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似乎一步步迈向“盛世”的那几年，热爱闷头写小说的王小波正试图改变自己的策略，开始亲近媒体。
这位1991年就已经获得了台湾《联合报》文学奖的作家有着自己的尴尬，他仅仅在小圈子里有自己的读者。1992年，他用《联合报》文学奖的奖金（25万新台币）在顺义买了一座小房子，作为他的写作间。之后，他辞去中国人民大学商品学系的教职，成了一位自由撰稿人。
结束体制内的工作对王小波是一种解脱，大学教师“刷试管”的那段经历在他的小说《三十而立》当中就有体现。在那部小说里，王二是一个富有才华和幽默感的青年教师，但是说话爱挖苦人，校长赏识他，却无法在复杂的关系当中护着他。小说中的王二纠结于“领导对我其实还不错”和“老子是自己的人”的复杂矛盾中。
文学青年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国务院修改和废止了400多份约束经商的文件，大批官员和知识分子丢掉铁饭碗，脱离体制下海经商。如今功成名就的陈东升、郭广昌、冯仑、王功权、黄怒波等企业家，便来自于这个群体。王小波亦是其中的一员，不同的是他经营的商品是自己的小说和杂文。
当时，母亲宋华曾极力反对，她担心失去社保和医保的王小波依靠微薄的稿费无法养活自己，更担心写小说招惹麻烦，“历史上多少文人作家，因文字狱，受苦丧命”。但在妻子李银河那里，王小波获得了无条件支持。
王小波在一大波辞去公职的人当中无声无息。在大多数单位中，只有经营地产发财后开着车回老东家请旧同事吃饭的暴发户会被人记起。小说《万寿寺》中，王小波便勾勒了一个这样的“表弟”，戴着许多金戒指，请表哥王二吃饭，谈论自己的路子，偶尔说起大家共同的姥姥，滴下几滴眼泪来。
辞职写小说的王小波在这个时代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他面临的是一个经历着巨变的文学界。
王小波在大二时发表了小说《天长地久》，这是一个讲述三个知青纯真友谊和爱情的故事，在1980年代初，怀念或者反思知青生活的小说很容易打动编辑。此外，他的《绿毛水怪》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朋友圈当中流传着。
1992年的王小波面临的局面已经全然不同，大多数文学刊物正迎来体制上的变革，取消主管单位的拨款、开始想办法创收，纯文学刊物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小说转向报告文学体，一种准现实准新闻的作品开始出现。
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里，《人间指南》有了拉经营的编辑于德利，李东宝和葛玲在采访包括情感危机在内的社会现实。这部电视剧的编剧是王朔，之前几年，他的作品在《收获》、《十月》等文学刊物上走红，但很快他把注意力转向电视业，收获颇丰。电视在当时是不折不扣的新媒体，摧毁着文学刊物的读者基本面。
在王小波获得《联合报》文学奖之后，辞职变成了一件比较容易的事。而与王小波相比，婚后的李银河一直都是那个挣钱更多的人。
1982年，李银河去美国匹兹堡大学留学，两年后，王小波也前往美国陪读，在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攻读研究生，导师是许倬云。
窘迫的时候李银河在饭馆做服务员，王小波在后厨洗碗洗盘子。当教授来吃饭的时候，李银河会非常尴尬，后来她听说有议员建议美国对中国留学生进行额外补贴，理由是：“他们都是当地精英，不要让他们遭受贫困，对美国的感受全是阴暗。”
李银河告诉《博客天下》，王小波甚至帮人拆过房子里的内装修。不过这个类似于春晚上黄宏塑造“八十、八十”的大锤男角色只干了两天。
李银河不希望王小波把太多时间放在这样的简单劳动上。她逐渐不让王小波打工，而让他把宝贵的时间放在写作上。后来他们一直保持着类似的关系，李银河挣钱，王小波去摘取写作的荣耀。为此李银河的母亲一度很不满意，李银河的说法则是：“我不忍心让那样一个智慧的头脑去干粗活。”
王小波充满奇思妙想，讽刺挖苦人毫不留情，但是不愿意跟人打交道，尤其是不愿意起争执。
一次两人出去旅游，在蓬莱长岛买船票时遇到了大批游客排队加塞，王小波看着他们不愿意加入，李银河只好奋力挤进去买票。
还有一次李银河在公主坟买了一台录音机，结果发现质量有问题，后来是她拿回去退的，“当时差点跟对方打起来了，那个人急了，拿手杵我”。这样的事情在她看来，正常情况下应该是由男人去做的。但那个一米八几的壮实男人恰恰不是做这些事用的。
《联合报》文学奖是给家庭的一个交代，意味着这条路正在走向光明。1995年，王小波的小说《未来世界》第二次获得该奖。
王小波可以用奖金买个小房子，但他不可能靠偶然性比较大的奖金活着。
专栏作家
王小波1997年4月去世之后，前来为他送行的人有300多人，有许多是从外地赶来的读者。
“奇怪的是，当中没有作家协会人员，没有一个小说家。”王小波“时代三部曲”的责任编辑钟洁玲感慨。她的观察折射了王小波生前的真实处境，也隐隐传达出王小波与体制的微妙关系。
“听说有一个文学圈，我不知道它在哪里。”王小波曾这样说。
王小波厌恶圈子，他听见别人对他过分的称赞，会无动于衷，毫无表示。
在漫长的求出版过程中，李银河说，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她在前方奔走，托身边的熟人，联系出版社，创造一切可能的机会，“王小波比较内向，太没有攻击性，不愿求人”。
《黄金时代》是王小波在国内公开出版的第一部作品，能出来实属运气。
李银河与华夏出版社社科类图书编辑室主任赵洁平的丈夫同在社科院工作，但彼此并不认识。一次，赵洁平出版了一本有关波普政治学的书，托丈夫向李银河的单位推销，没想到反被同事推销了“王二风流史”（《黄金时代》在香港出版时的名字）。
李银河说，赵洁平是在总编出差不在的情况下，个人拍板决定的，“好像还挨批了，大病了一场”。在此之前，王小波的书稿已经在北京转手了四五家出版社。
李银河有一个舅舅，是个不太出名的小作家，但也是作家协会会员。这个关系到中国作家前途的团体只要有两人介绍就可以加入。在那个时代，无非是一顿酒饭几句好话的事，更何况已经有了一个亲戚，不过王小波始终没有做过加入作协的努力。
王小波一度用自行车拉着书去各个书店，先送几本，但是直到他逝世前，他早期出版的小说仍然没有能全卖出去。
通俗浅近的作品那几年非常火，1990年，和王小波从小一个院长大的汪国真那时已经成了著名诗人，成年后，王小波没有和这位曾被小伙伴们叫作“果汁儿”的名人来往。
在王小波辛苦卖书的时候，许多文学刊物却在用关系稿和收取版面费的稿子填充版面。那个圈子越收越紧，王小波则在开发新的阵地。1990年代的头几年，所有出国留学见过世面的人，一般都可以从谈国外见闻入手开始自己的杂文生涯，写得好的能够很快成为专栏作家。随着一批报纸期刊走向市场化，可读性更高、风趣幽默的文字越来越有含金量。
从1993年在《四川文学》上发表《域外杂谈·衣》开始，王小波在小说创作之余，写下了大量短文、随笔。直至去世前夕，他还在《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等媒体上为自己的专栏奋笔疾书。
王小波在《南方周末》上的专栏开设时间较晚，1996年7月他发表了第一篇作品，该报的发行量和影响力比过去的杂志专栏要流传更广。当时的邀请人是著名杂文家鄢烈山，对接的编辑是何保胜。
接受《博客天下》采访时，现已在央视工作的何保胜表示之前并不知道王小波：“他给我们写稿的时候，我还问了一句，王小波是谁啊？”
何保胜很快被王小波的文章所吸引。“作为编辑非常有幸能第一时间看到。每篇文章都非常喜欢，会反复地看。喜欢他的机智、幽默，以及那些藏在灵动的文字后面的东西。”
王小波在《南方周末》的专栏通常是一月一篇，有时候会被调成两篇。“不是因为缺稿，而是因为偏爱。”何保胜说《南方周末》内部有很多王小波的粉丝。
王小波的专栏文章高产，他给每个报刊的稿子都兢兢业业，1996年6月15日《三联生活周刊》最后一页上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是他那些杂文的经典名篇。
那是王小波生前最高调也最有人气的一段时光，他关注常识、人性，强调个人尊严、智慧和趣味，擅长用黑色幽默挖苦生活中的种种荒诞，并借此为自己培养出了最初的一群读者。有不少人称是冲着他的名字去的。作家林白就曾说：“没有王小波文章的《三联生活周刊》总是有一两分不像。”
自由主义信徒王小波是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这个理工科毕业生没有老派文人的那种才子气，到做版前夜找不到人的事不会有，他早早使用电脑写作，这对杂志编辑来说非常方便。
这个做事靠谱的作者对约稿来者不拒，且从不一稿两投，在那个文人们急于赚钱的时代简直是一个圣人，这是王小波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创作了大量杂文和随笔的直接动因。
“他很难拒绝别人。”李银河对《博客天下》说。
一些推不掉的稿子，王小波会选用近乎惨烈的方式来应对。曾经有个编辑约王小波为张抗抗的《赤彤丹朱》写书评，张小波对这部描写红色父辈的作品完全没兴趣（王小波的父亲是逻辑学教授，在1952年就已经被打倒），但又多次推辞不掉，最后还是写了。
后来李银河在报纸上看到该文，感觉从此不敢再见张抗抗，“他按他的标准，给人家评得简直是—太难堪了”。李银河对王小波说他的攻击力实在太强，应该指向的是恶本身，而不该指向一人一书。
这篇书评后来仍然收进了王小波的杂文集，名为《由〈赤彤丹朱〉想到的》，最初题目叫《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王小波在杂文界出名的同时，大量写约稿也严重消耗了他的时间和精力。
曾向王小波约稿的《中华读书报》前编辑祝晓风在纪念文章中直接称王小波是累死的，“有的报纸实在是很不出名的地方小报，他也应约给人家写”。
《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也表示，他能感受到王小波陷入“越来越深的疲惫”。1997年春节前，王小波给他去了一封短信，告诉他近来越来越感困惑，“专栏好像没有突破的可能，是不是把它停了”。
何保胜收到王小波发给他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在1997年3月底。王小波的文章一直都是通过传真传送的，但他用的并不是传真机，而是电脑上的软件，这让刚刚才用上电脑的何保胜感到很惊讶：太难以想象了。
那些天王小波的生命正在一点点地耗尽，他曾经对一位电影刊物的记者朋友说：“我有病，我快要死了。”
王小波的心脏有问题，静脉血跟动脉血会发生混合，这毛病会让大部分人变成一个动一动就气喘的病夫，但王小波的肺功能超乎寻常地好，当年在人大上学时可以把肺活量计吹爆表。这可能掩盖了他心脏的问题。他似乎也对自己的情况有了解，在《我的舅舅》和《2010》里，他都提到过强大的肺活量，以及能把一整副扑克牌撕开的强壮男子在心脏发病之后变得嘴唇发紫，什么都不是。
接收王小波的最后一篇稿子时，何保胜前后接收了3次才成功，前两次都是白纸。
为此，以互联网资深人士自诩的王小波还在电话那头抱怨了几句，“觉得很丢人”。他没有预料到的是，身体也和软件一样出了问题。
那是何保胜最后一次与王小波通话，王小波依旧随和、天真、让人信任。但在文章发表时，何保胜不得不忍痛在王小波的名字上加了黑框。
辩手和导师
“受欺负？他那张嘴，他不欺负别人就不错了。”李银河告诉《博客天下》，“他讽刺挖苦人很厉害，最擅长的是起外号，一个人如果被他起了外号，那就永远那么叫下去了。就像《革命时代的爱情》里提到的那个‘毡巴’。”
不容易在骂战中吃亏的王小波曾经卷入过几场论战，那几场论战充斥着1990年代的时代特点，比如“国粹热”和“说不热”。
《迷信与邪门书》是王小波1995年7月12日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的一篇文章，文中他通过个人经历来驳斥特异功能和气功的不可信：“现在市面上有些书，使我怀疑某人是这么想的：我就是个卑鄙小人，从事着龌龊的事业。”
这篇文章背后是从1980年代开始的气功、特异功能热潮愈演愈汹。1995年初，气功大师张宏堡将他的个人崇拜发展到极致，要求弟子在家中悬挂他的头像和“宗师真像”；之后，作家柯云路出版了一套3本的《柯云路生命科学文化》，宣扬气功奥秘，并带领一班特异功能大师“健康万里行”，还没有被通缉的李洪志则在各地卖书和办培训班。这些“大师”是信科学的王小波所无法容忍的。
另一场论战与国内迅速升温的民族主义思潮有关。
1992年之后中国逐渐恢复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快显示出一种崛起态势，加上关于香港回归的谈判比较顺利，关于民族复兴的话题成为报端的热门话题。
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充当着一波民族主义热情的完美主力。一位名叫钟晓勇的青年就是狂热读者中的一员，他一次性买了3本《中国可以说不》，自称“当时有人塞给我一枚炸弹，让我去搞自杀式袭击，我一定就去了”。
王小波发表于1996年9月13日《南方周末》上的《百姓·洋人·官》，是王小波对当时狂热的民粹主义的一次滑稽展示。他借《官场现形记》里的“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来暗讽被一些人的思维逻辑不过是武侠小说里的隔山打牛、隔物传功之法。
钟晓勇看到王小波的这篇杂文之后开始逐渐思考关于民族、政府、国家和个人的关系，这位地方报刊记者逐渐改变了一些看法，2000年，他加入了《南方周末》，后来成了一个自由派，以连岳的笔名写专栏，成为王小波之后可能是最成功的专栏作家。
“说不”系列是非常成功的一次策划，背景是1996年台湾“大选”前，美国人把“独立”号航空母舰开进了台湾海峡，在媒体的宣传下，国内民间民族主义情绪骤升。
民族主义者们故作神秘，仿佛背后是黄河泰山，读者们趋之若鹜，好像要摸清一个时代的天意，这时的王小波却以百姓、洋人、官和义和团大师兄来设喻，这一下子伤了不少人的财路。
《百姓·洋人·官》见报后，何保胜说编辑部收到了一大堆谩骂王小波的来信，不过更多的人在看了他的文章后，表示“开始带着怀疑的态度去审视这本书和这样一种社会现象”。
王小波生前最后一封电子邮件是发给他的同学刘晓阳的。他说：“我正在出一本杂文集，名为《沉默的大多数》。大体意思是说：……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
这是王小波生前最后一次表态，简短、决绝、有力，就像百米赛跑前摆出的一个干练的Pose，铆足了劲—没想到突然被取消了比赛资格。
“自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一个被过滤的词汇，即使被提及，往往也变了味。“此前自由一直是贬义词，意思大致等同于随地吐痰、搞小动作、不遵守纪律。”李银河说，“这是毛泽东的那篇《反对自由主义》带给人们的一贯认识。”
而真正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上的自由主义得到言说，正是在王小波去世前后。学者朱学勤在《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中将陈寅恪热、王小波热、顾准热看成是1990年代自由主义发声的开端。
1995年底，一部名为《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图书作品，将一代学人陈寅恪的学术思想和人文风骨展现在众人面前。紧接着1996年，一系列与陈寅恪相关的著作相继出版，陈寅恪俨然成了一个公共话题，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重新得到彰显。
一年后，王小波的猝然离世延续了人们对自由主义的讨论。朱学勤以王小波的生存方式为例来阐述自由主义的内在精神，它“不是用来谈论的，它是用来走路的—贴着地面步行……它并不要求你反抗，也没有理由要求你辞职，但能提醒你拒绝”。
1998年2月出版的《顾准日记》进一步打开了中国思想界的禁忌，李慎之在序文中将顾准的思想追求明确表述为“自由主义”。
王小波没有表明他所谓的“自由派”具体指的是什么，原生态的还是被改良的，但不妨碍拥趸们自我领会，并将这个掌门人缺失的门派发扬光大。
王小波不仅仅给当年的媒体供稿，他还为这些媒体提供着未来十几年的人才。这些人往往在自己的简历或者心路自白中提到王小波给自己的影响。
曾在大街上挥洒着一腔民族主义热血的连岳称王小波为“予人慧命者”。他说：“王小波不是谈资，他是陪你长大的兄长；王小波不是车头招摇的商标，而是看不见的引擎。”
媒体人安替曾经在一场纪念王小波的沙龙活动上比较过自己和王小波，“我和他都是理工科出身，我们都会编程，如果哪天我们不能以文字谋生，仍然可以生存下去。”
现在武汉经营一家文化公司的辛心向《博客天下》表示，他在王小波身上获得的启发是：“做人，要耐得住寂寞；做文，要有思想，但还要有趣。”
1994年夏天，怀揣文学梦的他在朋友的引荐下曾与王小波有过一面之缘。那是他第一次听说并见到王小波，本想让对方点评自己作品的他有点儿小失望：王小波似乎根本就没有看他的小说，“只听得他一个劲地跟我朋友贫，调侃时政，典型的北京市民无所不知的味儿”。
直到王小波去世，他的书铺天盖地地出来之后，辛心才开始系统地研读王小波：“如见天人，觉得像错过了一个世纪的梦。”
王小波留给他印象较深的一幅画面是，那天王小波在家里用影碟机给他们放莎朗·斯通主演的《本能》。“记得当时影片里出现三级镜头时，王小波便向李银河笑道：又在抽（阳平）筋了。李银河也笑：他们是动不动就抽筋，人家吃的是牛肉，就是不一样。”
出版人王水也是王小波热开始成为文化现象后，才开始阅读王小波的，当时便觉得相见恨晚。为了表达对王小波的敬意，她甚至为自己设置了一个仪式，一个人在大夏天的中午跑到王小波的墓地去“朝圣”。而她和初恋情人的第一次见面，也是约在这个地方，“对方若不去，就不是我要找的人”。
后来因为工作关系，王水参与了《王小波全集》（十卷本）的编辑工作，并因此与李银河有了频繁的接触。2009年，对王小波怀有特殊感情的她考取了李银河的博士，成为其关门弟子。
“王小波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他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以及他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对荒诞事物的绝妙反讽，看似天真，实则老练。”王水告诉《博客天下》。
英年早逝者
和身后的热闹相比，最后一年的王小波仍然辛苦而寂寞。
在《我为什么写作》一文里，他写道：“我写的东西一点不热门，不但挣不了钱，有时还要倒贴一些。”
李银河无意间为王小波拉到过一个电影剧本的活儿，即张元导演的《东宫西宫》。
王小波曾经和李银河一起做同性恋研究，有年轻男同性恋不愿意对女研究者倾诉心事，这时王小波就派上了用场。那几段由王小波记录的学术文字生动活泼，和其他的风格全然不同，被他们的朋友看了一眼认出。
当张元决定拍一部同性恋电影，找李银河请教同性恋的故事时，她就向张元推荐了王小波当编剧。
这也是王小波生前唯一参与的一部影视作品，但直到去世他都没有看到成片，仅知道刚刚在阿根廷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编剧奖。王小波去世后的1997年5月，这部电影入围了戛纳电影节。
张元曾向朋友表示，王小波为这部电影增加了非常多有意思和深度的东西，比如控制和被控制、权力和性、施虐和受虐等，让影片有了更多的层次。
张元最后一次见到王小波是在1996年《东宫西宫》拍完后。王小波去找张元，恰好赶上一个法国电影节主席的夫人也在他家。“小波那天脸色非常不好，心情显得很郁闷。我发现他经常趴在桌子上，或是仰面看着天花板。我就问他，你是怎么搞的？他说最近夜间打E-mail，经常时间是颠倒着的。那天我就觉得他的身体是不是什么有问题……”
王小波的身体弱下去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看中他的作品。
李银河告诉《博客天下》，中国作家中很少有能入他法眼的，他只提到过一个作家（王朔）和一部作品（《枫》）。
王小波称赞王朔“对死亡比较有感觉”。《枫》是作家郑义撰写的一部描绘“文革”武斗中情侣相残的小说，曾被改编成电影。
王朔和王小波是一种惺惺相惜的情感，大概是1996年下半年，王朔曾经请王小波去自己的公司，后来李银河看到王小波拿回来一份合同，合同上有着王朔那种嘻嘻哈哈的气质—王朔签下了王小波小说的出版权，没有书名，就写着“下一部长篇小说”。王朔瞧不起的人很多，但是从来没有贬低过王小波和他的作品。
这份充满英雄气概的合同因为王小波的猝死而没能执行。
与被媒体追捧的杂文相比，王小波更为看重的小说在他生前却屡遭冷落。直到他去世前夕，他才为自己的“时代三部曲”找到下家—花城出版社决定冒险尝试下。遗憾的是，他最终未能看到成书。
王小波去世的前一天，正在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李银河收到了王小波发给她的一封电子邮件：北京风和日丽，我要到郊区的房子去看看了。之后，王小波在那座房子里心脏病发去世。
不属于文学圈的王小波，死后却在文学上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他的小说和杂文集常年畅销，并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大量的句子和语录像格言一样经久流传。
王小波去世后，李银河中止了在剑桥大学的学术访问，把全部心力都放在整理王小波的遗作和出版上。那是李银河人生最为灰暗的一段时光，“特别痛苦，天天待在家里”。回忆起17年前的那个夏天，李银河陷入了长时间的停顿。
许久后她讲了这样一件事：香港回归前夕，在同性恋研究圈颇有名的美国加州大学教授罗丽莎来北京找她，之后带她去参加了在西四羊肉胡同一个楼顶上举办的同性恋Party。那天是6月29日，世界同性恋自豪日。
让她印象深刻的是，Party上的男主人举起酒杯，带着口音地喊了一句：“庆祝香港回归！”
两天后，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无数人目睹了这个国家的一个大强国时代到来。这其中不包括曾经给人们讲述洋人、百姓和官的王小波，已经永远沉默的王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