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振钟作家、历史文化学者。1958年出生，江苏兴化人。现供职于江苏省作家协会。主要著作有《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悬壶外谈》等。
清代早期吴医群体中，沈鲁珍（1658—1738）已不够为人知道了。
沈鲁珍，松江府人，家在今天上海南汇。他出身贫素，靠自己努力学习，成为本地名医。成名后，仍旧保持谦虚精神，甚至专门到苏州拜叶天士为师，而他在医坛出道至少比叶要早十多年。关于沈鲁珍的个人医学能力，有一些故事流传民间，比如他曾经为一位幻想杀人者诊病，一眼就看出患者属于“肺病”。据传，沈鲁珍最擅长的治疗方法是中国最古老的针术，他常常用一根银针就能治愈那些严重的疾病，因而获得“仙针”的赞誉。当然，沈鲁珍在名医蜂起的19世纪，能够得到广泛信任，主要还不在他医术高超。地方志上记述，说他医德高尚，对病人认真负责，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人求医，一概应诊，而且不计较报酬。这符合中国医人传统伦理规范，一般而论，医师如果希望立足乡土社会，单靠专业远远不够，还须在个人道德行为上具有仁善风范，才足称地方良医。
除《沈氏医案》外，沈鲁珍似乎没有别的医著留世。即使这部医案，主要记录也在于使用汤药，未见更多案例证实沈氏在针灸方面的突出表现。与众多名医医案相比，沈鲁珍医学长处在什么地方，并非这篇文章讨论的主题。正如我初读《沈氏医案》时，引起注意的并非这部医案在“医理”表达上多么精湛，多么富于创意。甚至在许多医名卓著的人物排名中，我也没有对沈氏医学有多么特别的期待。真正引我注目的恰恰是这部医案的记录方式。具体点说，即沈氏记录疾病，不只有病者具体名姓，以及他们的职业身份，而且特别多了一种称谓。他喜欢与男性病人称兄道弟，也喜欢对年长的男性与女性病人加上敬称，这些人并非沈鲁珍的家族成员，大部分也非他的亲戚，那么沈鲁珍为什么如此“乡亲”相称？仅仅为了表示他的为人谦恭吗？事情也许并不单单如此，放在中国医学的社会语境中，似有深究的必要。
如我一再强调的那样，中国医学有着诸多独持性质，其中之一是与乡土社会的关系，始终作为构成中国医学自有的组织形态的基础。中国医学未能发展出医院制度，即在于它与西方医学的社会结构方式不同。简言之，中国医学的存在与机率，发生在医学与乡土社会的共同体空间中，医学不是独立于乡土共同体空间之外的一个技术机构，而是与乡土社会融为一体，并且作为融合性因素之一，在乡土社会共同体的整合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里，我们首先会注意到中国医学与乡土社会的密切关联。至少19世纪以前，在中国江南城镇社会，医师大都具有乡土身份（外籍医师自然也有，但人数极少，至于游方郎中则不在其列），有一些在外地学习医学的人，艺成后也会回到他所在的地方从事医学职业。医学史上留名的医人，往往也都以“地望”称世。甚至中国医学中的大小各流派，也往往以地方命名，如沈鲁珍所属的吴医，以及浙医、淮医、常医，还有我写过的孟河医派等等。这些皆可说明，医学在传统中国离不开乡土社会，医人在乡土社会长期不变的活动，构成了中国医学传统中的乡土性特点。
进一步说，乡土社会作为一个共同体，医学既是一种需求，也是共同体内部的责任约定。当医学在乡土社会展开时，医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施药治病，而要承担着这个共同体所有成员福祉之任。无庸置疑，生于斯地长于斯地的医师，分属这个共同体中一员，他所从事的医学与其说是职业，不如说是这个共同体的个体分工，他以其专长服务于全体。但医师的身份又另有其特殊性。在范围大约几十平方里、人口千数或近万的共同体区域中，医师通过他的医学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增加了他在乡土社会的权威性。我们看到有名望的医人，往往为地方士绅团体中一员，或者受士绅信任，参与该区域共同体内部核心事务。医学在乡土社会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它在共同体社会中的政治性能，而医师则在医学专业之外，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政治角色。
因此，还要延伸到医学在乡土社会共同体中的道德和伦理处境。为什么包括沈鲁珍在内的众多医师，长期以来一再选择本土从业？这种偏好，或许有多种解释，但他们给出的最有力的理由，则集中在两点，“事亲”与“活人”。这两点在许多著名医人的自述里屡屡提起，实在是有着深刻的道德伦理考量在内。“事亲”往往是他们从事医学的起点，而由身边亲人，扩散到整个“乡党”组成的共同体，却是他们的志业。这个志业的目标是“活人”。作为中国医学经久不变的思路，医师总是把“存活”他所在共同体男女老少的生命，当着他的责任和使命。当年张仲景放弃太守官职，执意要回到饱受乱离之苦的南阳故郡，就是带着这样的道德责任。事实上，“医圣”张仲景这种强烈的乡土情怀，作为道德影响力，在19世纪以前可说久传不衰。
显然，这种道德性选择，不仅形成了传统中国乡土社会的医学特殊性存在，更重要的是它为乡土社会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道德价值标准，从而有力地支持着乡土社会伦理生活的建立。一般说来，医师在乡土社会广受尊崇，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作为与乡村社会情感相共的医人，身上有一种持久的道德人格魅力。这种魅力，经由他的医学实践，在乡土社会起着一定程度的凝合和向心力。对共同体而言，德性高尚的医师，其感召力量比我们想象还要大。这也是“医道”之所以获得乡土社会合法承认的深层基础之所在。
也许19世纪离我们不免时段太长，就近的一个重要例子，可以用来佐证在乡土社会里，“医道”怎样以其道德合法性介入共同体，并发生某种戏剧性作用。这就是上个世纪70年代普及全中国的“赤脚医生”运动。赤脚医生作为“新生事物”，被政治需求植入“本土”，发挥着破除“老爷医院”的“医学革命”作用。关于这场“医学革命”问题，我已有专文讨论，此处不叙。然而“赤脚医生”在乡土社会的兴起，这个显在的医学史事实，却不能不引起我们思考。本土出身的赤脚医生，受乡土社会的信任和支持，不能仅仅认为是“革命”诱惑与鼓动的结果，它在实践上恰恰是医学与乡土社会关系的重构与复苏，其背后关联着乡土社会共同体对“医道”的诉求。究其实，“赤脚医生”并非新生事物，这场运动别有深意之处，正在于利用了中国传统的道德资源。而特别有意思的花絮是，引发“赤脚医生”运动的年轻女乡村卫生员王桂珍，正是沈鲁珍的小同乡。这一巧合，想来绝非偶然。
以上即我读《沈氏医案》，从他的称谓中察觉的深文大义。沈鲁珍的医学记录，在谦恭的语词后面，隐含了关于乡土社会，关于共同体的道德叙事。这一叙事，小而言之，只在回答传统的中国医师何以立身乡土社会，大而言之，则可探查现代医学制度下何以产生医学与社会的分离与对立，以及这种分离与对立在当代语境下，医学所带来的尖锐的医患矛盾，何以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和道德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