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云南在全国“大跃进”运动的版图中并不是一个重要角色。云南铜矿储量丰富，因而提出了“大炼钢铁铜”的口号。东川地区作为铜矿富集带，自然要承担起云南省“大战铜”的重任。作为“一五计划”重点项目之一，东川矿务局在“大炼钢铁铜”运动中的所作所为值得我们思考。
[关键词] 东川 大炼钢铁铜 运动
一、运动背景
1958年1月11日到22日，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对1956年的“反冒进”进行了严厉的批评[1]p450。这次大会大批反冒进的结果，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1958年2月，中共云南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南宁会议精神，提出地方工业产值5年赶上农业总产值的目标[2]p190。3月4日，省委在地市委及直属企业党委书记会议上，要求地方工业要搞大跃进，每个县要建8至10个工厂。3月8日至23日，省委在宣威召开发展地方工业会议，决定组织43个县开展地方工业总产值赶上农业总产值的社会主义竞赛，并发出了力争在两年内使地方工业总产值赶上和超过农业总产值的倡议。
同年5月，中共中央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公布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毛泽东在会上号召“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马克思”[3]p817。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会议决定1958年钢产量比1957年的530万吨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
1958年9月，《人民日报》连续发表题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全力保证钢铁生产》的社论，号召全党、全民为实现钢铁翻番目标“行动起来，鼓足干劲，苦战四个月”。北戴河会议以后，全国各行各业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这种跃进是以钢铁翻番为中心，以全民大炼钢铁为主要形式。
云南是产铜的主要省份，东川矿区、会泽县、丽江地区等都是铜矿富集带。云南省委除要求“大战钢铁”外，还增加了“大战铜”的内容，提出了“以钢为纲，钢铜并举，大战钢铁铜”的口号。全省广大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和城市居民纷纷响应中央和省委号召，在极短的时间里，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铜”运动，大炼钢铁铜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1958年7月，云南省计划委员会编制了正式的云南省第二个五年计划，在这份计划中，把主要工业指标提到了根本无法完成的高度：要求1959年生铁产量80万吨（1957年为5.68万吨）、钢产量50万吨（1957年为1.7万吨）、铜生产4万吨（1957年为2168吨）。1958年9月，省委召开中共云南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关于保证完成今年钢铁和铜的生产任务并为实现明年钢铁和铜的生产计划而奋斗的决议》。决议中说，“中央指出：铜能否高速度增产已成为我国1959年、1960年能否跃进的关键之一。我省铜矿资源极为丰富，土法炼铜已有200年的历史。因此，大力发展铜的生产，今年完成5000吨争取10000吨，保证明年生产8万吨铜，是我们对国家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这是一个伟大和十分艰巨的任务。铜的生产任务的胜利完成，就能促进省和支持全国工业的大发展”[4]p72。会议讨论了云南省“二五”计划，重新规划了1959年的主要经济指标，工业方面，要求生铁产量100万吨，争取达到120万吨，钢产量争取70万吨，铜产量8万吨、指标又再次加码。
二、运动情况
（一）运动的初期。新中国政权接收国民政府滇北矿务局后，对其进行民主改造，并实行军事管制。1952年夏，在东川铜矿筹备处的基础上成立了东川矿务局[5]p179。“一五”计划开始后，东川铜矿列入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一五”期间，东川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57年末，经济建设加快，矿山的基本建设全面铺开，行政区划扩大。1958年10月，以东川矿区、会泽县为基础成立东川市，建设规模加大，任务十分艰巨。
国家把东川铜矿放在有色冶金工业的重要位置上进行开发。1950年至1953年，中央重工业部、地质部、中共中央西南局、云南省委和省政府、会泽县先后派出多个工作组、调查组到矿区调查，同时开展大规模的地址勘探活动。先后于1955年10月和1957年7月向国家矿产资源储量委员会提交了第一、第二期《东川铜矿储量计算报告书》。
东川矿务局成立伊始，在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援下，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万人探矿”工程。1954年矿区职工增加到11739人，直接从事地质勘探的职工达到5561人。矿区完成勘探总工作量9636.4万元，超额40%完成国家下达的勘探工作量指标，其中地质勘探事业费5331.2万元，勘探基本建设费4305.2万元，为国家探明了一个大型铜矿工业基地。同时矿区开始着手进行建厂设计方案的前期工作。《东川矿务局设计任务书》于1956年8月10日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发批准列入全国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并决定投资6.5亿元，建成年产精矿含铜5.5万吨的大型采选铜矿山（当时东川铜矿建设的整体项目包括以礼河水电站、东川铁路支线和云南冶炼厂）。并根据1953年5月中苏两国政府协议，铜矿基本建设由苏联有色冶金部有色冶金设计院承担设计[5]p139。
1957年5月，中共东川矿区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和省委的部署，在矿区党内开展整风运动。一个月后，整风转向“反右”。矿区党委、东川市委随即开展了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错划了134人为右派分子，导致反右斗争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挫伤了干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反右运动无疑极大地助长了一年后开展的“大跃进”运动的狂热情绪。
（二）运动的中期。1958年9月，毛泽东在安徽、江苏、上海视察时明确提出，“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好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6]p433。这样就把群众运动正式确定为大炼钢铁运动的基本方法。
1958年7月东川第一次党代会和市（矿区）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召开，把东川地区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推向了高潮。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八届二次会议精神和社会主义总路线，分别审议通过了《用更大的干劲和更快的速度，在短时间内为把东川建成现代化的工业基地而奋斗》的市委工作报告和《政治挂帅、干劲冲天、乘风破浪，以最快的速度建设新东川》的政府工作报告[7]p140。报告提出，在现有基础上，继续鼓足更大的干劲，用最快的速度，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东川建成我国铜、铅、锌和电力工业基地之一。报告强调“必须做到充分发动群众，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智慧”，并强调，“实践证明企业部门由于整个生产的复杂性，因之充分发动群众的积极性是非常重要的”[8]1-1-315。会议对国民经济总的要求是：1964年铜的生产水平要达到10万吨，1960年铅锌的生产水平必须达到7万吨，1961年电力生产要达到32万千瓦，1962年产铁4万吨、钢2万吨、铜材1万吨，同时全区将获得稀有和伴生金属元素20种以上[9]p139。
为了实现上述的宏伟计划，必须加快矿山、水电和道路建设，大力推进铜、铅、煤、铁的生产，积极开展地质勘探工作，大力发展农业和地方工业，相应地发展商业、交通运输、邮电和文教卫生事业。总之，会议要求必须快速度地完成各项生产建设任务。在厂矿建设方面：东川矿务局必须在各项井巷及选场提前开工的基础上，保证在1959年内把落（雪）、因（民）、汤（丹）矿上主要生产系统建成并正式投入生产；配套落雪、因民、浪田坝选场必须在1959年上半年以前全部结束土建工程，力争设备提前到货，交付安装，在年底前投入生产。在水电建设方面：以礼河二级电站必须在本年8月发电，一、三级电站在1960年前发电，全部电站的建设工程应于1961年完成并正式投入生产，以满足工农业大跃进的用电需要。在地方工业方面：应依靠群众，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保证1.5亿元总产值的完成，坚决贯彻遍地开花、乡乡社社办工业的方针。在农业生产方面：必须在保证高速度增产粮食的同时，大力完成蔬菜的生产任务，百分之百地担负起支援工矿建设的重大责任。要求在短期内完成2500亩蔬菜的播种计划，要求建立蔬菜生产基地，并相应地组成专门蔬菜生产队，加强经营管理，做好季节品种安排，制定出高速度增产蔬菜的指标。采取措施坚决保证蔬菜生产，以保证在三个月内实现每人每天一斤蔬菜的供应[8]1-1-319。
在“以钢为纲，钢铁翻番”的大跃进运动中，东川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大中小相结合、土洋并举的方针和云南省委“边勘探、边基建、边生产”的指示，提出了“全党动手、全民动员、为铜而战”的口号。根据东川的条件和特点，采取边建炉、边采矿、边选矿、边冶炼、边练兵、边总结，依矿分散建厂、就地取材、就地冶炼、遍地开花的办法进行大炼钢铁铜。以“小洋群”为主，采取半土半洋的办法，大建土炉群。在如此火热的群众性炼铜运动中，东川矿务局仍然表现出了技术部门的务实精神，意图以“洋群”为主，提出土法炼铜的分配原则是：“积极开采主要矿区以外矿化点，在暂时没有基建任务的矿区多建炉，在开始基建但因其他原因投入生产时间较晚的矿区适当建炉。”[8]1-2-48
在“为铜而战”的口号鼓舞下，6万群众上山动手，连续几天几夜不休息，日夜奋战。2000余名妇女也脱离家务劳动，参加了铜的生产。全市工业、农业、商业、学校、邮电、部队等各条战线一起上阵，在短短的一两个月时间里，建立了各式各样的小土炉，例如妇女炉、青年炉、警卫炉、红专炉等等，共有495座土炼铜炉投入生产[9]p151。1958年9月28日，东川市放出第一个日产铜33.573吨的大卫星。紧接着在10月18日，又放出了日产铜159.485吨的高产卫星，连同高产周在内共产铜225吨。
在1958年7月省委召开的炼铜工业会议上，确定采取“先土后洋、土洋结合、以土为主”的方针。到了9月，中共云南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保证完成今年钢铁和铜的生产任务并为实现明年钢铁和铜的生产计划而奋斗的决议》中提到“铜的生产，除了加速易门铜矿、东川铜矿和昆明炼铜厂等重点建设外，必须立即加强对现有土炉的生产领导，在取得经验之后，迅速在一切有矿源的地方发动一个‘全党炼铜’，‘全民炼铜’运动，在土炉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半机械化和小型机械化”。
对于“土洋结合”的重视，这相当于从侧面承认当时的钢铁铜生产中存在着生产能力不足、技术水平低下、配套工程不完善等问题。虽然一些使用“洋法”生产的工矿企业对此事“重视不足”，谨慎且心存怀疑，但是各级党委认识到当时铜矿生产面临较大困局，对于“土洋结合”还是有相当高的期望。在1958年11月的全国土法炼铜现场会上，云南省肯定了土法炼铜的绝对必要性，“在目前情况下，大多数地区使土法先上马的问题，为了使土法迅速上马还必须继续批判‘重洋轻土’‘贪大喜新’‘正规论’‘条件论’等错误思想。土法上马一定会遇到一些困难，但这比洋法先上马容易解决得多”。但又对于洋方法进行了重点强调：“土法上马之后必须立即进行（也可以说同时进行）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改良工具的运动，迅速实现‘土’机械化，这是提高劳动效率扩大生产保证完成任务的必要步骤。”“‘小土群’前进的目标是‘小洋群’‘中洋群’和‘大洋群’，只要条件具备，应尽可能多地采用洋法生产。”[4]p77他们对炼炉进行改造，加装耐火砖，并配以机械鼓风。这一技术创新使得东川矿务局在此次大会上受到了表彰，成为了“土洋结合”的典型[5]p611。
（三）运动的后期。1959年1月10日，省委印发《关于1959年全省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提出了1959年比1958年更大跃进的发展计划，工业生产中：铁50万吨，钢25万—30万吨，铜2.5万吨。同年3月至5月间，东川市委召开的农村五级干部会议、工矿四级干部会议及工矿五级干部会议，标志着东川的大跃进进入了整顿阶段。1959年4月30日至5月6日，市委召开工矿五级干部会议，贯彻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精神，市委书记作了《缩短战线确保重点鼓足干劲大搞群众运动为完成一九五九年任务而奋斗》的工作报告。会议对中央“缩短战线、保证重点、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针有了统一的认识，明确了今后的工作任务。
省委4月召开的地州市委书记会议根据八届七中全会精神，对东川市1959年工作中的农业生产、基建计划作了调整。全市基本建设投资由原定的17020万元调整为11836万元，其中：东川矿务局由原定12000万元调整为11756万元，以礼河仍是4194万元，会泽矿务局由10000万元大幅降低调整为100万元，通用机械厂仍为20万元。工业生产指标：粗铜从7000吨调整为2530吨，钢700吨，铁从3000吨调整为1000-1500吨，铜从5500吨调整为2150吨[8]1-1-395。这次调整是从上到下减轻任务，表现出了一定的务实精神。面对国民经济中出现的尖锐问题，理性的态度终于开始抬头。但是，调整后的计划与1958年相比，仍是成倍地增长。基建任务为上年实际完成的125%，东川矿务局为上年的1.8倍；铜产量增长7.7%。因此，修改后的计划仍然是一个跃进的计划。
1959年庐山会议上，纠“左”变成了反“右”倾斗争，整顿成果被否定，经济建设上的继续跃进更加盛行。1958年8月召开的东川市人委第二次会议报告指出，必须在过去取得巨大成绩的基础上继续飞跃前进。1959年的任务是：东川矿务局确保铜9000吨，力争10000吨。以礼河水电局必须保证毛家村大坝添筑250万方、力争300万方，年底上游坝体筑到2190高程、力争2192高程，蓄水达2188高程、力争2190高程，保证蓄水6000万方；三级电站一台机组发电，四级电站土建完成70%以上，保证1961年基本完成，同时抓紧三级电站钢管安装及四级电站公路建设。会泽矿务局必须保证冶炼厂火法系统一套建成，矿山基本建成，在保证基建投资1670万元的同时，确保二号产品300公斤的生产任务及地质勘探任务。新村钢铁厂采取由小到大逐步发展的方针，立即着手筹备，力争年内建成“四、二、一”，明年发展成“九、五、四”[8]1-1-395。
1960年6月17日至22日，中共东川市委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全党一条心，全民一股劲，为把东川建成现代化的工业城市而奋斗》的市委工作报告，还讨论通过《关于确保今年铜的生产的决议》等五个决议。会议在总结此前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继续跃进的要求和任务。
这两次会议的召开以及各项继续跃进任务与指标的提出，标志着东川“大炼钢铁铜”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1961年4月13日至15日，东川市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审议通过《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为争取1961年农业大丰收和实现国民经济各项计划继续跃进而奋斗》的政府工作报告及《1959年和1960年地方财政决算和1961年预算》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在总结三届二次会议以来工作的基础上，调整了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并提出了今后的奋斗目标与任务。
会议虽然仍在号召全市要继续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为实现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继续跃进而奋斗，实际上已经开始进行大幅度的调整。基本建设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进一步缩短战线，确保重点，进行适当的压缩[7]p162。与全国各地一样，东川市的“大跃进”热潮逐渐冷却降温，这次彻底的调整宣告了东川大跃进运动与大炼钢铁铜运动的结束。
三、运动思考
对于此次运动的发动与发展，主要有以下几点思考：
（一）东川矿务局的发展并不依赖“大炼钢铁铜”运动。东川矿务局作为“一五计划”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从国家重视、政策倾斜、资金投入、技术力量等方面都有较好的保障。如若没有大跃进运动和大炼钢铁铜运动，东川矿务局的发展不但不会受到影响，还可以因为资金使用的集中、依建设规划循序渐进而得到更具持续性的发展。东川矿区在1953年至1955年集中进行探矿作业，“只探不采”，“一五”计划后期开始大规模建设。原定“集中建厂”的方针投资大、时间长，大部分机械设备均依靠进口，后为加快建设，根据冶金部的指示，采纳了“分散建厂”的方案，并将国外设计改为由苏联专家指导下的北京有色冶金设计总院设计[10]p184。
“大跃进”运动开始后，东川矿区的建设明显加速。实际上，矿区当时还并不具备生产条件，而大批项目就开始全面开工。例如，大型铜矿床之一的落雪矿作为重点工程于1958年5月开工，然而在1959年12月后，为了贯彻“缩短战线，确保重点，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调整方针，除保留主运输坑道外，其他工程相继停建，到1962年8月撤销时已经完成投资4054万元[5]p156。而“一五”计划期间（统计时间为1953年至1957年8月）云南全省在大、中、小地方工业建设项目一共才完成投资5662万元，包括建材、煤炭、电力、食品、纺织、化工等多个行业[11]p237。落雪矿经多年恢复后最终于1970年投产。巨额人力、财力的投资虽不能说全部浪费，但是极大地影响了矿区的整体协调发展。与此类似，汤丹矿于1958年在“大跃进”的形势下投入基本建设，仅一年后便面临调整，建设“放缓”，1960年10月因进一步压缩投资被迫撤销[5]p159。“大跃进”时期唯一投产运行的仅有四大矿床之中的因民矿、滥泥坪矿，同时于1958年7月开工，但是由于材料供应紧张、劳动力不足、安装设备不配套等困难，只能采取“边设计、边规划、边准备、边施工”的办法，工程进展缓慢。1960年5月，因民采选厂投入简易生产。同年7月，滥泥坪采选厂投入简易生产。投产后，由于建设项目不全，忽视质量侧重数量导致部分工程质量差，生产达不到设计能力[12]p115。这就是我们在探讨“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教训时，无法回避的问题：决策的轻率做出，大量工程的随意上马，大量资源的低效率使用。项目多、战线长、资金使用分散，资源无法集中在重点工程上。如此则不仅不能加快建设速度、保证建设质量，反而导致工程被迫停工。
应该说，以东川矿务局为代表的这一类大型工矿冶炼企业不仅不需要借助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发展，反而长远发展计划会被群众运动打乱，技术创新流于形式，生产管理愈加官僚化。基本建设匆忙终止而全面开展“土法炼铜”，刚刚建立的管理制度被废止，严谨科学的计划指导被主观冒进意识所取代。
（二）以工业化发展为初衷，以失败而告终。大跃进运动以工业的大跃进为主体，其中大炼钢铁更是重中之重，而后农业大跃进、文教大跃进、科学大跃进相继提上议事日程。不论是大炼钢铁还是大搞农田水利，这仍然与政治运动有明显的不同。其以工业化发展为初衷、主轴，但最终还是陷入了“靠充分动员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以弥补工业和农业两者资金的缺乏”[13]p321的困局。
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后经过十几年的艰苦探索，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但是从组织架构、思想理念等方面看，还是与苏联共产党有一定的共性。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很快向苏式社会主义过渡，采取的方法必然是以苏为师。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催生了西方政党模式，而苏联布尔什维克党把计划经济变成了现实。计划经济体制是以指标管理模式为基础构筑起来的，但是指标管理一定要落实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干部身上，指标管理与科层体制融为一体，赏罚分明的管理特色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反右”和反“反冒进”形成的政治压力与经济建设中的急躁情绪，使得地方争先恐后，唯恐落了下风，地方上纷纷搞起了自己的第二本账，经济运行便出现空前混乱。主政者不想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又想突破苏式计划经济藩篱，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工业发展思路遇到了很大的挫折。
中国共产党在书写辉煌和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曾经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犯过错误，遭受过挫折和失败。对于这些失误与教训，我们应该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抓住历史发展的主流。既要把问题放在当时的历史时空中进行研究和分析，又要站在当下的维度为党的建设与经济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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