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经验研究

[摘要]文章基于1980—2004年中国经济时间序列数据,综合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贸易总额、出口贸易额、进口贸易额的影响作用,并考虑了引资政策、贸易政策的变化对投资—贸易关系的结构冲击。

[关键词]FDI;对外贸易发展; 经验研究

[中图分类号]F75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08)03-0058-04

The Impact of FDI on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Trade in China

Zhang Fan 1, 2, Guo Dan 2, 3

(1.Taizhou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Taizhou, Zhejiang 318000; 2. College of Economy and Tradi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2; 3. College of Economic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128)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range from 1980 to 2004 of China, the impact of FDI on the total trade volume, export and import are comprehensively studied. Meanwhile, the impulse of FDI and trade policy on the structure of investment and trade ar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Key words: 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evelopment of foreign trade; empirical analysis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众所周知,自1993年以来我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我国引资总额也已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位。大量外商直接投资的涌入,不仅对加速我国国内资本积累、提升国内企业技术水平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而且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是我国近年来对外贸易不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总结近20年来的相关研究,从外商直接投资(FDI)角度可将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联系概括为四个方面:贸易替代效应(Mundell,1957)、贸易创造效应(小岛清,1987)、贸易补充效应和市场扩张效应(Graham & Krugman,1993)。同时,FDI的以上四个方面的贸易效应会受到投资动因、行业与产品特性以及东道国政策的影响。不同行业在不同国家的投资项目会产生不同的贸易效应,尤其是对于多数制造业来说,FDI对贸易的影响都是综合的,既有贸易替代,也会产生贸易创造、贸易补充和市场扩张效果。

尽管就理论而言可以推导出贸易与直接投资之间具有某种明确关系的模型,然而实证研究结果对这一思路提出了挑战:20世纪80年代的文献大多发现贸易带动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开展。然而近来的一些研究却显示结果可能恰好相反。大规模的外商直接投资正是贸易规模扩张的直接原因,即直接投资促进了对外贸易。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Helpman(1985,1991) 、Markusen & Maskus(2002)、Freenstra(1998)、 Markusen(1997)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从国际贸易角度出发发展了跨国公司理论。他们沿着海默、凯夫斯、巴克利和邓宁的思路,试图建立包含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一般均衡模型。这些模型的前提假定十分相似,大部分模型假定一个企业水平的固定成本。但是,所有这些模型都没有区分跨国公司和对外直接投资。它们的重点放在跨国公司上。正如Markusen(1995)所说:“跨国公司和国际直接投资两个术语基本上可以互相替代。”实际上所有这些模型都没有考察资本的流动,甚至资本这个生产要素都没有考虑在内。这些模型的确抓住了企业在海外建立生产设施和工厂的原因,但没有直接分析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资源在不同国家间的流动,更没考察除运输成本、企业水平的固定成本、工厂水平的固定成本之外的其它社会经济因素。

二、外商直接投资与贸易总额的实证分析

先前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贸易发展的确具有紧密的相互联系。为了进一步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贸易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笔者运用回归分析来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贸易带动效应进行定量测算。实证数据样本期间为1980—2004年,外商直接投资记为FDI,单位为亿美元,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相应各期;贸易总额记为trade,单位为亿美元,数据同样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相应各期。实证分析的估计方程为:

tradet=c+αFDItt (1)

其中贸易总额为被解释变量,外商直接投资额为解释变量,c为回归方程的常数截距项,ε为回归残差,服从一般的正态分布假设。首先,基于(1) 式进行OLS回归分析,初步的分析结果发现D.W.统计值为0.37,表明简单的回归分析存在着明显的残差序列自相关现象。作为对残差序列自相关的一个修正,本文在(1) 估计方程中加入了AR(1)项,得到估计结果一(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到,估计方程的修正R2值较高,达到0.912,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贸易变化起到了很好的解释作用。观察外商直接投资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FDI估计系数为1.381,且在1%的高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是推动我国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就估计结果的经济涵义而言,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美元,大致能够带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增加1.381美元。

注:括号内数值为估计系数的t统计值,其中***、**分别表示1%、5%的统计显著性水平。

然而,由于在1980—2004年的样本期间,我国对外贸易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都经历了较大的变化,为了检验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是否存在着这种时间序列方面的结构变化,笔者运用邹至庄教授提出的Chow检验来考察这种时间序列估计方程的可能断点变化。Chow检验的结果见表-2所示。

根据所选取的样本数据期间长度,笔者认为,断点情况范围大致为1990年前后。由表-2可以看到,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的时序关系的确存在结构转变现象。根据Chow检验结果,这一断点年份最有可能在1993、1994年份出现,由于1993年是整个样本期间首先出现断点的年份,因此,基本可能肯定在1993—1994年出现了两者关系结构转变。选用了两种方法来处理这种估计方程的结构转变问题。

第一类方法是通过在估计方程中加入时间虚拟变量dummy项来反映不同时间段对估计系数的影响。dummy的设定如下:对于1980—1993年份的样本点而言,该虚拟变量值取0;对于1994—2004年份的样本点而言,该虚拟变量值取1。对加入了时间虚拟变量的估计方程重新进行回归,得到估计结果二(见表-1所示)。由表-1估计结果二可以看到,估计结果二中FDI、dummy两个变量的t统计值都显著,且都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时间虚拟变量在估计方程中具有较好的解释意义。进一步根据估计系数,可以定量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这种结构突破现象:对于1980—1993年份的样本点而言,该期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每增加1美元,大致能够引起对外贸易额增加1.041美元;对于1994—2004年份的样本点而言,该期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每增加1美元,大致能够引起对外贸易额增加1.457美元。因此,dummy值为正,说明了在1994—2004年期间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贸易发展的带动效应要大约高出0.416美元,总的带动效应为1980—1993年期间的1.399倍。

第二类方法是进行分类回归,即根据Chow检验得到的转折点年份,以1993年为分隔点,将样本数据分为两类:对于1980—1993年份的样本点而言,记为子样本一;对于1994—2004年份的样本点而言,记为子样本二。根据Chow检验的结果,可以大致判断这两类子样本的估计结果系数应该有所区别。表-1给出了子样本一、子样本二的估计结果,分别记为估计结果三、估计结果四。类似地,由于在初步回归分析中发现存在着明显的残差序列自相关现象,作为对残差序列自相关的一个修正,本文在估计方程中加入了AR(1)项。对比估计结果三、四,可以发现,正如所预期的,两个不同子样本估计结果出现较大差异,其中子样本一的FDI估计系数为1.129,子样本二的FDI估计系数为1.429,而且这两个估计系数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综合两类估计结果,可以总结以下结论:对于1980—1993年份的样本点而言,该期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每增加1美元,大致能够引起对外贸易额增加1.129美元;对于1994—2004年份的样本点而言,该期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每增加1美元,大致能够引起对外贸易额增加1.429美元。比较FDI估计系数,可以得到两点结论。首先,与估计结果二类似,子样本二的FDI估计系数大于子样本一的估计系数。这表明在1994—2004年份时期内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贡献要高于1980—1993年时间段。其次,通过进一步计算可以发现,子样本二的FDI估计系数大致为子样本一的FDI估计系数的1.266倍,略低于加入时间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所得到的比值。

三、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出口贸易的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笔者运用回归分析来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带动效应进行定量测算。实证数据样本期间为1980—2004年,出口贸易额记为exp,单位为亿美元,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相应各期。实证分析的估计方程为:

expt=c+αFDItt(2)

其中出口贸易额为被解释变量,外商直接投资额为解释变量,c为回归方程的常数截距项,ε为回归残差,服从一般的正态分布假设。首先,基于(2) 式进行OLS回归分析,初步的分析结果发现D.W.统计值为0.285,表明简单的回归分析存在着明显的残差序列自相关现象。作为对残差序列自相关的一个修正,在(2) 估计方程中加入了AR(1)项,得到估计结果一(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到,估计方程的修正R2值较高,达到0.932,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变化起到了很好的解释作用。观察外商直接投资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FDI估计系数为0.572,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是推动我国出口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就估计结果的经济涵义而言,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美元,大致能够带动我国对外出口贸易总额增加0.572美元。

注:括号内数值为估计系数的t统计值,其中***、**分别表示1%、5%的统计显著性水平。

类似地,由于在1980—2004年的样本期间,我国出口贸易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同样都经历了较大的变化,为了检验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系是否存在着这种时间序列方面的结构变化,笔者运用邹至庄教授提出的Chow检验来考察这种时间序列估计方程的可能断点变化。Chow检验的结果见表-4所示。

根据所选取的样本数据期间长度,认为断点情况范围大致为1990年前后。由表-4可以看到,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出口贸易的时序关系的确存在结构转变现象,根据Chow检验结果,这一断点年份最有可能在1992、1993年份出现,由于1992年是整个样本期间首先出现断点的年份,因此基本可能肯定在1992—1993年出现了两者关系结构转变。

类似于前述分析步骤,笔者同样选用了两种方法来处理这种估计方程的结构转变问题。表-3给出了子样本一、子样本二的估计结果,分别记为估计结果三、估计结果四,其中两类估计结果的修正R2分别达到0.847、0.813,说明对两类子样本回归而言,外商直接投资都能较好地解释两个不同时段出口贸易变化。类似地,由于在初步回归分析中发现存在着明显的残差序列自相关现象。作为对残差序列自相关的一个修正,在估计方程中加入了AR(1)项。对比估计结果三、四,可以发现,正如所预期的,两个不同子样本估计结果出现较大差异,其中子样本一的FDI估计系数为0.316,子样本二的FDI估计系数为0.695,而且这两个估计系数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综合两类估计结果,可以总结以下结论:对于1980—1992年份的样本点而言,该期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每增加1美元,大致能够引起出口贸易额增加0.316美元;对于1993—2004年份的样本点而言,该期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每增加1美元,大致能够引起出口贸易额增加0.695美元。比较FDI估计系数,我们得到两点结论。首先,与估计结果二类似,子样本二的FDI估计系数大于子样本一的估计系数,表明在1993—2004年份时期内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外出口贸易发展的贡献要高于1980—1992年时间段。其次,通过进一步计算可以发现子样本二的FDI估计系数大致为子样本一的FDI估计系数的2.199倍,明显高于加入时间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所得到的比值。

对表-3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出口贸易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进行归纳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外资企业的进入的确是推动我国出口贸易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资企业对我国出口贸易的推动效应愈发显著。

四、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进口贸易的实证分析

以下同样运用回归分析来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口贸易带动效应进行定量测算。实证数据样本期间为1980—2004年,进口贸易额记为imp,单位为亿美元,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相应各期。实证分析的估计方程为:

impt=c+αFDItt (3)

其中进口贸易额为被解释变量,外商直接投资额为解释变量,c为回归方程的常数截距项,ε为回归残差,服从一般的正态分布假设。首先,基于(3) 式进行OLS回归分析,然而初步的分析结果发现D.W统计值为0.285,表明简单的回归分析存在着明显的残差序列自相关现象。作为对残差序列自相关的一个修正,在(1) 估计方程中加入了AR(1)项,得到估计结果一(如表-5所示)。

注:括号内数值为估计系数的t统计值,其中***、**分别表示1%、5%的统计显著性水平。

由表-5可以看到,估计方程的修正R2值较高,达到0.958,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进口贸易变化起到了很好的解释作用。观察外商直接投资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FDI估计系数为0.924,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是推动我国进口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就估计结果的经济涵义而言,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美元,大致能够带动我国对外进口贸易总额增加0.924美元。

类似地,为了检验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贸易的关系是否存在着这种时间序列方面的结构变化,用Chow检验来考察这种时间序列估计方程的可能断点的变化。Chow检验的结果见表-6所示。

由表-6可以看到,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进口贸易的时序关系的确存在结构转变现象。根据Chow检验结果,这一断点年份最有可能在1993、1994年份出现,因为1993年、1994年的断点检验F-statistic分别高达3.388、3.246,其所对应的P值分别为0.028、0.032。因此,可以有较大把握断定在这两年发生了回归方程的结构转化。由于1993年是整个样本期间首先出现断点的年份,因此基本可能肯定在1993—1994年出现了两者关系结构转变。

类似于前述分析步骤,同样选用了两种方法来处理这种估计方程的结构转变问题。对表-5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进口贸易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进行归纳,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外资企业的进入的确是推动我国进口贸易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资企业对我国进口贸易的推动效应愈发显著。

五、结论

笔者通过经济计量检验,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得到了系列结论。首先,外商直接投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这不仅仅指外商直接投资推动了我国总体贸易额的迅速上升,而且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进口贸易都具有正面的促进效应。因此,要评价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的动力所在,就不能忽略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同时,即使如本文实证结果所表明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出口增长速度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我国利用外资背后也隐藏着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缺乏效率、进口成本高和出口结构及质量还有待提升等系列问题。最后,隐藏在外资较强的出口促进效应背后的另一问题是,外资企业进口增长过快,以及进入成熟期的外资企业利润汇出的逐步增加,给国际收支平衡带来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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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袁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