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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曼秋于1919年12月出生在四川江油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思想非常解放，支持女儿剪短发、不缠足，还让她离家到成都上了教会举办的华英高级中学。1932年，家里人因为害怕四川军阀和红军先头部队打仗，没等她读完高中就让她回到了老家。奶奶想让她早些嫁人。然而她是个假小子，再加上在成都接受了妇女解放的思想，一心想参加革命，帮助解放妇女，这与奶奶的传统想法相差甚远。
1932年，共产党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转战到了四川北部，对当地的军阀造成极大威胁。到1934年末，国民党对红色根据地进行“围剿”，红四方面军准备长征。1935年3月，红军经过何曼秋家所在的镇子时，她悄悄地在叔叔带领下，告别父亲参了军，是当地参军的唯一的女孩子。那时，当地人都看不起当兵的，对那些跟当兵的在一起的女人就更看不起了。一个书香门第的女孩，跑出去当了兵，这对家里来讲简直是奇耻大辱。后来母亲和奶奶为此非常生气，不久她俩都去世了。红四方面军当时正在“肃反”， 为怕家庭出身受牵连，何曼秋的叔叔建议她：“第一，永远也别对人讲你念过书”。实际上，她的叔叔也是个读书人。“第二，不要和别人讲你家里有土地或者有小买卖，尽量别提这些事情”。“第三，别写任何东西，也别画画”。叔叔知道她性格外向，不善保密。
何曼秋先被分配到宣传队，在一场战斗中第一次体验到了战争的残酷。不久，她得了疟疾被送到了医院，在医院她看到很多得这种病的人。当时的医院既缺乏药品，也缺少医生，大部分医生都在国民党部队里工作过，是被红军俘虏来的。如在打达县时俘虏了白军的一个李医生、一个杨医生，他们的技术比较好，总医院对他们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如开会时进行对比教育），在生活上优待他们，工作上对他们很尊重。在红四方面军中有许多女战士，所以医院也有很多女伤病员。她们有各种各样的妇科病，由于大多数医生都没有学过妇科，女病号要么是被错误地诊断，要么是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加上女同志还有些封建思想，她们羞于向别人讲自己的毛病，不愿让男医生治疗，结果许多人白白地牺牲了。何曼秋看到这种情况后，觉得如果她们碰到的是女医生就可以得到帮助，心中不由得产生了当一名女医生的想法。
身体康复后，何曼秋曾为回原部队参加战斗还是进入医疗领域学医犹豫不定。然而，当她发现自己最亲密的一个战友在一家中医医院死于结核病时，就决定待在医疗部队学着当一名护士了。红四方面军的医疗机构成立较早，也比较完善，当时的总医院在王坪（今通江县沙溪镇）就驻扎了一年多。总医院领导下成立的护士学校又叫卫生学校，是以野战医院的医护人员训练班为基础成立起来的，专门为总医院和各分医院培养医务人员。学员共有200余人，大都是十六七岁左右的男女青年，实际上就是医务部里的护士，这些护士当时又叫看护。学校将所有看护编为一个营，下辖三个连队。
当时的护士学校主要学习一本《医疗诊治问答》的教材，内容包括解剖程序、生理学、药理学等。学校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着重解决战伤外科的治疗问题，每天只有两三堂课，其他的时间就来照看受伤的士兵，给他们清洗伤口，帮助医生给病人治病、消毒。当时，医院工作是日夜轮班，操作规程和用药范围都有严格规定。院里有工作条例、组织条例、工作人员和伤病员的学习制度。每天中午两小时的业务学习，由苏井观、周吉安、丁世芳和一些红色医官分别讲授生理解剖、外伤包扎、战地救护、中医基础等。晚饭前学习一个小时的政治。在课堂上，何曼秋一边听医生讲，一边往心里记，或者把教的东西写下来。因为何曼秋上过中学，所以经常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人们很奇怪她怎么会取得这么好的成绩，还以为她也是文盲。
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下，苏区的医院不仅缺乏药品和医疗器械，连一般用的卫生工具都很紧缺。医院的伤病员很多，每天需要用大量的消毒纱布，但这些消毒纱布很难买到，所以给伤员换药时，纱布绝不可能用一次就换新的。卫生员本着节省每一寸纱布的原则，每天用很多时间来洗涮伤员换下来的脏纱布，洗净后再用蒸煮法高温消毒。每块纱布充分利用，再替换多次，直到完全烂了才不再用。甚至把土白布加碱煮软，再用漂白粉清洗干净，作为代用纱布。又如没有脱脂棉，医务人员就把一般棉花加碱煮，然后再进行漂洗，就制成了脱脂棉。
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会师。创建于江西中央苏区的红军军医学校由于在长征中牺牲了100多名师生，亟需补充培养新的学生。学校随左路军在松岗、炉霍地区利用稍事稳定的环境，准备招收部分学员重新组成军医第六期，在松岗大喇嘛寺复课。一天早晨，当何曼秋等人正在做早操时，大队长对她们说：“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一方面军的军医学校来招新生，谁愿意申请，就可以报名，明天参加考试。”
何曼秋很难下决心。一方面，如果她通过了考试，就得放弃她文盲的伪装。尽管当时的“肃反”运动已经接近尾声，她仍然觉得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家庭背景和入伍前上过学的经历，会引来麻烦。另一方面她明白，如果上了军医学校，自己就可以学到比现在护士学校更多的东西，将来就可能成为一名医生给病人看病了。
于是，何曼秋鼓起勇气和一个年龄相同、性格也十分相似的好朋友商量一下后，就都举手报名了。第二天，她们就去参加考试。考场在一个古老空旷而又破旧的喇嘛庙，屋子里没有灯光，点着松油火把照亮，桌子是用树枝支起来的粗糙的厚木板。这个考场后来就是她们的教室。
考试内容很简单，要求大家解释一些词和句子，写出自己的名字，再说一些药品的名称，说出人体器官的名称。政治考题就是让她们解释参加红军的原因，说出共产党的宗旨是什么。考试几乎全部是口头回答，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纸张和笔。这些考试内容对何曼秋来说简直是再简单不过了。
8月，学校开学了。六个老师教60多个学生，每个老师要讲好几门课。没有明亮的教室，也没有漂亮的课桌椅，更没有各种各样的设备和教学材料，甚至连最基本的骨骼标本都没有。老师告诉他们说，从江西出发时，学校曾经有一个骨骼标本和一台显微镜，但是在长征路上为了减轻负担，把东西都已经扔掉了。何曼秋有些失望，心想还不如在护士学校待着呢，那里至少还有很多的老师，还可以有机会接触许多病人，那里的生活也不像这里艰苦。她努力和自己的疑虑思想做斗争，逐渐意识到，这里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正式的医疗学校，如果将来从学校毕业了，就可以做更大的贡献。
学生学习的重点是西医。许多老师都曾在白区国民党部队中训练过，在战斗中被俘后释放，参加了红军，许多人还是大学毕业生，受过专业的培训并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医术很高明。虽说老师都是专家，但是因为缺乏必须的器械和设备，学生却无法了解他们的医术。如果连尸体都找不到，学生就无法学习人体解剖。
学校的生活非常艰苦。学生休息时间也很少，因为大家得爬到深山里寻找需要的东西。他们从树上弄下来松脂，好在晚上学习时照明；又从山里找来野草和打火石，刨出草根做饭。喇嘛庙既是教室也是宿舍，庙里没有床，大家就睡在从山里打来的干草上。班里只有三名女同学，她们就在庙里的一角睡觉，连被子也没有，也没有最基本的生活用品。为了御寒，他们就把羊毛捻成毛线，然后送给部队里的编织工织成毛衣。大家主要的食物就是高原大麦，每人每天只能吃二到四两，根本吃不饱肚，所以学生们不得不在休息日进山收集草根，自己找吃的。每天三顿饭就是大麦稀粥，里面和着些野草根，而且几乎是没有盐的淡饭，根本没法吃。学习基本上没有课本，老师有时候会在喇嘛留下的经卷上写一些东西教给大家，学生就把地面当成纸，拿树枝当钢笔，大家就在地上找块地方写，写了擦，擦了再写。除了用树枝在地上写之外，他们还用烧黑的松树枝写到手掌、手背和胳膊上。这样，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把写的东西加以记忆。在庙的中央有一块宽敞的地方用来烧火，学生们经常围着那团炉火坐下来互帮互学，一个人提问，另一个人回答，老师就坐在旁边教导。
在医校学习的东西都是要通过解剖人体才能掌握的，但是学校当时却没有保存人体的条件，也没有人体骨骼和尸体。这可怎么办呢？有些老师就派学生们出去找尸体。大家每天天刚亮就出去寻找，找遍了周围的山川谷地，走啊走，四处寻找，但是连个死鸟都找不到。有一天眼看着又要空手而归了，可就在回来的路上，大家恰巧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具完整又未腐烂的尸体。这简直是个奇迹！大家像发现宝贝似的互相拥抱着、呼喊起来。大家找了些草和树枝把尸体掩盖起来抬回了学校，还派人先回去告诉一位擅长解剖的老师，好提前做好解剖尸体的准备。因为尸体不可能长时间保持新鲜，当天晚上老师把尸体很快地清洗完，就开始解剖了。整个晚上学生们都在观看解剖的过程，学生们看到了血管、肌肉和所有的器官。为了将骨头组装成骨架，大家在尸体解剖后，就把分解的肢体放到一个大罐子里煮。煮时，两个人看着罐子，何曼秋就是其中之一。她在小时候就不相信有鬼魂，所以什么也不怕。但是另外一个女生怕得要命，不敢动尸体，当看到罐子里冒出的蒸气时，吓得以为是鬼魂，喊叫着跑开了。而何曼秋和其他同学则继续把骨头放到水里，经过苏打水的浸泡，很容易就将骨头和肉分开了，还起到了漂白的作用。
经过解剖，学生们第一次看到人体的各种器官，观察了肌肉是怎样运动的，看到了动脉、静脉和神经。接着，在剥落了肉体、把骨头煮干净后，就拼接起一个骨架。学生们就可以分辨人体骨头的数量和其他的器官。就这样，同学们终于克服了刚开学时的各种困难，完成了学业，奠定了医学的基础知识。在入学的70个人当中，只有50多人毕业，三名女生中有两个完成了学业，那个害怕尸体解剖的女生退学了。多年以后，何曼秋在《红军卫生学校六期在草地》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在炉霍不算长的七个月，六期学生的生活是非常有意义的，紧张而有序的生活，获得了较多知识，是值得铭记的岁月。”而红军卫生学校，在建国后发展成为著名的中国医科大学。
何曼秋在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苏区后，在部队里继续学习。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卫生部医生。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晋绥军区卫生部和西满军区直属医院主治医生、第四野战军卫生部科长、副处长。建国后，先后任中南军区卫生部训练处长，总后卫生部妇幼卫生保健处长。她和同事们编写了好几本有关妇女和儿童健康保健的图书。1955年她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和中校军衔。1958年，她退伍后担任新建立的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物理系副主任、党总支书记。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几乎所有的女战士都调回原来的部队时，她又回到军队担任了军事医学科学院科技情报处处长。因为她姓“何”，贺龙元帅曾开玩笑地说要把她收为干女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还因此受到怀疑而遭到了质问和不公对待，被迫从事体力劳动。到70年代贺龙平反后，她在军事医学科学院继续工作，任情报资料处处长、情报研究所副所长、科技部副部长、部长、院顾问。1988年她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责编任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