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嗅觉来记忆一座城，这念头，好不奇怪。
但旅顺是个例外，我完全可以凭借嗅觉的记忆，来描绘辽东半岛南端这座滨海小城。何况那记忆中，还伴随着我的青春热血……
旅顺，是不折不扣的味道之城。十八岁第一次到旅顺，乘坐的是一艘三百多吨的捞雷船，舷号“M201”。以今天的眼光看，这船真是又小又丑，时速10海里，超过船长二分之一的大雷舱是敞开式的，素面朝天，上面仅仅盖着厚木板和帆布。那次航行是在十一月末，南下的寒流刚过，捞雷船追着惊涛骇浪的尾巴艰难航行。整整八个小时，舷外海天翻覆，涌浪肆虐，船肚子里的“6300”主机粗声猛喘，不停咳嗽。航行过半的时候，一握粗的钢管前桅还被风浪的斧头齐根儿砍了下来。多年以后，我和一位搞航海医学的女博士讲起，说有的人在风浪中航行，所有的感觉神经都会变得迟钝，出现所谓的“脉冲波睡眠”；而有的人，却会变得异常敏感。我呢，大约属于后者，那八个小时，似乎全身的汗毛都直立着，腰部的一圈内衣裤，都被冷汗浸透了。
那次艰苦航行的结束煞是突然，印象中，脚下的甲板似乎“嗡”的一下，就停止了颠簸。那感觉怪呀，像是从战争一步跨入了和平。隔着舷窗张望，初阳刚好撕裂云层，前边不远处，两岸青山相对出——操舵的季老兵眨巴着一双小豆眼儿长出一口气，波澜不惊地宣布：鸡冠山，黄金山，再过五分钟，就能看见白玉塔了。
果如季老兵所说：五分钟后，捞雷船断了前桅的船头就对准了旅顺口张开的口门，沿着黄金山水道向前，炮弹状的白玉塔像一个惊叹号，正对船头立着。没等我定下神来，捞雷船已经逃出风浪，驶进了旅顺口波平如镜的港湾。
我就是在那一霎那，嗅到了一股特殊的味道。它“呼”到我的脸上，难以形容，有一点点腥，颗粒状，流动缓慢，带着真真切切的温热。
和我一起上船的新兵战友——他大概属于在风浪中“脉冲波睡眠”的家伙——此时还躺在前舱的窄床上哼哼唧唧。我扯着他耳朵喊：进港了！兄弟！闻见什么味道了吗？
他耸耸鼻子，深深地吸了口气，胡乱答道：饶了我吧，我晕船晕得都“断电”了，还闻什么闻？
从此，“断电”成了这兄弟的外号，直到现在老战友的聚会上，大家还叫他“断电”。
操舵季老兵对什么味道不味道的，满脸不屑。他说：有啥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海蛎子味儿嘛。
我知道那绝不是纯粹的“海蛎子味儿”！旅顺这座弹丸小城，当时居民和军人的比例几乎各半，但这不妨碍旅顺人顽强地保有本地语音。得胜街口“大百货”的女售货员说话如歌如吟，管“一块二毛八”，叫“一元两角八分儿”，并且把“八”读成“拔”，在“分儿”的尾音处，还要缀一个恣意娇俏的妩媚滑音。因此，所谓“海蛎子味儿”，其实是五湖四海的军人们对旅顺当地口音的调侃。
而我说的“味儿”，不是语音，是真实存在的气味。
这座城，我前后住了整整三年半。它的所有气味，都留在我的记忆中。
船在东港码头停泊的时候，每天出早操，我们都要沿着山路向东齐步疯跑。公路两边杂树茂盛，春天的时候，低矮的马尾松新枝青翠，露水和松香的混合味道青春极了、新鲜极了。榛树早春开出小小的红花，味若青蒿。榆树看不到花朵，只能看到成串的嫩绿榆钱儿，略有甜味儿。高挑的榉树间杂其间，橡子树则漫山遍野，到了十月，“秋深橡子熟，散落榛芜冈”。我傻乎乎地咬过橡子壳，味道苦而涩，杀舌头。只有槐花，在整个五月开得放逸无度，花蕾成串，盛极时一片香雪海，喷薄的浓香很有侵略性，闻久了会微微头晕。
我们沿着花香山路疯跑，大约一刻钟到达山顶，即刻解散队伍，撒丫子向海边冲刺。开阔的海边，是沙砾荒凉的海带养殖场。海带养殖场的工人一式的雨靴水裤粗布套袖，凭着装束你根本分不出男女。要分辨，需看头上，女工们一式暗色方格子头巾对折后，严严实实地裹住头和脸，像是一群阿拉伯女战士。我的记忆中，没有她们的言笑和目光，更不要说她们的歌声。但是我却记得养殖场浓烈的海带气味。阳光的暴晒之下，宽可尺余、长达数米的海带，表层泛出了星星点点的海盐粒子，那冲天的咸腥，刚烈而果决。我一直说不清该怎么“定义”那种气息，几年前，一个画家朋友创作了一幅油画——《收海带的女人》。我一踏进他的画室，记忆中旅顺海带养殖场的气味便瞬间复活，兜头扑来。那天，我和画家朋友对坐在油画前的地板上，喝了一瓶半“远东”牌儿伏特加，半醉半醒之际，突然想到：如果海洋富含酒精，那么海带的气息，就是海之酒霸道的提纯，是海洋的被浓缩了的味道。
东港南临黄金山，山脚下是油库和鱼水雷库，现在已经被认定是唐开元年间宣劳靺鞨使崔忻所遗“鸿胪井”的遗址所在地。而在我的记忆里，那就是一片果园儿。枣树和杏树的开花季节，始终被出海错过了。到了夏天，趁别人午休时常溜进库区偷吃果子。库区的杏子不甚好吃，永远不会红，咬一口青涩之气冲鼻。枣子不待红熟，就得赶紧摘了吃，否则，就没你的份儿了！有个中午，我梦见有人拍我的脸，还往我脸上洒水。睁眼一看，我躺在树下，周围围了三个人，一个男人，两个女人，都是油漆工打扮。男人灰白短刺儿头，缺一门牙，人有些年纪了，只听他叫好道：“醒了醒了，这小伙儿，小命儿算是捡回来了！”我头晕极了，开始大口呕吐，腿也不听使唤。两个女人各捉住我的一只胳膊，把我拽了起来，一边给我捶打后背，一边架着我在背阴处来回溜达。我迷迷糊糊，嗅到了她们手臂上百雀羚护手霜的香气。
后来才知道，果树刚刚打过农药，每枚枣儿都是一颗子弹。我一直在心里感谢那三个不知姓名的油漆工，不是他们发现得早，我十八岁就Game over了。我曾经努过力，想回忆起那两位女工的样貌，但意外的总是止于嗅觉。是的，后来我对法国GIVENCHY和GUCCI的味道也算熟悉，但百雀羚护手霜的质朴醇厚，却是不可替代的。
东港的东侧，是4810船厂的码头，停满了待修的军舰。旅顺船厂的大船坞，早在清代北洋海军时期就有了，在亚洲曾是数一数二的工业奇迹，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件巨大的文物了。坞壁灰褐色的条石，透射着百年沉积的严峻气息。所有维修的军舰，几乎都要进坞“刮船底”——用刮刀一刀一刀地清除船底厚厚的海生物附着物和锈迹。那活儿得没日没夜干上一个星期，满鼻子眼儿都是铁锈味道。然后，我们还要给船底涂上厚厚的“830”油漆。“830”有毒的，挥发着刺鼻的“香蕉水”和尸体味道，让人泪眼婆娑。
在船厂修船的时候，我结识了好多工人师傅。他们用报纸卷的旱烟雅称“大炮”，的确能抽出TNT的味道。秋冬的午餐时分，师傅们就在电炉子上烤鲅鱼干儿，就着玉米饼子大叶子茶细嚼慢咽。鲅鱼干儿烤焦后的腥香无法阻挡，每一闻到，我就口里生津，喉咙里像是要生出只小爪子。有位曹师傅，五十来岁，人精瘦，手底下的活儿特漂亮，食量惊人的大，像是永远填不饱肚皮。那个时候，我们全船的官兵都搬到陆地的营房去了，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兵在船上留守。我经常从厨房多打些饭菜，分给曹师傅吃。他不肯白吃，就烤鲅鱼干儿灭我的馋虫。
没有鲅鱼干的日子里，曹师傅会用千奇百怪的旅顺掌故来回报我的椒盐大饼。俄国老毛子占领旅顺的时候怎样怎样，小日本儿打跑了老毛子后又怎样怎样。他说，后来苏联红军来了，没来得及跑的日本人可惨了，最惨的是那些死了男人的东洋娘儿们。经常是半夜把你家门敲开，二话不说，塞进一个吃奶的日本婴儿，掉头就跑。他的一个“妹妹”，就是当年被他爹妈收留的日本战争遗孤。我真的见过那个“妹妹”，年龄在三四十岁，和中国老娘们儿没什么两样，嫁给了一个赶马车的，生了七扭八歪一堆混血儿。
曹师傅在我离开旅顺后几年就故去了，算起来，他应该还不到退休的年纪。据说，他当年那么能吃，竟是因为患了严重的糖尿病。而当时，只是觉得他特别能吃。曹师傅的讲述，无意间引逗我去琢磨旅顺这座神秘小城，进而关注起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我现在发论文，办讲座，著书立说，谈古论今，人生些小得意之际，常能想起为我开启了那扇历史之门的曹师傅——除了消瘦，我记不清他的鼻眼儿容貌了，但他曾告诉我：“老毛子女人看着漂亮，都有狐臭”，这我不会忘记；他烤的鲅鱼干儿味道，我更不会忘记。前年我去大连开会，接待方很热情，专门找了家酒店请我吃烤鲅鱼，那味道，离题万里。
旅顺的味道远不止这些呢。
出4810厂北门，不远处即是水兵大澡堂。隔着大门就能闻到蒸汽味儿、强碱肥皂味儿、汗味儿和解放鞋缔造的臭脚丫子味儿。那气味雄性十足，腾腾烈烈，辐射力强大，时人戏谑：水兵大澡堂四周方圆三百公尺内，阳气茂盛，老百姓家新媳妇过门，转过年儿生男孩儿的特别多。
船厂大门往东，有另一处不得不提的精彩所在——即使是海雾最浓的早晨，你也能凭着嗅觉找到它。对，就是那间面包房。旅顺这座城，先后被沙俄、日本占领，又被苏军租借，前后六十多年，异国风习沉浸良久，渐成民俗，远非外交条约可以抹去。把面包当主食，就是一例。旅顺人管小面包叫“沙克”，面包干叫“苏哈里客”，管大个儿的粗麦面包叫“列巴”或“褐列巴”。那个时候正上映苏联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看过多遍，和列宁的卫士长瓦西里同志学会了那句著名俄语——“Хлеб будет”——“面包会有的”，读若“褐列巴-布具特”。我说的这间“列巴屋子”，其实是军队后勤办的，专供舰艇部队，不对外经营。做出的列巴面包三四十公分长，两头尖中间粗，形状略同于英式橄榄球。烤面包的气味四季弥散，刚出炉的面包热而焦脆，香得无以复加。我常和季老兵去面包房拉面包，一次几麻袋，芬芳四溢地装满平板三轮车蹬回船。一路上，自然难免近水楼台，大快朵颐。回到船上，午饭都省了，打个嗝都是满口麦香。
距离面包房不远有个地方，日本兵驻扎时叫黄营子，苏联军队驻扎时叫红营子.我们驻扎时，营房还都是苏联大兵留下的，双层木头窗子，带灰漆百叶门的方木门廊，石墙壁足有小一米厚，室内还留有壁炉。我记得驻进红营子营区时是秋天，营房外有成片的玉米地。星期天的早晨，值日的班长宣布取消放假，全船水兵都去收玉米。割下来的玉米秸垛成垛，冬天烧壁炉用。玉米棒子则堆到一间空房里——其实我们根本不吃玉米，但任谁看见那满满一“仓”玉米都兴高采烈，心满意足得像一群地主老财。入冬以后，旅顺的海风阴冷潮湿，飞雪时而欢快，时而忧郁，一下就是一个多星期，气温会降到摄氏零下二十多度。那段时间，在炉火通红的俄式壁炉里烤中国玉米，成为一个未被公开允许、但也无明令禁止的“节目”。玉米棒子一旦烧熟，不但好吃，而且那诱人的气息只能用“正”字来形容。中医讲究人要吃五谷杂粮，以此“正气”。粮食的味道就是“正”的，像坦荡的田野一样，毫无邪气。现在有的时候，我也偶尔会被请去吃酒，正襟危坐、装神弄鬼地品尝那些珍馐佳肴，但我始终找不到“正”的气味。
后来，我们的船就从东港移驻到西港去了。
小小旅顺，西港和东港的景象天差地别。西港的南侧是连绵的西鸡冠山，冷暖气流对冲的时候，黄金山的雾钟不时发出牛吼般的闷声，山顶云气吞吐，海雾中有一股呛人的硫磺味道——“鸡冠山戴帽，南风到”，不知这句谚语还流传否。港湾的东侧，就是举世闻名的老虎尾。那条闻名天下的老虎尾巴蜿蜒伸入海中，尽管不过是条低矮的砂梁，但却足以隔绝风浪。而且，即使在天文大潮时，它也不过“瘦”一点，从未被海水彻底淹没过。夏天舢板训练的时候，我不知多少次登上这条老虎尾巴。那个时候，老虎尾巴的沙砾中就已经有了奇特的军用柴油味道——百年间，大清北洋海军、沙俄海军、日本海军、苏联海军和新中国海军，先后五支舰队在此驻泊，煤污油渍一遍遍浸染，那味道，五味杂陈。我走遍中国沿海，“闻”所未“闻”。
龙河是在西港港湾的西南侧入海的，夏季游泳训练的时候，我们总爱往咸淡水流交汇处扑腾。在那里，小肚子能率先感知海水的凉和龙河的温暖。龙河水携来旅顺城的人间烟火气息，也带来了泥沙。在海水与河水的共同作用下，西港西侧“堆”出一片茫茫浅滩，潮大月明之夜，泥土和海藻的相爱气息弥散、氤氲，极尽缠绵。
我们的船，就常年停泊在西港最西侧、靠近那片浅滩的浮码头上。浮码头其实就是座伸向海中的浮动引桥，湿漉漉的棕缆和黑铁锚链在桥面纵横交错，浑黄的海水在桥下流淌起伏。风大的时候，浪把引桥敲得“轰隆隆”作响，海水飞沫腾空，扑上甲板，船桥尽湿，铁锈味儿亦随之抛洒开来。引桥两侧，错落停靠着乌黑的拖轮和黄绿色的驳船，涨潮的时候驳船挨挨挤挤，咯吱吱响亮。那个年代，旅顺港的驻军还没有统一的水兵大食堂。所以每当傍晚，各船厨灶舱的锅勺会叮叮当当响成一片。猪肉炖粉条子或油炸鲜黄花鱼的味道交相辉映，干煸红辣椒的辛香穿插游走其间，把窄而长的军用引桥变成了一条生机勃勃的世俗小巷。然而一眨眼，引桥会突然诗意起来——海鸥来了，灰的、白的，黄喙的、红脚的，翩翩飞来、翩翩飞去，舞蹈在淡淡潮腥、鱼腥和土腥味儿中。
此时，站在引桥上向浅滩眺望，可以看见成群的“赶海”女人。女人们高绾裤腿，赤着双脚，挎个篮子，在潮水退去的泥滩上抓螃蟹、挖海贝。夕阳的金色镀满一个个玲珑屁股，不可逼视，又引人浮想联翩。
我那时常年在一艘大驳船上，舷号“M246”，十九岁，周末的时候，也可以去浅滩上“赶海”。旅顺港的海贝基本上就是两种，一种白色文蛤，又称车白、贵妃蚌，而旅顺人则直呼为“蚬子”，一寸大小，皮壳极薄，开水一烫就“张嘴儿”；另一种旅顺人叫它“海虹”，也就是所谓的“翡翠贻贝”，极佳者的墨色皮壳上确有蓝中泛绿的翡翠光。海虹多附着在旧船、浮筒和水鼓上，浅滩和浮动引桥的锚链上也有。很多年后，我在珠江边的一家小店门口，又看见了这种“海虹”，盛在大盆里，用软管通着氧气养活着。店老板是个退役武警，他说广东人管这东西叫“青口”。
旅顺西港那时的蚬子和海虹，其实就隐隐有柴油味了。所以，即使我也曾一兜一兜的挖了回来，却并不知道怎么吃才更好。一个偶然的浪漫机会，我认识了一个叫“鱼”的旅顺女孩子，还去过她家。“鱼”的母亲，是那种能穿着大花裤衩儿见客的女汉子，她告诉我：用冬天渍酸菜的酸汤泡一泡，蚬子就没油味儿了。我吃过“鱼”家餐桌上的蚬子，加了韭菜包饺子，热腾腾的鲜气扑脸，实人间绝品。海虹之肉晾干，即是所谓“淡菜”，但还是鲜的时候白水煮了好吃，莫名的余甘能长留齿颊。
至于和“鱼”的后来，我还是从略了吧，呵呵，“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可那已是三十年前的旧事了。我想，在旅顺的味道中，“鱼”该藏在最隐秘处。
其实我最想说的，是西港外的世界。
驻泊西港，不像在东港时那样相对封闭。出了西港灰蓝色的铁栏大门，纵横交错的街道把我引向旅顺的深处。站在西港大门口，右侧是白玉山。山顶的白玉塔是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海陆将领乃木希典和东乡平八郎倡议修建的。它最初叫“表忠塔”，曾有日本伏见宫贞爱亲王题写的匾额。塔基石材据说来自日本山口县德山冲的黑发岛，原是被广濑武夫的塞海船队运到旅顺战场，用来封闭俄军港口用的。而就是这位广濑武夫，居然还是位“欧化”倾向严重的“俄罗斯迷”，不但在俄罗斯做过外交武官，还喜欢普希金的诗和一个叫阿里阿茨娜的俄罗斯少女。往左侧看，不远处耸立着45米高的胜利塔，夕阳下，铜镀金塔顶金光闪烁，那是1955年苏联军队撤出旅顺时修建的。而西港大门的正面不远处，就是著名的旅顺火车站，它的年代更早，由占领旅顺的沙俄当局始建于19世纪最末几年，1903年开始运营，1905年正式通车，而那已经进入沙俄政府在旅顺的末日了。
西港的灰蓝色铁栏大门，是我命中注定要“过”的一道“坎儿”。立身此间，东张西望，旅顺的历史迷局不是写在纸上，而是陡然矗立在眼前。万象杂陈，森然罗列，风云迷乱，错综交叠，人的思维顿失支点，判断顿失依据，过往的有限知识和见闻，在旅顺城的层密深邃面前，近乎“归零”。我承认，那个时候我确实有点“断电”，有点“脉冲波睡眠”。
十九岁的下半年，二十岁的一整年和二十一岁的上半年，我更像是一匹野兽。我的绝大部分节假日，都用来寻访旅顺的历史遗迹。我用鼻子深深嗅着旅顺城时光深处的混杂气息，希望找到一条走进旅顺岁月烟云的秘密通道——在那个没有书籍可以阅读的年代，这匹死心眼儿的野兽孤独而疲惫，他独自对历史的挑战显得非常的不自量力。
但是旅顺城历史深处的味道实在是太强烈、太诱人、太吸引这匹年轻的野兽了。
我去万忠墓的时候那里根本不开门，看门的是个有点儿端肩膀儿的旅顺青年。我送给他一顶“国防绿”的陆军军帽，他把“国防绿”的顶部撑出高而尖的时髦样式，戴在头上后领我进去转了一圈，事后我们居然就成了朋友。万忠墓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史，甲午战争中，日军攻克侵华战略要地旅顺，对旅顺民众进行了三个昼夜的疯狂屠杀，两万同胞殉难，全城幸存者，仅收尸队的三十六人。按照记载，死难同胞的尸体是在岭南花沟焚化的，但是在墓园，还是能隐隐嗅到浓重的血腥。这味道水蛭一样钻进我的灵魂，即使太阳沟的樱花盛开时，我也会在馥郁的繁花之下，突然嗅到鲜血和泥土的混合味道。几年后，我在大学课堂里听到了鲁迅的诗——“血沃中原肥劲草”，顿时觉得先生的这个“沃”字用得真是透辟，那不是鲜血和泥土的简单混合，而是“沃”——深深的沉埋、濡染、浸泡、发酵、腐殖，然后才是以“沃”的味道，深深地刻记在史册之中，永远不会消散。
三里桥的苏俄军人的墓园，我是跳过矮墙闯进的。那天下着细雨，七八只野猫浑身精湿，目光充满敌意地卧在墓碑顶上。冷眼望去，墓碑或立或倒数不清，十字架都是东正教式样的，在惯见的横枝之下，还有一根斜枝。那天不知道哪儿来了那么多的乌鸦，也是湿漉漉的，翎羽又黑又亮，落满这寂如空谷的坟场，与它们对视，后脊梁不禁有点儿发凉。我去这个墓园，是想找一找那段传说。我曾很长时间都认为这个传说的男主人公叫瓦西里·彼德洛维奇，后来才知道他其实叫鲍里斯·瓦西里耶夫；女主人公呢，叫叶列诺娃，或耶列诺娃。1905年，俄军在“旅顺要塞防御战”中失利，这位俄军少将身受重伤，他既没有作为伤员被送回遥远的故乡，也意外地没有作为战俘被押往日本，而是留在了旅顺。更令人意外的，是比他年长十多岁的俄军战地女护士叶列诺娃，始终陪伴在他身边。这两个被战争抛出命运常轨的落难人相依为命，在异乡共同生活了整整三十年。1935年，俄军少将溘然而逝，叶列诺娃倾其所有，为爱人修筑了两米高的大理石墓碑。又过了十年，苏联红军进驻旅顺，叶列诺娃把爱人的遗物交给了苏军。由此，鲍里斯·瓦西里耶夫少将的军人身份重新得到认定，叶列诺娃也得以继续以俄国军人遗属的身份留在爱人身边，直到生命终结。其实，他们并没有正式结为夫妻，但她死后，人们还是让这对情侣安眠在了一起。据说相比之下，她的墓碑要简陋得多。我当时就是要找到这两座特殊的墓碑——尽管这位俄军炮兵少将也不过是个侵华军人，但我还是想找到他和他的爱人。毕竟在1905年之后的三四十年中，他们已不再属于国家、军队和战争，而仅仅属于生命，和爱情……我知道，日本人把俄国称为“露国”，把俄军称为“露兵”。我在墓园中找到了日本人为俄国人建的“露兵之墓”，找到了大批俄国海军军人的铁十字墓碑，甚至还见到了上百座苏俄军人子女小小的坟茔，但却始终没有找到炮兵少将和他的爱人。那天晚上回到船上，我一边刷洗鞋子上厚厚的、来自墓园的泥巴，一边隐隐嗅到了在历史的表层之下，还沉埋着也许更重要、更深刻的气息---尽管那个时候，我还不足以分辨那气息的本质。
旅顺四周山上的所有炮台遗址，我是几乎都去过了。我那时开始有了一点烟瘾，进入炮台、隧道、弹库后，我常常要点燃一支廉价的“红玫瑰”牌香烟，以此驱散四周浓重的尿骚味道。南风最强劲的时候，登上鸡冠山炮台，满耳是海风冲入隧穴的猛烈呼啸，有的位置上风声隆隆若雷，有的位置上却是啸声尖锐，这声响在巨大条石和钢筋混凝土的坚壁上冲撞折返，隐隐能透出消失已久的杀声。南风中，放羊人留下的屎尿气被荡涤一空，炮台还原了百年前的严峻气概。这个时候闭上眼睛，你真的能嗅到硝烟的味道——黑色炸药和达纳炸药的味道混合着，苦味酸和碱性雷汞铜的味道混合着，硫磺和焦土的味道混合着，人血和尸体焚烧的味道也混合着，一层一层地扫过来、荡过去。作为舰艇炮兵，那味道熟悉、强悍、确定，但又陌生、飘忽、虚幻。
在旅顺的最后一年，已经渐渐能搜寻到一些关于旅顺、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书籍读了。在西港的军人中，私相传阅的书籍不少，而且以苏俄文学为主。我自己有一本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基本完整；还有一本兹洛宾的《斯捷潘·拉辛》，缺了开头。我用它们交换过诺维科夫·普里波依的长篇小说《对马》，那书纸张粗糙，有股奇特的麦秸和马粪味儿，它流传到406医院那群护士小女兵手里之后，就下落不明了。阿·斯捷潘诺夫的长篇小说《旅顺口》和《对马》一样，也是写日俄战争的。书中写到的街心公园、电岩炮台、203高地、Б号炮垒和Б后炮垒等等，都是我所熟悉的。《旅顺口》是中共著名党史人物陈昌浩先生所译，当时算是“禁书”，一寸厚，纸质黄脆，霉味儿很重。排队等着读《旅顺口》的人很多，每人限读三天。有一次，《旅顺口》传到了对岸老虎尾一个外号叫“锥子”的北京兵手里，没想到第二天他就随潜艇远航了，大家同仇敌忾，待“锥子”返航后，狠狠地罚了他不少个水果罐头。《旅顺口》前边少了七、八页，后面没有结尾，因此，我们总是在猜度和争论俄军准尉兹芳纳列夫与哥萨克少女宛柳的爱情结局——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阿·斯捷潘诺夫后来真的写了一部《兹芳纳列夫一家》。我们那时年少荒唐，想捣个蛋、犯个坏的时候，就用书里的人物给领导起外号。有个操船技术极差的拖船船长，靠离码头时候经常撞船，我们就把《旅顺口》中沙俄最高军事长官“史特塞尔”的名字“赐给”他做外号，或者干脆称他为“老屎”。而那些翩然飘过我们眼前的小女兵们，个个都是我们意念中的“宛柳”——愿她们今天看到这句话，还能忆及青春往事，会心一笑。
这一年，我们依旧会去太阳沟体育场踢足球，为一个球，也曾撞得鼻血淋漓，染红了海魂衫前襟。我们还在海边追打过一个用猎枪射击海鸥的旅顺男人，劫夺下来的海鸥伤口流血不多，但有一股腥臭味儿，沾在衣服上久久洗不掉。但是，如此无所顾忌的疯玩儿傻闹也该结束了，青春毕竟不会永驻。作为士兵的服役期一天一天过去，我还是要抓紧在旅顺的剩余时间，读懂这座小城和它的历史，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算来我此生真正意义上的阅读史，其实就开始于那个时段。在旅顺最寒冷的冬夜，海水撞击船体的轰鸣节奏鲜明，彻夜不停。舷窗上结满了厚冰，开始是一层，然后就成团块状，包裹着紧固舷窗的黄铜元宝螺丝。我躺在靠舷窗的窄床上，大本大本地读历史，饥不择食，饕餮吞咽，乐此不疲。困倦的时候，我会把额头贴一下舷窗上的冰层，那时就会嗅到一股莫名而尖锐的冷峻气息，人也会立刻兴奋起来。
我曾渐渐感到，旅顺作为近代城市的出现和存在，本身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乃至整个东北亚历史的一个“意外”。没有中国历史艰难的前行，没有那个世界各种力量的猛烈冲撞与命运癫狂，就不会有旅顺城，更不会沉积出它独特的味道。而更奇特的是，旅顺竟还会不露声色地制造出新的“意外”给我——我记得有个地方叫“二场地”，一直是旅顺驻军俱乐部。我在那里发现了满满半屋子大连旅顺旧报纸，它们杂乱无章地堆放着，俄文日文中文的都有。记得其中的《泰东日报》是中文的，全部是竖排版；而《辽东新报》的奇怪之处在于它每份报纸中既有中文版也有日文版。翻检这些报纸，所见时间上限居然远在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还翻出过传奇人物川岛芳子的父亲“肃亲王”善耆1922年发丧时的新闻照片。而这位“肃王爷”当年在北京住东四北大街路东船板胡同，与我在北新桥的旧宅相隔不过500米。这堆旧报纸，混合着霉味儿、尘土味儿、老鼠屎和“六六六”味儿。当我翻检它们的时候，每每兴奋异常，脑子里空空如也，又一片混乱。我当时坚定地以为：如果不能努力读懂这座城市和它的岁月风云，将是我对命运的一种辜负，想到此，不禁心鼓轰鸣。
在旅顺的最后一个春天，我不得不收了心，开始紧张乏味的高考复习。实在说，我对A的平方加B的平方究竟等于什么恨之入骨，对磁力线该用左手还是右手判断深恶痛绝，尽管我知道它们才是我从一艘旧驳船“换乘”到一艘远洋军舰的唯一“跳板”。
时间对我已经非常紧迫了，但我还是忍不住挤出一个星期天的下午，重回了一趟东港。史书记载，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将领方伯谦在黄海海战中临阵脱逃，不久，被押赴黄金山脚下就地正法。那么，这个头断血流的地点在哪里？黄金山山顶，驻扎着大清的炮队；山脚下，是清兵的营房。杀人，不可能选这两个地方。难道是在码头南侧中部的那个水塘边？那水塘里面满是肥肥的、半透明的小虾，我们夏天用虾罩子捞过不少虾，送到船上伙房，裹了面炸熟，可以给大家下饭，其味焦香无比。两件事联系起来，多少让人有点恶心。我想，我必须在离开旅顺之前，去探个究竟，否则，说不定我此生就永远回不到东港了。
五月，正是槐花泛滥恣肆的时候。我走得匆忙，竟全没在意。绕着那水塘转了半个圈，路就没了。一无所得，我退了回来，心里悻悻然。那天晚上，我猛然被自己的一个念头炸醒，浑身打个机灵，坐了起来——白天，我走过了槐花相迎的山路，怎么竟然毫不理会、置若罔“闻”？对于旅顺的味道，我何曾如此嗅觉麻木、如此晕船断电、如此“脉冲波睡眠”？
我恐惧地意识到，我毕竟只是旅顺这座城市的过客，旅顺也终非我的归宿。我试图了解它的所有努力，其实反而促使我更快地离开这座小城。而当这一天尚未来到之前，我却先已不知不觉间丧失了对这座城的嗅觉。换言之，我把旅顺活色生香的味道弄丢了，也把原来那个嗅觉灵敏、感觉真实的少年时代弄丢了。
……离开旅顺去上学，是八月末的一个正午。全港的人都在午休，码头上静静的，我的影子短短的，鼻子里空空的，什么也嗅不到。
出西港灰蓝色铁栏大门的时候，我有些伤感，其实更多的是缭乱。我正与旅顺就此别过，这座城，从此只在我的逻辑里、知识里、文章里、书稿里。而原来，旅顺像母亲和姐妹那样，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我、拥抱着我，用它的气味熏陶我，养育我，滋润我。那种“家园”的感觉和味道，就此一去，不可复现。
这，难道是每一个少年走向成年的必然代价？
此后的岁月，漫长而平缓，我读了更多关于旅顺的书，写过不少与它相关文章和书，也曾多次旧地重游，但旅顺的城市风貌，已经变得很多了；曹师傅和“鱼”，早已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至于旅顺当年的味道，我再也没有找回来。
在我走过的无数沿海城市中，我喜欢过厦门的明朗，也喜欢过福州的醇厚，舟山的沈家门渔港有满港冲鼻的鱼腥，一般人受不了，但我也极喜欢。可没有一个地方的气息，会替代旅顺。那槐花味、铁锈味、柴油味，那烤鲅鱼和百雀羚护手霜味，那“鱼”家的饺子味和炮台的硝烟味，支撑着一个懵懂少年整整三年半的青春记忆。
而青春，注定是要成为往事的。
其实，我并不是很相信命运。我想，抛弃这些书本、学问、虚名和由此带来的浮世牵绊，我的嗅觉应该还会敏感起来、活泛起来，我应该还会找回旅顺的味道。
我愿意用此后的十年、二十年，完成这样的“抛弃”，然后回旅顺去，租间临海的小屋，养条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做个白发满头、沉醉在旅顺气息中的幸福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