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经济中心转移与江南市镇的衰落
明清时期，在以苏州为中心的传统商品经济体系下，江南市镇普遍兴起，市镇经济发达。朱泾镇依托其传统资源，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纳入到江南乃至全国的市场网络中，成为金山区域中心市镇。在缓慢的转型过程中，伴随着江南经济中心从苏州到上海的转移，江南市镇呈现出不同的命运。上海开埠并取代苏州成为江南新的增长极后，传统市镇体系开始分化，部分市镇融入到了以上海为中心的经济发展体系中，得以继续发展。而部分市镇传统优势逐渐丧失，市镇的区域中心地位逐步被边缘化。
[关键词]经济中心转移；江南市镇；衰落；朱泾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07-0139-05
安 涛(1974—)，男，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山东枣庄学院政法与历史学系讲师，研究方向为区域社会经济。(上海 200234)
明代至清前期，朱泾镇依托于松江府的全国棉纺织中心地位，其社会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惟茸城巨镇，朱里为冠”[1](卷3《水利》)，“明清两代，朱泾一直以松江大镇而著称于世。”[2](P68)并“有城市气象”[3](卷1《镇市》)。明代的陆宝在其《行嘉善道中宿朱泾》诗中这样描写朱泾：“春潮覆草半江青，长水分涂客未经。少理蚕丝多织布，百家烟火傍朱泾。”[1](卷1《疆域》)至清初，赵慎微曾作诗描写朱泾盛况，“万家烟火似都城，元室曾经置大盈。估客往来多满载，至今人号小临清。”[1](卷1《疆域》)朱泾繁盛的主要原因是纳入到了中国传统商品经济体系中，“江南市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跟封建自然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相协调的，市镇并不是因农村自然经济分解而产生的。”[4](P46)市镇在自然经济内部孕育而生，是自然经济发展的结果，并在高一级经济中心的辐射影响下得以发展。当其依托的经济中心发生转移时，市镇的原有市场配置和经济地位将发生变化，“中国数千年的传统社会以小农家庭为社会经济细胞，小农经济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成功适应当时严峻社会生态环境压力的经济行为准则。”[5](P46)当经济中心发生变化时，特别是上海开埠并成为新的经济中心时，传统的社会经济发展准则面临挑战，“经济中心的转移意味着新的社会经济运行模式的出现，不论是在市镇的资源禀赋、交通条件、资本要求、技术条件，还是管理经营理念、政府的职能等方面，都对市镇社会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6](P8)，如果其能适应由经济中心转移而带来的新的经济发展机遇，市镇的社会经济将继续发展。朱泾镇在江南经济中心的转移过程中，其传统的社会经济发展优势逐渐丧失，“上海开埠后，朱泾镇虽处于沿海并距上海较近，社会转型却停滞不前，区域中心的地位也逐渐丧失。”[6](P7)其明清时期的区域社会经济中心地位逐渐被边缘化。
一、松江棉布业中心向苏州转移
江南棉纺织业兴起于松江府，松江府土布在明代已有“衣被天下”之称。清代前期，棉布染整和集散中心逐渐西移到苏州。“清代前期，苏州府城因布号集中，已逐渐取代松江府的地位，成为整个江南地区棉业集散、加工的中心城市。”[7](P90)“如织造布匹，向例在苏办染，并不在本邑(松江)采买”[8](P89)，这一变化导致了“松民失其利”。清代前期苏州逐渐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棉布染踹业的中心，“布店在松，发买在苏”，据丁日初估计，“上海地区每天输往苏州的坯布约有20，000匹之多。”[9](P30)“松郡各邑产布，甲于他府。昔年开张青蓝布号者数十家，通商裕课。后有移他郡地方，今仅止数号。”[8](P86)清代松江的大布号也逐渐转移到苏州，“雍正乾隆之间，松江以织布富甲他郡，后夺于苏州之布，而松民失其利。”[10](P404)由于棉纺织中心的转移，清初时，松江地区“标客巨商罕至”，“多者所挟不过万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11](卷7《食货》)朱泾镇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严重影响，“朱泾到了清代，一反那‘奉布商如王侯’的明末布业极盛时代，而其市况之衰替，与标布业之没落息息相关。”[12](P26)同时更与松江的中心地位被苏州取代有着密切关系。
苏州棉纺织技术高于松江是中心转移的重要原因。江南的经济中心之所以向苏州转移，除了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吴中人才之盛，实甲天下。至于百工技艺之巧，亦他处所不及。”[13](卷149《杂志》)正是苏州的人才之盛和技术的优越，织染的棉布质量高于他郡，销路颇广，利润丰厚，吸引着布商前往苏州采买，松江自然要倍受冷落，中心的转移便是自然而然的。
松江的经济中心向苏州的转移与明末清初的战争也有很大的关系。清军定鼎后南下，苏州城躲过一劫，而松江却受到战火的洗劫，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据《乙酉笔记》记载：“宏光乙酉(1645年)大清兵传檄至苏。都御史土国宝随至，故无屠戮之惨。”[14](P14)由于松江城的守军顽强抵抗，“独我松沈犹龙起义守城”，致使松江城受到极大的摧残。“李成栋率师破之，横尸遍路，妇人金宝捆载而去。其破城之初，由郡东察院延烧至秀野桥，大街东西之房，百无一存者。城中东南一带，悉为官兵所占。后卒为成栋之兵所拆，乡绅之楼台亭榭，尽属荒邱。此吾郡房屋过华，宜有今日之劫也!吾松城虽狭小，不及吴郡之三，然东西南北，非官家栉比，即商贾杂居，市物列陈，无一隙地。所谓锦绣江南，无以逾此，及遭残毁，昔日繁华，已减十分之七。”“是役也，士民在城者不下万人，悉遭屠戮，妇女色艾者，尽掳以行，所得金宝无算。”[14](P14、18)姚廷遴在其《历年记》中也记载了松江城所遭受的劫难。“清兵自秀野桥起火，直烧至东门外。南门起火，直烧至府前谯楼，俱为灰烬。北门四周俱烧尽，存着只有十分之一二。杀戮之惨，较别郡更甚。”并且姚廷遴也叙述了松江城昔日的繁华，“余幼到郡，看城中风俗，池郭虽小，名宦甚多，旗杆稠密，牌坊满路。至如极小之户，济贫之弄，住房一间者，必有金漆桌椅、名画古炉、花瓶茶具，而铺设整齐。无论大家小户，早必松萝芫荽，暮必竹叶青状元红。毋论贵贱男女，华其首而雅其服焉；饮食供奉，必洁其器而美其味焉。”但是此役以后，“真所谓云间锦绣，顷刻化为瓦砾之区。伤哉!伤哉!”[15](P59)此外，新兴的上海县也日益从松江府城吸收各种资源，“迨至嘉庆、道光年间，上海邑城已成为我国东南沿海最重要的海港城市之一，而上海地区的中心城市，则亦在这个时期逐渐由松江府城转移到了上海邑城。”[16](P62)
二、近代上海取代传统苏州
上海地区经济的发轫是以青浦的青龙镇兴起为标志。“自汉至唐，在500多年的时间中，通过劳动人民的辛勤开发，上海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至晚唐，青龙镇已成为我国东南地区的一个外贸港口。”[9](P1)由于青龙江的逐渐淤塞，青龙镇日趋衰落成为一村落。“青龙镇之衰落，则因海口东移，松江湮塞，而逐渐丧失贸易港口之利。自然条件的变迁，却为继之而起的上海港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青龙镇的衰落过程，正是上海港的兴起过程。”[17](P109)到南宋咸淳三年(1267)设置上海镇，青龙镇的经济地位遂为上海镇所取代。元至元十四年(1277)在上海设立市舶司，至元二十九年(1292)，元政府“以华亭地大民众难理”，分立上海县，“上海县的建置，是上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9](P2)明末到开埠前，上海依托江南经济中心苏州，“上海开埠前，它与这些地区(长江沿岸各地)的经济交往多由苏州沟通。尽管上海位于长江入海口，顺江而下的商船多由镇江入运河至苏州成交，少有直接驶抵上海者。”[18](P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