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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民族音乐学（Medical Ethnomusic-ology）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力求在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中探索文化、音乐、疗愈三者的功能与作用及其相互之间的互动关系，而非简单地整合多个学科。它的提出距今只有十年时间，是在医学、医学心理学、医学人类学、民族音乐学、音乐治疗学的发展与成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医学人类学中涉及到很多民族医学的探讨，但很少涉及到具体的音乐治疗仪式、音乐与治疗的辩证关系等；民族音乐学则主要结合特定的文化背景，从音乐本体的角度对音乐观念和音乐行为进行反思，初步涉及音乐与治疗关系的探讨；而音乐治疗学在探索音乐与治疗关系时却很少顾及到特定的文化背景。医学民族音乐学高度体现了文化、音乐与疗愈之互动与整合。就目前而言，我国对于医学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还未真正起步，还未能对一定文化时空、族群区域条件下的音乐治疗之医护功能、普适价值和文化意义等予以深入探讨。难能可贵的是，我国已有少数学者在民族音乐学个案调查和分析研究中涉及到一定族群区域的疾病治疗和健康维护等问题。本文旨在通过对两方医学民族音乐学学科发生、发展的历程进行梳理，从仪式环境、音声展演、意识导引以及情境与心境的对应、身心愉悦等方面进行探究，并结合中国本土文化背景，对我国医学民族音乐学学科未来的建构、发展等进行分析与思考。
一、西方医学民族音乐学的研究缘起与发展历程
医学民族音乐学主要研究人们在一定族群与区域文化背景下，如何运用音乐（音声）维护他们的身心健康、治疗患者的疾病痛苦，并探索文化、音乐与疗愈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医学民族音乐学的提出与医学人类学中民族医学的发展、民族音乐学关于疾病治疗的研究，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身心与救护——医学人类学中关于民族医学的研究
医学人类学（Medical Anthropology）是一门在人类学的基础上，结合心理学、公共卫生和社会医学实践，衍生、发展而来的新兴学科。它涉及生物和社会文化的研究，融合了生物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分析社会文化类型、生物与环境参数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中探讨患者在特有的文化结构中对疾病的理解与反应等问题。它是一座“连结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的桥梁”。
医学人类学的产生与西方医学发展趋势的转变密切相关。早期的西方医学是一种整体医学，它强调身与心、人体与自然的相互联系，关注的是病人而不是疾病，强调的是病人和医生之间的主动合作。随着解剖技术的普及与合法化，新的医疗技术的不断产生，西方医学已背离了这个传统，疾病变得比病人重要，解剖学、生理学变得比患者个体本身更重要。
自19世纪中晚期开始，人们对疾病的社会文化方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人类学家为“医学人类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及其应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医学人类学的正式形成与发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开展的国际公共卫生项目使生物医学进一步渗透到了世界各个角落，生物医学以“科学”、“现代”的面貌，强力冲击并取代了传统的民间医学知识与实践。但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疾病谱系的变化、过度的医学化、医疗费用的上涨、医患关系的紧张化，等等。生物医学在一定层面上受到了质疑，地方性医学认知与实践，在此时则以一种新的形象进入公共卫生专家与人类学家的视野。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类学家开始直接关注非西方医学传统，民族医学成为医学人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人类学领域中的民族医学研究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民族医学的历史比较、医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医学体系的跨文化比较以及民族医学的扩展研究。19世纪人类学学科形成之初，宗教与巫术的跨文化研究引起了人类学家的兴趣。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B.Tylor，1832-1917）与詹姆斯·弗雷泽（JamesG.Frazer，1854-1941）等进化论学者根据文化进化的不同阶段分析原始宗教现象。他们的理论是建立在部落社会、乡民社会等前工业社会对疾病病因与超自然力关系认识基础之上的。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克莱门茨（FredericE.Clements，1874-1945）把原始社会的疾病病因划分为巫术、违反禁忌、致病物侵入、鬼魂侵入及丧失灵魂等五种。在国际公共卫生项日实施过程中，医学人类学开始天注医学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功能，希望通过医学体系的跨文化比较，整体地认识人类应对疾病的本质特征。而亚洲医学体系成为民族医学研究的重点，人们对萨满（Shamman）的精神治疗作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医学开始转向对日常生活实践以及具体知识形式的研究，大大拓展了与疾病和健康相关的知识、行为、态度、实践等内容与范畴。
（二）迷幻与乐舞——民族音乐学中关于疾病治疗的研究
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的发展与人类学（Anthropology）的研究进程息息相关。人类学的概念、方法、焦点，以及其强调在文化语境下探讨事物的基本精神，无不影响着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发展方向。民族音乐学研究主要关注那些存在于特定社会和文化语境中的音乐，其中也包含着对文化、音乐与疗愈的探讨。
音乐，是“人制造出来的、可被接收到的（可听到的）音能（sound energy），是社会交流过程中可被感知的、附带意义的印象或表达（impression/expression），是身体（hody）、精神（spirit）和灵魂（soul）三者间强有力的中介物”。通过聆听音乐，人的心灵可以得到滋养（nourishment for the soul），身体、精神与灵魂三者之间的联结得以实现。《圣经旧约·撒母耳记》记载，以色列王扫罗（Saul）受到恶魔的“扰乱”，当他犯病时，年轻的大卫为其演奏竖琴，扫罗顿觉舒畅爽快，恶魔便离开了他。在传统印度教徒看来，祷文所包含的特殊的词语、文本以及声响可以代表思想（thoughts），通过仪式化的祷文背诵，思想可以变成现实。西藏地区的人们也认为，声音和音乐具有多重功能。在疗愈情境中，它们是“治疗身心失调的药”。而南美洲巴两北部印第安人的萨满，能够直接通过演唱来治愈生病的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