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晓烨 鲍芊芊
2021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中国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中央民族管弦乐团等乐团相继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呈百花齐放之态。其中，苏州民族管弦乐团于2021年3月25日承办的“百年回想·中华逐梦”2020中国民族管弦乐、室内乐作品国际征集展演活动和5月6日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江河胡海颂》大型音乐会，两场活动共上演了九部原创新作。其中，孟桓峰的民族管弦乐《浪淘沙》、刘卓夫的二胡协奏曲《流光戏韵》、姜莹的中国管弦乐《艰难与辉煌》、张朝的钢琴协奏曲《琴动山河》以及唐建平的第一民族交响曲《江河胡海颂》五部作品紧扣红色主旋律，以讴歌党和人民、书写英雄故事、感慨峥嵘岁月的变迁为创作题材，不仅展现了作曲家独特的个性语言，也彰显了中国百年奋斗历史的时代主题，以“中国精神、中国文化”为内涵，明确红色交响乐在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与价值。
革命精神作为中国革命事业的精神遗产和文化传承，始终是人民群众的力量源泉。中国革命精神反映革命性质、体现革命者品格，包括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以及英雄主义的献身精神、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军民一致的鱼水之情。民族管弦乐《浪淘沙》和二胡协奏曲《流光戏韵》所要表现的正是这样一个宏大的革命精神，选取了唢呐、二胡等不同民族乐器，利用这些乐器的特征乐器融合作曲家的创作技法和个人意志，展现了百年历史进程中，党领导下发生的一幕幕可歌可泣的红色故事。
孟桓峰的民族管弦乐《浪淘沙》是“百年回想·中华逐梦”2020中国民族管弦乐、室内乐作品国际征集展演活动终评音乐会中的开箱之作，以曲折多变的曲调表达了党领导人民群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再次走向辉煌的坚定信念。该作品以民族乐器激发中国革命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作品以唢呐演奏的大七度上行G-#F-D-G，G-#F-C-B-C的两组音列为核心，用拉弦组和吹管组不同配器组合方式进行重复，予以强调；
作曲家利用唢呐“高亢、嘹亮”的特点，加之大七度、减五度的不和谐音响进行配合，仿佛盘旋在危难上空的雄鹰；
此外，梆笛的历音在每一个段落出现，好似神秘的号角，为我们展现了一幅高度流动的、激烈的、进攻的、速决的战争场面。其二，体现在二胡与琵琶的配合，二胡的音色本身就有“悲凉哀怨”的特点，作品结合使用“连结下滑音”和“连结上滑音”的演奏技法，强化了二胡的“哀思”乐器音色；
同时，作曲家使用复调技法表现二胡与琵琶声部之间的相互交织，体现了长途跋涉时的艰难困苦和浓厚丰满、缠绵深沉的乡愁等多种复杂的情感矛盾。其三，在乐曲的最后一个部分，中国鼓、排鼓、小军鼓相继以迅疾的节奏型出场，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作战时整齐划一的步伐、昂扬的姿态，灵活多变的节奏型也体现出我党在作战时灵敏机动的战略战术。《浪淘沙》以特殊的音列设计、丰富的乐器组合塑造了多样的革命形象，向听众传达了昂扬的斗志和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
与其它乐器相比，二胡更擅长“运用声腔化的演奏特点，以及润腔、抒情的风格化、情态化表现优势去把握不同的音乐风格。”①这与中国革命精神的抒情性特征相契合。刘卓夫的二胡协奏曲《流光戏韵》以二胡抒情化的音色形成乐思，在引子的部分，二胡奏出以京剧西皮流水的变体形式呈现的上五度动机，在人们心中缓慢的生长和流淌，伴随着乐思的展开，音乐情绪逐渐涌动、开阔，流动的光影、闪烁的戏韵，诉说着美好的憧憬，试图唤起内心深处的革命记忆。该作品的主奏乐器二胡由宋飞担纲演绎，作品中，二胡的音域超过五个八度，作曲家结合所表现的不同内容和不断转变的音乐情绪。平缓叙事时，在两个八度内作二度流动或者四度跳进；
慷慨激昂时，演奏者随着音乐情绪的变化不停地转换音区来表现大跳旋律带来的洋洋洒洒之感，这些似乎在暗示革命时期的种种不确定性。大量的揉弦以及绵延的长音，暗示着革命精神的万古常新；
二胡的快速的运弓渲染了激愤、急隧的氛围，仿佛共产党人在面对困难时，集万壑奔泉之力以涤荡的极致精神；
大量的一弓多音，赞颂共产党人海纳百川的高尚品格。宋飞极其自如地把握不同音区的过渡和衔接，以精湛的创作技法为我们展现了共产党人孜孜不倦、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
两部作品通过呈现不同的乐器组合、不和谐音列、特殊音色、演奏技巧、作曲技法的方式体现了当代红色交响乐的革命精神，将作曲家的个人视角及感悟与时代背景相结合，体现出作品的普及性、时代性、引领性特征，为红色音乐的现代性呈现提供了一条崭新的路径。
回顾中国历史，民族和人民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主体，在党的百年历史熏陶下，红色音乐也承袭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精神。从历史维度上看，有表达反帝反封建的《土地革命歌》、抗日救亡思想的《中华民族不会亡》和民族解放的《团结就是力量》等，这些经典的音乐作品体现了“从人民群众中来，又运用人民群众中去”的精神思想。两场音乐中，张朝和唐建平的两部作品以民间曲调描绘我国的自然景观意象，展现出作曲家重视群众音乐基础，并试图用音乐表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的创作理念。
张朝的钢琴协奏曲《琴动山河》集传统、现代、民族、流行为一体的四乐章作品。第一乐章“山河——祖国山水之赞歌”以长江黄河为联觉歌颂对象，运用综合调式创作，钢琴奏出了上行五度动机的主题旋律，乐队其它声部则是在横向上通过重复、转调等技法，对主题旋律进行“回答”，时而交替、时而叠纸，意欲描绘出“浩浩汤汤、百折不回”的壮丽景致；
第二乐章“夜——江南夜景之恋曲”使用了大量的半音化和离调处理，在钢琴上多次演绎小字四组的单旋律音符，像是对心灵的叩问，音乐语言内敛沉浸、婉转缠绵，为听众带来一幅传奇的江南夜景；
第三乐章“戏鼓——中华文化之惊叹”，使用了戏鼓中特殊的板眼节奏和半音化音级为重要素材，以此带来大量不和谐和弦和旋律，描绘了黄山之上群峰叠翠的神秘色彩；
第四乐章“未来——美好未来之展望”是对前三乐章部分素材进行重组，此乐章从头至尾皆为全奏，波澜壮阔、气势磅礴，节奏舒展却强而有力，充满了希冀的情思。作曲家通过描写长江、黄河、黄山的壮丽景象和江南地区的沧桑巨变，以此歌颂中华儿女勤劳勇敢、不畏艰难的民族精神与风骨美德，讴歌新时代中国在党的领导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创崭新时代的巨大成就。
“水”是江苏最鲜明的自然与人文符号，自古以来，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水文化。唐建平受此启发创作了第一民族交响曲《江河胡海颂》，作品中使用江苏的江、河、湖、海为题材，立足于文化的本土性实践。第一乐章“大江东去”描绘了长江滚滚东去的浩瀚壮景，赞美中华民族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和伟力；
第二乐章“长河如歌”以京杭运河类比华夏民族的文明，歌颂其古老的传奇魅力；
第三乐章“湖岸风和”描绘苏南太湖和苏北洪泽湖的两岸风光，使用多种色彩性乐器，表现湖泊的婉约多叠之态，抒发了作曲家对民生汇聚的生活之地和谐幸福又丰满的赞美之情；
第四乐章“海阔天极”在汇总了前三乐章的基础之上，使用回旋的结构原则描绘磅礴、辽远的海天万里的壮美画卷，展现了水韵与人文交融的江苏地域特色文化。作品中的音乐主题汲取了“夕阳箫鼓”“好一朵茉莉花”“小九连环”等耳熟能详的民间小调，这些曲调具有普及度广、通俗易懂的特点，不仅能拉近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在人们获得艺术熏陶和情感共鸣，也能轻松激发起人们对江淮文化、江南文化的认同感，促进凝聚力的提升，同时深度挖掘江苏的文化内涵，增强民族自信，形成共同的家国记忆。
两位作曲家非常重视音乐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通过“夕阳箫鼓”“好一朵茉莉花”“小九连环”等民间曲调描绘我国黄河、长江、太湖、洪泽湖、黄山等自然景观意象，使民族交响乐的创作之上充溢着质朴、熟悉、简单、轻松的氛围，一点点加深音乐的情感，完善曲式结构并极大丰富了音乐内涵。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余峰就主旋律的创作表示：“创作有三个层次，最低层次的是普及型，老百姓喜欢，领导满意，音乐家不烦。第二个就是好听记不住，不能全是打油诗，艺术还得有时代性、有引领性，能够让老百姓踮踮脚欣赏。第三个是为未来创作。”②这再次为音乐创作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重要性进行佐证。
民族管弦乐团是在西方交响乐团的基础之上演变而来，几十年来，我国作曲家对民族管弦乐国际化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歇，他们以自己的智慧，通过一组组音符描绘着自己所处的时代，书写着生活所带来的的启迪与哲思。当下，现实题材和戏曲艺术是当今民族交响的热门素材，刘卓夫通过对中国戏曲京剧的运用，体现其深厚的民族文化素养；
姜莹将《国际歌》进行二度创作，使音乐具有强烈现实特色和英雄主义气概，两位作曲家在展现个人情感的同时，也对民族交响乐的国际化也进行了探索。
二胡协奏曲《流光戏韵》表现了作曲家在历史光影与国戏韵味间审视中华文脉的巧思，是作曲家对民族情感的寄托，同时也让听众见证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历程。以京剧西皮流水的过门素材构成这首作品核心动机，经过变奏、模仿、转调、复合节奏等各种技术处理，以不同的形象和音乐姿态贯穿于全曲，无论是明显地表达，还是若隐若现，最后都回归到同一个主题动机中，让人感觉张弛有度、和谐统一。引子和第一乐章，作曲家均是以西皮流水的旋律作为创作素材。在引子部分，西皮流水的变体音列在二胡上开门见山，旋律较为自由，但仍然为整首作品奠定了坚定的情感基调。第一乐章，乐队以朦胧的长线条铺垫在下面，二胡以主人公的口吻，将动机通过反复、旋律变奏呈现，到乐章的后半段，二胡与乐队以复调手法呈现，相互交融，再到达此段高潮之后，只听二胡再次奏出了西皮流水的原版过门，从宏观架构上看，这体现庄子“万物皆一”的美学思想。第二乐章与第一乐章形成了鲜明对比，速度整体上较快，主要以西皮流水“有眼无板”的节奏律动为材料，在乐段一开始，出现了大量的前休止后十六分音符，并落在强拍上，即“过板开唱”，西皮本身叙述性较强，这正符合此乐章来表现“慷慨激昂”的情绪。第三乐章是对西皮流水过门这一素材的综合运用，即便作曲家用大量的幻音来装饰旋律，但主干音仍然是有迹可循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该乐章中，二胡与乐队在“有板无眼”的旋律音型之上，通过在不同音区上重复、离调形成新的音高材料，从而进行了一种“对话”。第四乐章在极迅猛的速度上开始，主题材料的进一步凝练，最后在乐队全奏、强力度上结束了全曲。京剧作为国粹，它反映着历史、承载着文化，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和优良品格，作曲家以西方作曲技法为技术支撑，以京剧为内核，赋予其“当代气质”和“国际表达”，在民族性的前提和基础之上，彰显国际视野，使民族管弦乐得以持续发展。
姜莹的《艰难与辉煌》是一部现实题材中国民族管弦乐作品，体现了热血和信仰铸就革命伟大胜利，展现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作曲家以影视化的宏大音响表达自己对民族交响乐国际化的理解。首先，作品用民族管弦乐交响化的理念来创作，可分为两个角度来理解。其一，体现在乐队编制上，在众多民族交响乐作品中大多以拉弦乐器组为主导，其它乐器组予以配合。而在《艰难与辉煌》中，作曲家强化了常规乐队编制的群体力量，将拉弦乐器组与弹拨乐器组之间成为足以抗衡和平等对比的关系成为乐队强大的基础，同时对吹管乐器组进行取舍，如弱化唢呐等个性极强的乐器，归为色彩性乐器，使每个乐器组自身的结构更为丰满和均衡。其二，体现在乐器组的有效音域上，如二胡作为拉弦乐器组的主要乐器，重要地位众所周知，但随着音区的逐渐上移，音量会不断衰弱，作曲家利用二胡真正优势的中音区、次高音区和低音规避这一问题，使二胡的音响易于均衡、易于融合且具有穿透力。其次，该作品以叙述性的创作方式展开，具有强烈的叙事功能。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推动了音乐的发展，深化了音乐的情节性；
刻画人物形象，体现人物情感；
交代叙事环境。纵观整部作品会发现每个段落之间都是相互联系、承上启下、缺一不可，主题动机《国际歌》的素材奠定了全曲的情感叙事基调，即劳动者的倾诉、革命者向这个世界发出的铮铮誓言。随着情绪的愈浓愈烈，动机以不同的乐器配合呈现，层层递进，表达对英雄的缅怀，是作曲家激励人民树立报效祖国、为国分忧的崇高理想，具有强烈的革命英雄主义气质。当今社会，英雄为行进的中国筑起一个崇高的精神世界，对他们的讴歌，正是与这个时代共振、同心共向的担当，激励今天的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华民族崭新的时代谱写辉煌的乐章。
二胡协奏曲《流光戏韵》吸收传统京剧中所蕴含的异常丰富而有趣的节奏规律以及耐人寻味的“韵”的资源，将复杂的技术手段同“民族因素”融合得鲜明、自然，具有个性和新意。大型民族交响乐《艰难与辉煌》构成大量多功能、多色彩、多表现力的和弦，乐队编制的群体性强化，创作方式的叙述性呈现，为乐队创作的交响性探索提供了广阔途径，是创作思维和技术手段的综合运用。两位作曲家不放弃旧的传统音乐、注意音响的平衡、融合、清晰，使民族交响乐的国际化真正具有建设性。
百年之前，王光祈振臂高呼：“吾将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从新沸腾。”从那时起，这份使命如同一面神圣的旗帜，吸引无数作曲家前赴后继，为中国音乐的发展而奋斗，从而铸就了我国百年以来历程艰辛而辉煌的近现代音乐史。苏州民族管弦乐团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的五部作品背后已然呈现了一个更大的时代主题——红色音乐的当代创作，这不仅被视作一种艺术活动，更应该被视作一种文化象征，与国家出路，民族前途休戚相关。作为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强烈文化认同感的大国，红色音乐的创作势必是一幅极具历史感的旗帜，当代作曲家应当对漫长革命历程回顾和致敬，通过传统与现代、过去与将来地交融与畅想，展现红色交响的“当代气派”，形成自我的文化认同。同时，在时代性和专业性不断增强的背景下，仍然以中国文化精神为底线，让红色基因在作曲家队伍中不断传承与延续，书写属于当代的红色记忆！
注 释
① 宋飞《中国少数民族音乐风格二胡作品演奏要点》，《中国音乐》2018年第2期，第154-158页。
② 上海交响乐团公众号《上海交响乐团建党百年委约新作品研讨会现场精选（上）》，2020年12月24日发布，参与研讨会的有（按发布顺序排列）：周平、余隆、叶小纲、余峰、杨燕迪、费维耀、罗小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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