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4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举行签署仪式，各国争取让协定在两年内生效，由于TPP的12个成员国人口之和为全球总人口的11%，其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分别为全球的40%和1/3，成为最近20多年来全球规模最大的一项贸易协定。然而，TPP的意义不在于其所形成的贸易和经济体量，而在于它代表着全球贸易规则演变的开始，意味全球贸易规则博弈的升级。
远观不如近看，TPP并非其所对外强调的那样“公平、公正、透明”。由于TPP在整个谈判过程中高度保密，采取闭门谈判的方式，很多核心内容及其细节并不为外界所知。从已经解密的内容来看，实际上，TPP与以往自由贸易协议最大的区别不在于关税水平的降低，合作程度的加深，也不代表着贸易更加便利化，而在于跨国公司对主权国家司法壁垒的破除。《全球经济系统的脆弱性》一书的作者哈克·拉斯姆斯就曾经指出，TPP代表着走向一个跨国公司政治制度重大的飞跃，跨国公司的经济利益被放在首位。
目前，跨国公司控制着全世界70%以上的对外直接投资，2/3的世界贸易，70%以上的专利和其他技术转让。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苹果的iPhone价值链。iPhone在美国完成产品设计后，由韩国LG、三星，美国博通、德州仪器，日本的AKM和欧洲意法半导体、中国台湾地区的鸿海等公司提供主要零部件，最后在中国富士康、英华达等公司进行组装再出口给苹果公司。从利润走向看，每台iPhone手机价值贡献中，美、日、韩分别凭设计和技术获得49.4%、34%和13%的利润分成，而中国通过加工组装所创造的价值仅为手机出厂价格的4%。由此可见，事实上iPhone的销售给美国经济带来的是贸易顺差，而不是传统研究方法所认为的那样给美国经济带来了贸易逆差。
也正因跨国公司在美国的绝对主导地位，本质而言，TPP等区域贸易协定是以国际贸易组织（WTO）的例外为基础，倾向于保护跨国公司的一种特惠贸易。首先，在原有WTO框架内，涉及到的是商品货物在各协定国之间的自由（低关税）流动，而跨国公司在某主权国家做生意，必须遵守主权国家的法律和仲裁，这对美国跨国公司形成了很大的主权壁垒约束。为了绕开这些约束，TPP首次引入“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ISDS条款），设计出一套独立于WTO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以外的新程序。根据ISDS条款，在TPP的框架内，规定主权国家法律必须服从TPP协定精神（ 打破主权国家壁垒，关税近乎于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 ），如果投资对象国的政府决策损害了外国投资者的权益，则投资者可以绕开该国的司法体系，直接向国际商业仲裁机构提交争议，要求投资对象国政府赔偿损失。由此在TPP框架下可以对签约国政府的法律与政策变化所带来的损失要求赔偿，这极大地扩张了跨国公司的福利和利益分配。因此，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美国经济也成为TPP协议中最大的收益者。可以说，相比较于以前的争端解决机制，TPP的ISDS将跨国公司的权力推向了一个新高度，成为跨国公司利益的保护伞。
事实上，一直以来美国的全球政策都是以美国国家利益为核心，美国一向标榜自己为自由贸易的楷模，但全球产业分工却加大了美国的贸易逆差，但又不能放弃自由贸易的大旗，于是近几年，美国对国际贸易关系做大幅度的调整，提出的所谓“公平贸易”。意图扩大本国垄断产业在国际市场份额，使贸易增加值和利润留在自己手中。
而另一方面，美国却苛责别国实行不公平贸易做法，扭曲市场竞争。TPP成功地为国有企业的跨国经营建立了规则。美国坚持认为，中国长期以来通过对国有企业提供补贴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国有企业依靠垄断和国家支持在全球进行扩张，是扰乱了世界经济秩序。TPP对国有企业参与的市场行为首次进行了全面回应，要求成员国对国企进行私有化，并且完全遵守市场法则，这意味着中国的国有企业今后的国际经营将可能遭遇掣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