贸易对环境影响的结构效应体现为出口产品结构的改变,但是由于不同的比较优势,该结构效应在各经济体间的正负影响各不相同;资本积累会带来更多的污染,技术进步则会降低污染水平,二者相互作用究竟产生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效果,关键看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否带来污染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同时基于我国29个省(市)的动态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经济总量、外贸规模、外贸经济布局对环境影响的综合效应。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导致的收入效应和规模效应使污染物排放量呈现先下降然后增长的变化,而外商投资在短期内会增加环境污染,但从长期来看,正的技术效应使污染排放量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同时受到产业结构的约束,外贸经济布局的产品效应及结构效应呈现显著的负效应。我国对外贸易对环境影响负效应产生的现实基础来源于我国的外贸结构与模式等特征的国情基础,改善我国的外贸对环境影响的负效应需要通过继续深化外贸体制改革,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完善环境经济政策,加强国际多边合作等综合手段来实现。

关键词对外贸易;环境影响;综合效应;动态面板

中图分类号F062.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7)04-0087-08doi:10.12062/cpre.20170324

“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已成为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为扎实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战略工作的重要环节,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我国外贸经济总量持续增长,已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我国外贸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越发凸显,1978年以来,我国外贸经济年均增速超过了15%,2015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4.55万亿元人民币,保持了全球外贸规模最大国家。然而,由于过于注重经济利益而忽视环境和资源成本,在对外贸易持续发展的前期和中期,我国承接了大量高污染、高排放和高能耗产业的转移,导致长期以来对外贸易呈现出经济上的顺差而资源环境方面的逆差,使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重挑战。因此,深入分析对外贸易规模、外贸经济布局对环境影响的综合效应,全面探索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规律,对于我国外贸经济结构升级,全面实施科学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文献综述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关于对外贸易对资源环境的影响问题也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并产生大量的理论成果。Ang[1]、Abay, Reyerh, Dan & Ada[2]认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负外部性将会导致更多国家变成污染避难所。Galeotti的研究探索了不同区域和环境指标的选择下,环境指标与经济间可能存在不同形态的发展趋势[3]。Juan S. Blyde通过研究证明国家的生态环境标准与收入、消费需求的变化正相关,对外贸易会间接地促进一个国家生态环境标准的改进[4]。Cohen & David则指出由于环境标准较低,发展中国家会成为世界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重点区域,并强调环境改善需要跨国企业在海外扩张时采用“母国”的环境标准生产[5]。刘子飞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对生态影响的效应问题[6]。刘巧玲等在中美两国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我国的对外贸易对环境的污染影响不大[7]。王天凤和张珺[8]、阚大学等[9]分析了对外贸易过程中的技术效应、结构效应及区域腐败等问题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原因。

综观国内外研究成果,一方面,大多数学者基本认同对外贸易、直接投资等会间接或直接的影响到东道国的环境变化,只是影响的渠道、途径和方式不一致,但对贸易与环境影响机制的研究还不够成熟,并且受到各自立场和出发点不同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在结论上也有较大差异。另一方面,有的学者对解决对外贸易的环境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包括加强国际间的协商合作、将环境成本内部化等措施和手段,但国外学者的研究多以发达国家为对象,缺乏以发展中国家为对象的研究,相关实证研究的结论也就比较缺乏可信度和应用性,国内学者对贸易与环境相关性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在具体实证方法、模型选择、变量选取和数据处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上述各方面也正是本文拟突破和创新的重要内容,运用国际贸易理论、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理论、微观经济学以及面板数据模型,探讨外贸增长对中国环境的长期影响,并提出可行性建议。

2理论分析框架

2.1对外贸易环境效应的作用机制

从理论上来看,理想状态的对外贸易本身不会直接引起环境问题,但是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各种利益相关者的不同述求所引发的外部性、产权不明确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导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因素存在时,对外贸易将会产生不同的环境效应。对外贸易通过多种效应直接、或者间接地产生对环境的影响,最后形成综合净效应。如图1所示。

图1就是一个出口污染产品的国家在自由贸易下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以及技术效应共同作用下的效果图[10]。假设是一个污染产品的出口国,x为该产品的产量,y为国内总产值,z为污染排放量,设污染水平z=e(θC)x,产品的世界价格为PW,国内净价格为PN,生产均衡点沿着预算约束线移动。在图上半部分中,描绘了污染产品在出口面临贸易壁垒而导致产量和生产总值变化的情况;图的下半部分则描述了这些变化所引起的污染后果反应。

设定初始生产点在A点,在A(xA,yA)点,污染的排放量为zA=e(θA)xA。当贸易壁壘减少时,出口量增加导致产量增加从A点移动到C点,新的国内生产价格为PN′,并且从A点到C点由于生产规模增长而带来生产技术进步,因此,总的污染排放强度会下降为e(θC)以及污染总量降低到zC。将zA到zC的移动分解为三个组成部分。首先,假定经济规模和技术不变,贸易产生一个从A到B的结构性的改变,这个变动导致污染排放从zA到zB的变动,这就是贸易引起结构效应。在图上半部分中,从B点到C点的移动反映了规模效应。污染物的排放从zB增长到zS即是规模效应。最后,由于贸易增长按世界价格计算的出口总值上升,以及实际收入(间接)产生技术效应。由于清洁技术的运用以及排放强度的下降,技术效应导致污染物排放从zS下降到zC。

如果是一个污染产品的出口国,并且结构效应和规模效应总体超过了技术效应,那么贸易自由化可能导致污染减少。规模效应一般为负效应,当一国的自然资源等其他条件不变时,对外贸易将会引起经济活动的扩张,导致自然资源的耗用以及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增加,就会对该国的生态环境产生负面的影响[11]。结构效应是指对外贸易会促使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比较优势相适应,如果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是“清洁”产业,这样对外贸易对该国产生正的结构效应,如果该国在资源密集产业方面或“肮脏”产业具有比较优势时,则结构效应表现为负,结构效应的净值则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比较,一国的环境规制将对结构效应产生重大的影响。技术效应是指由于对外贸易促使技术的扩散和进步而带来对环境的效应,由于环保意识一般会逐渐增强,所以技术效应一般为正。

随着外贸时间的延续和外贸规模的扩大,对外贸易对环境还会产生其它方面的效应,如产品效应、收入效应、法规效应等,这些效应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最终整合形成对外贸易对自然环境作用的综合净效应。

4.2协整检验结果

根据EG(EngleGranger)两步法推广而成的面板数据协整检验方法,Pedroni 协整检验法,原假设为“不存在协整关系”,检验结果如表2,除了Panel rhoStatistic检验以外,各变量间均拒绝了原假设,接受备择假设,即存在协整关系。

4.3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的选择

一般而言,当研究关注样本本身,则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如果研究需要通过样本推断预测总体,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下面利用Hausman统计量检验应该建立随机效应回归模型,还是建立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原假设与被择假设是:H0:应该建立随机效应模型,H1:应该建立固定效应模型。

由表3可见,应该拒绝原假设H0的建立随机效应模型,接受备择假设H1的应该建立固定效应模型。根据Hausman统计量检验的结果,本文应该选择建立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下面采用混合模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时间固定效应模型三种模型进行分析。

4.4回归模型估计及选择

根据表4的结果显示,工业固体废弃和工业废水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拟合优度R^2值分别为0.940 2和0.935 6,均比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和混合模型高,并且F统计量也更显著,因此,应该选择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至于对外贸易中的收入效应、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对污染物排放水平的影响效果的正负以及程度,取决于模型估计得到的值。

5结论及建议

通过动态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可以总结出我国经济总量、外贸规模、外贸经济布局对环境影响综合效应的基本规律。

(1)从模型可以看出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和国内生产总值呈现“U”型的关系,即经济增长导致的收入和规模效应使污染物排放量呈现先下降然后增长的变化。最佳污染规模理论或许能解释这种现象:由于环境具有一定的自净(自我净化)能力,在这个能力范围的排污并不会产生环境污染,这段区间属于环境的免费(边际环境成本为零)使用区间,因而“零污染”并不符合环境经济学的原则。只有排污达到一定规模,才会产生环境污染。而且在一定的排污范围内,环境对污染物的自我处理与修复能力呈规模递增趋势,即单位GDP的排物量持续下降。当这种递增势能耗尽,即曲线到达“U”字形底部后,环境的净化呈规模递减趋势,即单位GDP排污增加。

(2)伴随外商投资的增长工业固体废弃物和废水的排放量呈现倒“U”型的变化特征,该结论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即短期内外商投资会带来负的技术效应,外商投资的增长会增加工业废水排放和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的增长,但是从长期来看,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会带来先进的技术水平和生产管理标准,因此当排污达到顶峰时将会出现污染排放量逐渐降低的趋势。关于这一问题,目前许多学者的实证检验结果上争议较大,得到的污染物增长曲线的形态、拐点和严重结论各不相同,说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与污染物的选择,以及环境质量衡量指标的选择有关。

(3)外贸经济布局影响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产品效应及结构效应呈现显著的负效应,外贸引起的工业所占比值的增长会促进工业固体废弃物和工业废水的增长。统计上显著的估计值说明对中国而言,工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越大,以不同指标衡量的工业污染物的排放并没有显著越少。主要受到两方面影响:一是因为我国宽松的环境规制和追求低成本的生产方式,使得国内企业较多引入落后淘汰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导致有害的、环境不友好技术和服务的传播,甚至于通过贸易直接进口“洋垃圾”;二是我国能源与环境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大,其中建材、钢铁产品几乎占到了出口额的50%以上,随着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使工业污染物的排放增加。

(4)对外贸易增长带来负的规模效应,这和现行的“污染者天堂”的理论相一致,支撑了该假说在中国的成立。由于我国的对外贸易属于典型的“两高一资”模式,即“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出口模式。长期以来是加工贸易为主,出口制成品附加值低,贸易条件差;在贸易额最大的10个工业行业中,绝大多数是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型行业;外贸的高度增长,又进一步拉动了国内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和环境高污染。因此,伴随着我国对外貿易的增长,这种粗放型外贸模式已经给国内生态、环境与资源系统造成了巨大压力,我国不仅成为世界头号CO2和SO2排放大国,其他各种污染物排放也在大量增加。

我国对外贸易对环境影响负效应产生的现实基础来源于我国的外贸结构与模式等特征的国情基础,要改善我国的外贸环境效应需要从多角度,多方位入手,除了继续深化外贸体制改革以及转变外贸的增长方式以外,尤其应该加强我国环境经济政策的调整,包括环境法规建设,税收政策的调整以及完善排污收费、排污权交易制度建设等等,最重要的是加强国际多边的合作,通过国际间各国环境经济政策的协调来改善环境。(编辑:刘呈庆)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ANG J. CO2 emissions,research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in China[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9,68(10): 258-265.

[2]ABAY M, REYER G, DAN R, et 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dustry location in Europe[J].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10(4):21-30.

[3]GALEOTTI M, LANZA A, PAULI F. Reassessing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for CO2 emissions: a robustness exercise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6,57 (1):152-163.

[4]JUAN S. Does international trade hurt the environment? old theory, new developments[J].The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2000,14(4):343-353.

[5]COHEN D. Earth’s natural wealth: an audit [J]. New scientist, 2007, 194(2605):34-41.

[6]刘子飞.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环境效应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 2014(12):110-117.[LIU Zifei.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s of foreign trade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J]. Inquiry into economic issues, 2014(12): 110-117.]

[7]刘巧玲,王奇,刘勇.经济增长、国际贸易与污染排放的关系研究——基于美国和中国 SO2排放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22(5):170-176.[ LIU Qiaoling, WANG Qi, LIU Yong.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ollution emissions: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SO2 emiss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2,22(5):170-176.]

[8]王天凤,张珺.出口贸易对我国碳排放影响之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1(3): 89-98.[ WANG Tianfeng, ZHANG Jun. Influence of export trade on carbon emission in China[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2011(3): 89-98.]

[9]闞大学,吕连菊.对外贸易、地区腐败与环境污染——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5(1): 120-127. [KAN Daxue, LV Lianju. Foreign trade, regional corrup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dynamic panel data[J]. World economy studies, 2015(1):120-127.]

[10]WERNER A, BRIAN R, COPELAND, et al. Is free trade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 [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1(2): 877-886.

[11]向延平,陈友莲.跨界环境污染区域共同治理框架研究——新区域主义的分析视角[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37(3): 95-99.[ XIANG Yanping, CHEN Youlian. Frame of regional cogovernance of transboundar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regionalism[J]. Journal of Jisho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6, 37(3): 95-99.]

[12]COPELAN B R, TAYLOR M S. A simple model of trade, capital mobility, and the environment,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D]. NBER Working Paper. 1997:4-14.

[13]FU Jingyan, ZHANG Chunjun. International trade, carbon leakage, and CO2 emissions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J].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5, 13(2): 139-145. DOI:10.1080/10042857.2015.1009256.

[14]陈刚, 高颖楠, 徐欣, 等. 中美环境技术产品贸易分析[J]. 环境保护, 2013(9): 75-76. [CHEN Gang, GAO Yingnan, XU Xin, et al. An analysis on commercial trade in environmental technological products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J].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13(9): 75-76.]

[15]袁其刚,李璐璐,商辉.应对气候变化贸易措施与WTO规制的冲突及协调[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4(2):39-44.[YUAN Qigang, LI Lulu, SHANG Hui. The analysis on trade measures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and their conflict and coordination with WTO[J].Review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2014(2): 39-44.]

[16]YU Yi, ZHANG Hui, HU Hao.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pork trade: evidence from China[J].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4, 12(2): 171-177. DOI:10.1080/10042857.2014.910880.

[17]ZHOU Hui, SHENG Jichuan. Has EU ETS caused carbon leakage in the EU carbonintensive industries? a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lateral trade[J].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5, 13(2): 132-138. DOI:10.1080/10042857.2015.1033805.

[18]張晓莹.环境规制对中国污染产业贸易竞争力影响机理研究[J].经济与管理评论, 2015(3): 38-45.[ZHANG Xiaoying.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 pollution industries [J]. Review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2015(3): 3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