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文化中，对教育的评价，无论用字用词，还是思维，都具有某种女性化的特质。学校如“母校”，知识如“母乳”，好老师可比拟成“妈妈”，好成绩叫“优秀”（“优”原意为美貌者，多指女性，“秀”的下部为“孕”的简化，引申为“怀有”），中等叫“良好”（女子为“好”），即便是在“教（字形如手持教鞭，督促学习）、育（甲骨文形如妇女产子，意为生育）”这两字中，也带着家庭和母性的些许气息。在西方世界中，学校的德语（schule）后缀“-e”具有“性别”的意思，考虑到教育的陪伴、耐心、呵护、慈爱等基本属性，必然多指女性;在对教师的称呼中，别的不说，男性统称“Mr”，而女性则分成“Mrs”“Ms”“Miss”不同类型，两者的区别，可见一斑。
当然，这还是浅层的。女性或母性特质的文化基因，会直接体现在今天的教育哲学中。无论中西，概莫能外。说起来，不知叫殊途同归，还是异曲同工，异常玄妙。
西方世界
母性就是母亲所具有的特性，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认为其核心是忍耐与温柔。在常规的价值判断中，“母亲”被抽象化、符号化，成为“崇高无私、坚韧耐劳，克勤克俭，慈爱善良”等世人所向往美好品德的代名词。甚至可以说，母亲是至德的化身。因此，在文化领域中，“母亲”很多时候都不再是一个“实际的存在”。“母性”同时也是“女性”的一个部分，不仅在生理方面具有母性机能，在精神上也具有牺牲之心、教化之心、慈爱之心。这种近乎本能的关爱、护助、等待的自我牺牲精神，最适合于教育的需要，无怪乎会成为教育哲学的价值基础。
在今天的教育主张中，大家虽有不同的说法，但对教育的总体目标，大体上一致：即培养健全而合格的“人”。这之中，女性或母性就具有从事教育的先天优势。一方面，女性或母性对下一代具有与生俱来的关爱，这使得她们从事教育更为方便，效果更佳。任何一个合格的教师，无论男女，都须具有“母性意识”（让自己的教育与教学变得更加柔软、耐心、感性，让自己的身影、言语、目光尽可能多地出现在孩子所能感知的地方，即坚持“生命在场”）。男性对此，则需要后天的学习与领悟，而女性有一个直接的获取渠道，那是孕育。女性在妊娠期间就须面对如何承担“母亲”这一职责的问题，以及对怀孕的情感体验与态度，对面临孩子出生的一系列感受等。可以说，随着一个初始生命而共同诞生的，就是母性的形成。一位做好准备的母亲，将会无条件地包容、接纳和理解新生儿，同样的，她这种情感的迁移，“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会放在其他孩子身上。所以，法国当代著名女哲学家朱丽娅·克里斯特娃指出“母性不仅仅是一种生物学本能，而且是一种能够延续生命的征服力量”，这使得女性在从事教育（无论是早期的家庭教育，还是后来的学校教育）时，带有天然的亲近性和向心力。
另一方面，女性或母性，本身即是人性的代表，特别是其中“善端”的代表。这与教育的目标相一致。一个人成年后，无论年纪多大，走得多远，他的人格中都存有一定的“孩子气”成分。在遭遇种种挫折時，即使明知不切实际，也会幻想有个如母亲般宽容自己、悦纳自己的人，并获得母亲式的鼓励。这种人性本善或人性向善，正是由于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母性的教育特性超越了知识和技能，烙印于人的潜意识中，成为无可或缺的生命支撑。西方心理学的实验证明，性别意识的差异是儿童在认知与情绪发展，以及身体发育方面出现差异的重要来源。其中的女性特质，具有底层的筑基作用。
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其名著《实用人类学》中提到母性是女人所具有的天性之一，女人所具有的本性都来自大自然的恩赐，目的是“由女性使人受到社会的教化和教养”。法国教育家卢梭以虚拟的方式撰写教育名著《爱弥儿》时，虽然是以父亲的形象出现，但在“主张母乳喂养”“亲自测量水温”“关注饮食营养”（甚至包括“担心早恋”）等种种细节中，做的可都是慈母的活儿。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西方社会意识到：一个人若接受了良好的母性教育，即可成为一位良好的公民。美国作家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在小说《她乡》中，讲述了培养一种“教师+母亲”式公民的设想。她家乡教师的最特别之处在于其母亲身份，甚至可以说，那里的每一位成年女性都是母亲，不论其是否生育，其与所有孩子都处于一种“母子”关系中，每个人“都有一百万个孩子可以疼爱，可以奉献”，放大的母爱因超越了血缘的束缚，而惠及所有儿童。这个国家的公民本质，包含了社会化母性、承担社会化母职的一面，成为母亲，也就意味着成为好公民。教育与社会实现某种高度的同构倾向。
东方世界
东方教育，传统上是儒家的天下，也兼具道家的一些特征。当然，由于男权社会的影响，教育舞台上的优秀女性，如孔子之母、孟子之母、岳飞之母，并不多见，所以教育的母性特征，多借男性之口而说出。比如，由单亲妈妈带大的教育大咖孔子，他在语录《论语》中点出了“温良恭俭让”的母性气质;也曾特别向往“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至高境界。这种难以精确测量的母性教育方式，既柔性十足、栖居着“诗和远方”的温存，又兼具理想主义的浪漫性、导向性，以抗拒某种现实重压（如学习、就业）的母性张力，缓缓地释放生存压力。
这种侧重性质、又不过早为学生框定人生方向的教育形式，可以说比西方更具母性气质，因为她实现了个性化和自主化，是去教条和去模式的。“诲人不倦”“有教无类”等主张，让人看出教师甘为孺子牛的自我定位，以及唤醒、激发、鼓励的工作定位，生出了“涂之人皆可为禹（注：‘涂’通‘路途’的‘途’，原意为路人，后引申为‘普通人’。全句意为：任何一个人，只要经过合适的教育，都能成大禹式的伟大人物）”的抱负，实现了儒家“泛爱众而亲仁”的教育哲学观。所以，从母性教育的角度看，我们无法，也无需过早地“预期”学生的未来，唯有以女性般的天职，在陪伴、呵护、等待中，最终让学生独自去开启、遭遇和适应生命中的五彩世界，直到其成全自己、造福他人。
可以说，教育的母性化，在东方开始变成母体化。尽管母体（Matrix）的概念，西方也有，但绝难有东方的彻底、极致。《老子》首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点明了母性是万物产生的根本，是生命之源，自然也是万物生发的母体。在道家眼中，有一个常被人忽视的世界观：“贵母”。简单地说，其推崇于母性的“守弱”“居下”“不争”等特征。这些思想，我们将之投射到校园中，看到的正是无数个亲和、勤恳而坚毅的女性形象。可以说，几乎是女教师构建起了华夏教育精神中的“母体原型”。特别区别于西方的是，她不仅仅代表着家庭、社区，更代表着价值本身。
我们拿这种母体教育的价值观，关照今天的教育生态，获到的最重要启示，就是教育的非效率性（至少是弱效率性）被人遗忘了太久。因为“效率”的实质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是男性肌肉力量与速度的表达，讲究“时间”和“产量”间的线性关系，热衷于“标准版”和“流水线”，提倡“多快好省”的经济思维，重视看得见、摸得着的“数据”“测评”“报告”等实物政绩。这些对阳刚一面的追捧，渐渐脱离了教育的母体精神，当学生离开校园后，才知道那些对他们一生极其重要的东西，比如感情、健康、生命、信仰等，都是不讲效率，甚至是反效率的。
因此，对教育母体的重审，对贵母、尊母、尚母的重新解读，这些哲学性的思考和忠告，一遍遍地提醒我们，教育效能的滞后性（它的效果须有一定的时间跨度后才能看出）、改造的有限性（顺势而为，引导为主，教育不是万能者，无法“按图纸施工”）、过程的终身性（从生命的整个成长来说，都在教育的范畴之内），都可以浓缩成一个母亲手把手带大孩子的过程。其中的慈爱、谦虚、谨慎、开放、悦纳、包容、共生的“弱”性身姿，在日复一日的打磨和碰撞中，完成冥冥中地价值使命和事业继承。
现实世界
东西合璧之后，两者有一定的冲突。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总是把母亲作为最神圣最崇高的人格象征，大到祖国、人民，小到乡村、学堂，均比作“母亲”。这使得内敛、柔性的中国教育，其母性气质反而更明显。而在西方，则更喜欢用“父亲”来象征宙斯、上帝、神甫等崇高神圣事物。这也解释了西方倡导的工业文明为何是一种强力文明、技术文明，以及在此之下的现代学制、授课制，为何偏重“数据为王”“效率为王”的问题。
但从深层的价值领域来说，尤其是文艺复兴、西学东渐以来，两者的底层代码又是相通的，都以母性特质为教育规律、教育常识的出发点。我们如果细心观察会发现，无论传统还是现代，家庭教育的性别属性非常明显，比如说“相夫教子”（英语世界称“Mothering”）。我们来看山东大学仪平策教授在《母性崇拜与审美文化》中的一段话：
女性……通过“相夫”，她成为“家”里的实际主人， 拥有统管“人”与“物”的实权;通过“教子”，她成为儿女人格的“雕塑大师”，其寓理于情的话语方式和谆谆教训犹如神的声音在儿女灵魂里终生回荡。……母亲作为“家”里的实际君主，却以直接的、亲近的、温柔慈爱的人性存在，成为儿孙们可感知可偎靠可交流可效仿的人格偶像。于是，自小便拥吻守护在身边， 随时施以恩慈、关切和训诫的“母亲”， 便成了儿女们“人格认同”的主要对象。从“母性”那里， 儿女们饱享着亲情抚慰的快乐和精神庇护的安宁，而且更重要的，也感受着适合他们社会角色的“原型”，寻觅着他们心目中的人格“范式”。
这段精辟的言论，说清楚了女性在家庭教育中，看似是“辅佐”实则是“掌权”的政治中心地位。今天中小城市里的三口之家，丈夫负责在外打拼挣钱、妻子“居内”管家，基本还是上述的状态。即便是大城市里，出入职场的女性与男性平起平坐，但家庭培育下一代的教育职责，仍然偏重于她们。不管是请家教、报培训班、上下课接送，基本都是妈妈（母亲）做主。
所以在家庭教育中，女性站在了舞台的中心，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学校教育的天地更广阔，她的地位依舊牢固。比如，在幼儿园中，女性教师的比例占到九成以上，若是算上护工人员，几乎百分百;在中小学教师的队伍里，尤其是小学，她们依然保持了女性的绝对占比优势;即使在高校的教师队伍里，这一态势依然保持着。这意味着在教育这一当行中，无论先天性、适应性、文化性，还是现实性、历史性来说，女性都对一个民族的精神成长，承担着最为繁重的责任。一个民族的未来潜力（幼儿教育）、基础水平（中等教育）、顶级精华（高等教育），都掌握在无数女性的手里。
天下的妈妈们和无数的女老师们，她们有这样的伟大吗？是的，至少从教育的层面看。让我们向她们致敬！无论是教育的母体价值，让无数女性投身其中;还是无数兢兢业业的女性，成就了教育的母体价值，总之，是她们将家和学校变成了人类最具幸福感和审美度的地方，也是她们将无数学生引向对审美和精神领域的不懈追求，提升他们的境界，拓宽他们的视野，无限自由地展示丰富而可塑的人性面貌。
一言蔽之：任何一种好的教育，一定少不了优秀的女教师。这正如西方学者所总结的那样“母亲的品质，即细心呵护、抚育和道德，作为价值整体扩展到全社会”。这或许也是人性不断趋善和世界不断走向美好的理由之一吧。
（作者单位：江苏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
责任编辑 黄佳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