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通过对T.S.艾略特的《现代教育与古典文学》一文进行细读，对其所提出的现代教育的危机及其解决方案进行了评述。通过历史回顾，笔者指出进行人文学建设是解决现代教育弊端的出路。
关键词：现代教育；古典文学；人文学
一、《现代教育与古典文学》中的教育危机
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诗人之一的T.S.艾略特是一位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近日翻看其《现代教育与古典文学》一文，心中感触颇多。
文中，艾略特指出现代教育存在危机，这种危机首先是因为“教育一直由谋生的概念相支配”，即“如果教育不再意味着比别人更有钱，或更有权势，或社会地位更高，或至少意味着一个更牢靠和更体面的职业，那么很少有人会费事去获得教育。”[1]其次在于初等教育的退化。他指出，这个“国家”，或组成这个国家的人民，并没有首先保证初等教育。任何人只要教过几周小学、儿童都知道班上学生人数对你所能教给学生的知识数量有极大的关系。十五个人是个理想的数目；要是学生超过了三十个，那么大多数教员的首要任务是维持秩序，聪明的儿童只能按照智力差的儿童的步伐前进。[2]由此初等教育质量下降，导致大学不得不按照它招来的学生程度来进行教学。现代教育退化的原因其三在于“同时代的‘教育家’们企图使自己的学校办得规模越大越好，人数越多越好，以便与他校展开疯狂的人数竞争”，而“大”大学带来的直接“好处”是：一个大规模的在短短的时间内修起来的各式各样的巍峨建筑群（尽管有些地方盖得相当草率）：礼堂和宿舍，以及甚至教堂等建筑物；一个庞大的（但并不总是薪俸颇高的）教职员工队伍；一群人数众多的（但并不一定能找到合意工作的）毕业生……对此，艾略特慎重地指出：当你整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都是为了一个扩展时期设计的，为一个无限扩张人口、增加财富和建立更多大学的国家设计的，那么你会发现紧缩是很不容易的。[3]
看到这，我忍不住拍手叫好。此文写于1932年，然而时隔大半个世纪，这些问题针对当今的教育问题仍是一针见血。当然，如艾略特先生所说，教育的危机，教育中的特殊问题，对于每一个国家，对于整个文明世界：美国、英国、日本、中国或是印度，都是同样的。
中国的高等教育目前正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大学扩招、大学数量急剧增加、专升本院校迅速上升、硕博点的快步增设……一切的现象都在说明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向西方发达国家靠拢，在与国际高等教育接轨。然而，在这些繁华的表面背后，我们同样碰到了艾略特所忧的教育危机。
如何解决教育中的诸类问题？艾略特先生笔锋一转，他说他“愿把现代教育中古典文学的地位这个问题放在这个大背景上来考虑。”此处的教育背景是指他所分的三种教育领域之一——文科教育。
在这部分中，艾略特强调了古典文学的重要性，他认为对于那些兴趣在现代语言或历史的人，或者那些幻想成为作家的年轻人来说，“缺少拉丁文和希腊文的知识是最不幸的事”，他还委婉地提醒，我们应该要意识到“没有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基础我们就会受到局限，不能自如地掌握其它这些学科”。他一方面批判自由主义（即大学文科教育
回头看看历史，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虽然已从世界一流强国沦为二流，但资本主义已高度发展。此时的英国有着一套诚如恩格斯评价过的因崇拜私有财产，注重个人利益而导致的“冷酷处事法则、虚伪政治文化。”艾略特必定看到了这个社会的弊端：金钱至上、宗教破产、道德沦丧，所以才会渴望建立一个兼具“传统”与“秩序”的基督教社会。然而，如果如此强调古典文学的教育，那么教育是不是会变成阳春白雪的高高在上的贵族，而与下里巴人的小老百姓毫无关系呢？众所周知，在英国，文化的贵重遗产集中储存于牛津、剑桥。而历史上的牛津、剑桥只是一批批贵族子弟的城堡，普通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是与之无缘的。再看艾略特此文竟与19世纪著名的神学家、教育家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一文中直言不讳的宣称如出一辙。纽曼说： “在牛津，讨论与平民有关的问题，不但有失身份，甚至让人不齿。大学意味着什么？当然是古典文学。”[4]此话必定引起争端。当时的英国左派文人雷蒙·威廉斯就曾就此挖苦与艾略特持同样观点的利维斯，利维斯当年承办了英国的《细察》杂志，并通过发表大量文章维护英国传统文化，即他仅承认的少数人的贵族文化。威廉斯说道：“《细察》从未告诉我：我爹、我爷爷都是无知工人，我咋办？乡下娃的全部经验，都让我接受一个道理，即文艺是社会组织的一部分，后者深受经济影响！”很明显，威廉斯是一位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激进派文人。如此社会大背景看来，艾略特先生在面对现代教育危机时显示出了他非凡的睿智，然而，在解决方案上他希望回到过去，建立一个“传统”而又“古典”的教育体系，这不得不显示出他保守文人的一面。
二、从“分”到“合”：教育危机中的人文学出路
究竟如何解决现代教育中文科教育的问题，各路教育家一直在群策群力。记得曾经看过一本《浦江清文史杂文集》。浦江清是上世纪初之人，一直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国学院教书，曾是陈寅恪的助手，后为王国维的学生。他的这部杂文集中有一篇《论大学文学院的文学系》提到： 在大学中，哲学系、历史学系是依照学科分系，中西合并研究，而文学却分成两系，中国文学和外国语文学，中西对立。浦先生当时根据闻一多的意见提出依照学科分系，即分为语言学系和文学系。他认为语言学已经发展成一门科学，应该独立成系。而在文学系里，可以分为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两组，两组的出发点不同，而归趣则一。[5]这样，在文学系里，通过提高四项文学修养——（一）文学名著的精读，不分中外；（二）文学原理的了解，文艺欣赏及批评能力；（三）文学史的知识；（四）写作的训练，主要的在本国语言文字里——以及通过选修他系的课程诸如哲学、美学、心理学等而达到中西兼通。这种建议在当时已经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然而终究还是没有明白“物相杂，故曰文”的含义：文学其实意味着无所不涉，无所不包，将它与其他学科的切断都有不妥。
由此，历史再往前走。于是我们看到了钱钟书先生提出的“打通”二字——打通中西、打通古今、打通人文各学科。他曾经告诫后人：“由于人类生命和智力的严酷局限，我们只能把专科学问分得越来越细。所以，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虽在主观上是得意之事，在客观上却是不得已。”根据此话，钱先生一生提倡觑巧变通、打通奇观。他在纵论英美现代哲学家时最心仪美国哲人桑塔亚那：这位“山潭野纳”比喻丰富，多才多艺，不仅能将玄思化入诗句与批评，而且“他的哲学里随处都是诗”。[6]有趣的是桑塔亚那竟是艾略特在哈佛的老师，究其诗歌中时时闪烁着哲学光彩的原因也就在此了。
时至今日，关于现代教育中文科教育的问题，栾栋教授以钱先生的“打通”为基础，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文学学科建设的必要。在《人文学举要》的书稿中，栾先生首先提出了“文史哲互根”和“人文学术还家”两个互为表里的命题，然后对“文史哲互根”进行了理论构建。他认为，无论是中、西，只要追溯到人类的混沌本源——远古神话，或是上古时代的史诗和传说，进而到轴心时代的辉煌时期，我们都可以看到文史哲是从未分开过的一家。在这些流传千年的经典中，文、史、哲互相渗润与耦合，既不同于非常抽象且思辨逻辑化了的纯哲学，也有别于赏析评鉴和史料罗列的文史专著，是文史哲真正的融合体。[7]栾先生进而指出，中西方的差异仅是思维方法的不同。地理、心理、文化的不同最终造就了中华人文易学法和西方人文辩证法。而随着东西方的快速融合，国别、民族的逐渐模糊，两种方法的和合已势不可挡。此时，“中西方两种本根方法的解疆化域”、合二为一的人文学新方法——易辨法在栾先生的笔下应运而生。通过文史哲互根的理论建构、人文学方法论的确立以及对人文学文学和人文学世界两大方面的详尽阐释，本书最终提出了高校教育中人文学教育的建设方案。是啊，人文学科本是学问，是艺术，长久以来，它们被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牢牢罩住，将它们从中解放出来是对人类精神的抚慰，对人类命运的安顿。
纵观历史，从艾略特强调的古典文学的教育，到浦先生开办文学系的建议，到钱钟书的“打通”治学，再到栾先生的人文学建设，我们可以感受到现代教育正从一条狭隘的小道走向一望无垠的海洋；我们可以感受到自己的视野在变开阔，心胸在变广大。站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发现要改变现代教育的弊端，要避免“科技进步，学历提高，人文滑坡”的尴尬，要改变大学教育培养出一批批“单面人”的局面，努力推进融会文史哲贯通中西学确是一次伟大的尝试。
注释：
[1]《艾略特文学论文集》 李赋宁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P255
[2]《艾略特文学论文集》 李赋宁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P256
[3]同上 P257
[4]《大学的理想》 纽曼著 徐辉中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年 P80-81
[5]《浦江清文史杂文集》 浦汉明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3年 P237
[6]《从卢卡奇到萨义德 西方文论讲稿续编》 赵一凡著 三联书店出版 2009年 P848
[7]《人文学举要》书稿之《文史哲学论略》 栾栋著
作者简介：章晓宇（1978.3-），女，汉族，湖南省长沙市人，硕士研究生，湖南女子学院外语系专任教师， 副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