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舸，霍晓卫
历史文化名城制度是我国特有的历史城市保护与发展制度，其与建筑学、城乡规划、文化遗产保护等学科的建设紧密相关，也是城乡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行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是孕育、产生新思想的摇篮，也是传统知识的继承与传播地。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确立之前，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高校学者们，基于其对建筑、城市发展规律和文化价值的深刻认识和学理思考，以及从中萌发出的对于历史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站在世界文明发展的高度上，开展了保护相关的学术探索和理论建设，也基于具体城市提出了历史城市保护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大量创造性建议，开展了大量具有探索意义的保护构想和实践，对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事业建立并走向成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清华大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城市保护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学术科研传统与长期实践探索，以梁思成、吴良镛、朱自煊先生为先驱的一代代学者们薪火相传，探索并不断发展了历史城市保护学术思想，为我国历史城市保护和文化遗产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不同历史阶段，以建筑学院为主的院系、以清华规划院为代表的校内科研实践机构，持之以恒地开展名城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性规划设计实践与基于实践的衍生研究；
走上工作岗位的历届清华学子，不乏有在各地名城城乡建设行业长期从事传承地方聚落文化、守护名城遗产根脉的管理者。这些学术思想、专业实践厚重而连贯，体现了坚守的决心，闪烁着智慧的火花，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名城制度设立40周年的节点回首，对清华大学参与名城保护事业的先驱者、耕耘者及其学术思想、实践探索进行回顾梳理，对于继往开来，推动清华大学在历史城市保护领域继续努力，促进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事业，均具有重要意义。
1 1960年代，梁思成进行《营造法式》注释工作（局部）
2 梁思成Rome Palazzo Venezia & Church of S. Marco手稿
3 1940年代，梁思成在四川南溪李庄中国营造学社
4 五台山·佛光寺大殿纵断面和西立面，来源：《图像中国建筑史》
5 梁思成：北京的体形发展沿革及其城市格局，刊于梁思成《北京城——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1951
6 梁陈方案中关于新行政中心与旧城关系的设计构想
7 梁思成：北京的城墙还能负起一个新的任务
清华大学建筑学科的创立者梁思成先生（图1），其学术生涯始于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和保护，其中既有其父梁启超先生的鼓励和引导，也建立在梁思成先生学贯中外的深厚专业学术功底基础之上。与许多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一样，梁思成先生早年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遍历欧洲众多名城，进行了大量西方古典建筑的考察，从梁思成诞辰120周年文献展“栋梁”中大量西方古典建筑写生和手绘建筑图可见一斑（图2）。站在中西建筑文化比较认知的全局视野下，梁思成先生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关注和长期研究，既出于对自身文化的热爱，更彰显了中国传统建筑作为世界优秀建筑文化和城市营建文化不可或缺部分的独特性和巨大价值。梁思成先生将西方建筑学的技术方法，包括平立剖面图的绘制方法引入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中，通过多年的研究，包括当年与林徽因先生及诸多同行学者踏遍华夏的古建筑调研测绘，抗战期间在四川李庄期间与中国营造学社同仁们的艰苦工作（图3），其研究成果《中国古代建筑理论及文物建筑保护研究》奠定了中国传统建筑研究的基石，也成为清华大学建筑学科学术传统的源泉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清华大学所在北京城，是中国最重要的历史城市和古都，是“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梁思成，1951），是“中国历代都城建设的最后结晶”（吴良镛）。在中国传统建筑测绘和研究积累、以及世界建筑文化全局视野的基础上，通过对北京城这一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化重要遗产的深入观察和整体认知，梁思成先生将其学术视野扩展到城市规划和历史城市保护，最早提出了“北京古城整体保护”的思想。梁先生指出：“北平之整个建筑布署，无论由都市计划、历史或艺术的观点上看，都是世界上罕见的瑰宝”[1]，展现了将古城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价值认知和整体保护的思想，并在梁陈方案、北京城墙保护构想及其他一系列的保护性方案和建议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这一整体保护思想体现不仅体现在通过对重要文物建筑的保护研究成果中（图4），也体现在从宏观层面的山水格局、到中观层面的北京老城，再到微观层面的历史文化节点等多个空间层次，以及其中蕴含的跨尺度层次的空间整体性塑造和价值观统一性。梁思成先生在其“北京的体形发展沿革及其城市格局”[2]图中展示了北京城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图5），尤其加强了北京城与西山和众多河流的“山水—城市”关系认知。在寥寥数笔中重点表达了西北郊三山五园地区的玉泉山和颐和园、北部燕山脚下的昌平和明十三陵、西南郊的卢沟桥、南郊的南苑和大红门等，展现了北京城的“山水—城池—园囿—陵寝—郊野”的古都历史城市整体格局，这一整体格局对今天北京名城保护体系和宏观保护空间框架的建构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8 吴良镛先生2009年在全国博士生论坛致辞，2009.10.17
9 吴良镛主持的北京菊儿胡同项目获联合国人居奖，来源：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国际评估材料
10 苏州山水城格局概念：“古城居中，一体两翼，十字结构，四角山水”，1995
中观层面的梁陈规划，以及梁思成对于北京城墙保护的呼吁与构想大家耳熟能详。在老城以西建设新行政中心的方案不仅着眼于老城的整体保护，也是回答北京从一个传统中国都城转变为现代化首都城市的重要命题，对今天北京城市建设中关于“都”与“城”关系的探讨仍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图6）。此外，《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和《首都功能核心区总体城市设计（2018年-2035年）》提出的“沿二环路文化景观环线”概念也在梁陈方案中以更为坚决清晰的绿化空间呈现出来，引导我们对这一构想的实现途径进行更有深度的思考。梁思成先生提出的“北京的城墙还能担负起一个新的任务”（图7），即保留城墙并建设城墙顶部花园的构想，虽然遗憾未能实现，但今天我们看到西安、南京等城市城墙实现了较为完整地保留，城墙顶部也成为市民和游人散步休闲的空间花园。更重要的是，我国许多历史文化名城在保护规划中，将城墙或城垣遗址的保护和展示，作为历史城区整体空间格局保护和建构的要素之一，甚至成为这些历史城市在总体城市设计中的重要空间骨架建构手段。
梁思成先生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以及历史城市“整体保护”思想已成为今天北京名城保护、乃至我国历史城市保护的思想源泉。这一伟大的保护思想源泉成为清华大学在建筑学科领域重要的学术思想基础之一，也成为清华建筑学术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
吴良镛先生（图8）创立的“人居环境科学”，整合了以建筑学、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3个传统学科形成主导学科群，构建了与其他相关学科交叉的学科体系1），历史研究与历史城市保护与发展是其中精彩的篇章。吴良镛先生带领下的北京空间发展战略研究，实现了从“大拆大建”到“有机更新”的政策转变，达成了从“个体保护”到“整体保护”的社会共识1）。1982年，吴良镛在《北京市的旧城改造及有关问题》中明确指出，“旧北京城是一个整体”，严整的秩序是其重要特征，应从整体着眼对北京老城的格局与重要地区进行保护。吴良镛的历史城市保护思想还强调如何将保护与发展紧密结合，以菊儿胡同（1987-1992）为代表的北京老城区有机更新，就是对北京老城城市保护的重要实践探索（图9）。在1995年的苏州城市空间发展研究中，吴良镛提出了“古城居中，一体两翼，十字结构，四角山水”的苏州山水城格局（图10）。2007年，吴良镛针对名城建设与保护的矛盾进一步提出了“积极保护、整体创造”的学术思想[3]。“积极保护”侧重文化遗产，主动开展积极的文物保护，并维护文物周边环境和风貌的完整性；
“整体创造”侧重城市历史地段，维护历史环境真实性的同时，勇于创新，通过整体塑造实现历史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积极保护、整体创造”是将保护与发展结合起来的学术思想。
1982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制度之始。1986年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公布，提出了“整体格局和风貌应保留着历史特色，并具有一定的代表城市传统风貌的街区”的名城标准和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概念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开始重视历史地段等中观尺度的保护对象，但指导思想与实践方法的缺失使得历史地段的保护工作困难重重，保护措施尚停留在“可参照文物保护单位的作法，着重保护整体风貌、特色”[4]这样的表述。
从1970年代末开始，清华大学城市规划教学团队在朱自煊先生（图11）的带领下，开始参与一系列历史城市保护相关的实践项目，同步开展了与日本和美国在历史街区保护和城市设计领域的学术交流，将日本京都历史街区（日本称为传统町并，或传统的建造物群保存地区）保护的经验，以及美国凯文·林奇（Kevin Lynch）、埃德蒙·培根（Edmond Beacon）等学者的城市设计理论引入中国（图12）。与此同时，关于历史地区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1976年《内罗毕宣言》（Nairobi Declaration），以及关于古迹保护修复和历史性城市保护的1964年ICOMOS《威尼斯宪章》（Venice Charter）也逐步介绍到中国，相关的保护概念和保护原则，特别是《内罗毕宣言》中将历史放到环境中去整体保护的理念开始在中国加以运用，通过以朱自煊先生为代表国内学者的实践探索和潜心研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了历史街区的保护概念和方法。我国历史街区保护和城市设计理论方法在1980年代的同步形成和发展，是两个学科领域内在学理高度关联的结果，对其后清华大学在历史城市保护和城市设计紧密结合学术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2 朱自煊先生1984年4月23日访美在凯文·林奇家中的见面
13 徽州屯溪老街历史地段的保护与更新三角地复原设计，1986
14 徽州屯溪老街历史地段的保护与更新展示的居民生活场景，1986
其中，朱自煊先生亲力亲为，将实践探索与国际先进理念结合，通过北京什刹海、黄山屯溪老街等一系列名城和街区保护规划，为我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建构、对“名城—街区—遗产”三级名城体系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清华大学建筑系于1970年代末开始在黄山市全面参与了包括1978年黄山规划和1979年屯溪市总体规划在内的一系列设计实践，除了朱自煊先生负责的屯溪老街保护，还有朱畅中先生和周维权先生的黄山风景区规划、单德启先生的黄山云谷寺宾馆设计等，这些规划和建筑设计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历史街区保护、风景区规划、传统民居保护、传统风格继承理念下的建筑设计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探索和示范意义。
1979年，屯溪市总体规划最早明确提出了保护老街的概念；
1985年，朱自煊先生带领教学和设计团队再次来到了屯溪老街，提出了“保持老街原貌不拓宽”的原则，明确了“坚持保护整治、适当更新，反对大拆大建”的基本方针政策，并开始了对老街的长期保护研究和实践工作。1986年版《徽州屯溪老街历史地段的保护与更新》中，明确划定了核心保护区、环境影响区、建设控制区、景观协调区的四级保护区划范围，这对2000年北京25片历史文化保护进一步简化明确划定核心保护范围、建筑控制地带，以及必要时外围划定环境协调区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区划方法起到了重要探索意义。同时，朱自煊先生在1986版的屯溪老街保护更新规划中提出了“整体保护、积极保护”的思想（图13）。“整体保护思想”体现在对整个屯溪老街体形环境的保护，对于建筑空间环境之外的传统市井生活保护（图14），以及历史文脉与文化底蕴的继承发展。“积极保护思想”倡导采用保护与适当更新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历史街区积极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保持活力，改善居民生活条件。朱自煊先生对城市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性始终秉持辩证的态度，他认为“没有发展也谈不到有效的保护”，并主张将城市设计视为协调这一矛盾议题的重要工具。“城市不是文物，它总是要发展，包括城市功能、城市基础设施、道路交通，都会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而传统建筑风貌在保护前提下也要进行环境整治，通过城市设计使新与旧、传统风貌与时代特点很好地结合起来，相互协调，相得益彰。”[5]
1990年代是屯溪老街保护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也是我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相关技术方法探索的重要阶段[6]。这一时期的屯溪老街保护工作包括了1993年的第二版屯溪老街保护规划、1995-1997年与日本大西国太郎团队合作的“屯溪海底巷—李洪巷—鱼池巷”三巷片区调查研究，以及1997-1999年以国际合作研究为基础的深化规划和实施方案。这一时期的研究完善了以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为手段的保护区划方法，更建立了以详细民居建筑测绘为基础的历史街区研究方法（图15、16），将历史街区保护从宏观和中观层面向建筑尺度的微观层面深化，形成了清华大学跨尺度保护研究的基本理念。以院落为载体和单元的观察视角对于随后开展的新一轮北京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乃至后续开展的北京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工作，特别是其中以院落为单元的有机更新思想的形成和落地，都有着重要的先导探索价值。
清华大学城市规划教学科研团队1970年代末在朱自煊先生带领下，开始参与北京什刹海历史文化街区（早年称历史文化保护区）规划，持续至今天仍在砥砺耕耘。从1980年前后的什刹海风景旅游区概念，到1990年代中期开展的什刹海历史文化风景旅游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到2000年作为北京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完成的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一直到2018年首都功能核心区街区层面的什刹海控制性详细规划大致经历了4个主要阶段。
从4个阶段发展中可以看到历史城市保护思想方法的演变过程。从意图打造一个开放式大公园绿地、实现城市现代性、文物古迹坐落于大片城市公园之中的风景旅游区规划（图17），如何一步步走向保护主导下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图18）；
可以看到从大规模的商业功能带来的功能置换，到新四合院居住功能，再到基于现状院落边界的整体格局形态保护，逐步转变为关注原住民保留下来的生活延续性，以及共居院落的探索；
可以看到如何从建筑风貌的关注，向公共空间和基础设施提升转变。清华大学在什刹海历史文化街区40年的耕耘和探索，不仅见证了历史街区保护区划的概念、区划层级、基本保护措施、建筑风貌评估六大分类、以院落为单位的保护单元和更新整治实施、小规模渐进式的有机更新模式等今天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基本原则，更见证了从物质空间保护向社会空间和管控实施的扩展，并结合社区更新和责任规划制度，走向更加精细化的公共空间品质提升和公共服务设施完善，也更加清晰地阐释今天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中的真实性、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三大原则。
以梁思成、吴良镛、朱自煊为代表的清华大学城市规划和历史城市保护学者，以及在中国传统园林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周维权先生，投身乡土建筑研究领域的陈志华和楼庆西先生等，他们的保护研究和实践成果可以呈现我国历史城市保护的发展脉络走向，更可以看到历史城市整体保护这一思想共识的丰富内涵。这一共识基于我国山水城一体的城市营建传统与特色，基于跨尺度空间形态的逻辑一致性，基于物质空间与历史文化内涵乃至社会生活的完整一致性。从他们身上还可以看到历史城市保护与城市设计、建筑设计高度关联和统一的建筑学科特点，这对于未来的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都具有启发性。吴良镛与朱自煊两位先生提出的积极保护和整体保护理念，以及保护与发展的辩证思考，基于现实、面向未来，是我国历史城市保护的重要思想，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从遗产保护走向城市保护的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体系构建、坚持以用促保和推进活化利用[7]，以及二十大提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8]，都具有重要意义。
15 黄山屯溪老街三巷片区民居测绘
16 屯溪老街三巷片区首层连续平面（1996）
包括城乡规划学在内的建筑学科具有应用实践学科的重要特点，因此，历史文化名城事业同样追求知行合一——既需要有坚实深厚的学术思想，也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具体的技术方法，将学术思想转化为现实的行动，真正实现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并对相关理念进行验证。从梁思成先生辗转千里的中国古建筑探寻和测绘历程开始，清华人求真务实的传统在名城保护实践中得以体现，他们将对历史、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对传承中华城乡营建传统的理想、对历史城市保护的思考书写在祖国各地的历史文化名城中。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历史城市保护发展的阶段，结合相关制度与政策的制定确立，可以将这些探索分为3个时期。
4.1 名城保护制度建立之前，1946-1982年
从1946年清华大学营建系成立至1980年代初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历史城市保护实践主要集中在北京等城市，为新中国首都的建设和古都保护贡献了力量，并开始参与包括前门、什刹海、圆明园等在内的北京重要地区保护与更新。1950年代初，梁思成先生与陈占祥先生共同提出北京城整体保护、在北京老城外的西部另辟新区的方案；
1958年清华大学建筑系为保定编制《保定城市总体规划》，吴良镛先生自此一直作为保定城市规划的顾问，并指导了保定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的申报；
1964年起清华大学建筑系参与《天安门广场——长安街规划》的方案编制并负责最终的方案合并工作；
1978年清华大学建筑系进行《北京圆明园保护与重建规划研究》；
1983年清华大学建筑系编制《北京前门地区规划》，首次提出将前门地区作为步行街进行规划；
1984年清华大学建筑系编制《什刹海历史文化风景区保护规划》，并从此一直致力于什刹海地区的保护规划研究工作与管理工作。
4.2 名城保护制度从建立到体系方法基本建立，1982-2002年
17 什刹海历史文化风景旅游区规划，1979
18 北京什刹海街区控规（2018-2035）城市设计总图
19 郑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郑州商城保护规划，1994
20 北京中轴线，来源：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学术会议（2019-10-30）材料
21 景德镇陶溪川示范区保护改造设计轴测
22 临海台州府城兴善门—三抚基区段详细设计总平面，2015
从1982年历史文化名城制度建立至2002年前后，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逐步走向成熟的20年，在1982年、1986年、1994年3批集中公布的99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基础上，开展了历史文化街区相关概念、标准和保护原则的探索，初步构建起了“名城—街区—文物古迹”的三级名城保护体系。这一时期的重点包括1986年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公布时名城标准的定义以及历史文化保护区概念的提出；
1994年第三批历史文化名城公布时对规范化和法制化的强化，以及历史街区保护理念方法的深化；
同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要求》公布，明确了保护重点和成果内容；
2000年，北京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规划编制标志着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理念和保护规划编制方法的基本成熟；
2002年新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2005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标志着我国名城保护和遗产保护体系基本建立。
这一阶段，清华大学教师带领学生将名城实践扩展到北京之外的其他城市，并在名城保护规划编制研究及历史街区的保护更新领域开展了探索性和引领性的实践。1986年，清华大学建筑系编制《开封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这是全国最早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之一，对其他名城的保护与规划工作起到了良好的借鉴作用；
1985-1988年，为迎接亚运会，清华大学建筑系郑光中等编制《北京北中轴线地区规划研究》《北京南中轴线地区规划研究》和《北京中轴线地区城市设计研究》，对北京的整个中轴线地区进行总体规划设计研究；
1986年，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进行《北京菊儿胡同改建》工程，提出“有机更新”和“类四合院”改造模式，既能满足现代生活需求，又能适应旧城环境及形态肌理；
在1992年的《海口市中心保护规划》、1994年的《郑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图19）、1999年《泉州古城保护与整治规划》、2001年《苏州城市发展战略研究》等实践中，对名城保护规划的技术方法进行了探索。1996年建设部城市规划司、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中国建筑学会在屯溪召开了我国第一个历史街区保护国际研讨会，由朱自煊先生主持的屯溪老街保护整治规划作为成功经验、规划范本、示范项目在会议上被重点介绍和广泛推广，其指导方针、规划原则成为我国历史街区保护的重要范例，对一段时期全国历史街区相关的保护实践工作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对日后历史文化街区制度的确立起到了带动作用，并对我国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还在《北京国子监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与整治规划研究》《北京白塔寺街区的整治与改建研究》中探索了建筑分类、街区疏解等规划编制技术方法，并于1999年与中规院、北规院等12家规划院，共同编制《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清华大学负责编制什刹海、国子监、南锣鼓巷、北锣鼓巷等片区的保护规划，通过什刹海和国子监两个片区保护规划的先行研究引领，明确了保护区划、风貌类型评估、院落保护单元、有机更新等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原则方法，极大地促进了建筑学院在历史街区保护研究领域的发展。
4.3 名城保护规划各领域扩展深化，2002-2022年
从2002年《文物保护法》的修订，将历史文化名城、街区、镇村的保护法定化至今为第三阶段。伴随这一阶段前期城市化进程的飞速发展，以及后期向降速提质的转变，名城保护呈现领域扩展、理念深化、实施范围扩大、历史风貌提升，以及与遗产保护、社会治理、社区发展、规划管控、微更新等高度结合的趋势。在领域扩展方面，名城和遗产保护宏观领域向廊道—线性遗产保护、大遗址保护、文化景观、历史城镇景观保护、城市遗产和建成遗产方面拓展；
中观层面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向历史文化风貌区扩展，并重拾历史地段概念；
微观层面在文物建筑基础上，历史建筑的认定和保护工作在各个历史城市广泛开展。在理念深化方面，学术活动和思想活跃，呈现历史保护向文化传承、更多地面向未来的方向发展。
这一阶段清华团队在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实践呈现出蓬勃开展的整体面貌，深耕名城、历史街区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的规划与建设实践，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吕舟教授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开展了大量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工作，为厦门鼓浪屿等我国多项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做出重大贡献，如今，作为北京中轴线申遗牵头人仍在不懈努力（图20）。2000年，清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院（2012年更名为清华同衡规划院）成立、2006年清华规划院设立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2016年改为遗产保护与城乡发展研究中心）后，稳定的技术团队保障支撑了专业实践的高质量持续开展与创新积累，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事业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张杰教授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城市更新领域，将理论联系实际，在济南、南京、福州、广州等历史名城大量开展保护与更新实践，包括福州三坊七巷项目和景德镇陶溪川项目（图21）等获得多项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一等奖与联合国教科文遗产保护奖；
边兰春教授、钟舸教授等在北京什刹海地区、黄山屯溪、郑州商城遗址、临海（图22）等地持续深耕。
23 济南大明湖历史片区城市设计与景观设计总平面
24 蓟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清帝谒陵文化线路片断保护规划（局部）
清华团队在广州、济南（图23）、昆明、银川、长春、金华、承德、嘉兴、安阳等名城探索复杂历史与遗存体系下的价值评估，协助常州、长春、辽阳成功申报历史文化名城，在库车、喀什、日喀则等地探索民族地区历史城市的保护与发展，在蓟县（图24）、临海、兴化等县级名城探索文化线路、文化景观等新的遗产观念与名城保护的结合，在郑州、洛阳、安阳探索大遗址保护与名城保护的结合，在北京、泉州、济南等地探索名城保护与世界遗产研究相结合，在福州三坊七巷、济南大明湖、南京老城南、昆明翠湖、景德镇陶溪川、泉州五店市等地区积极尝试保护与更新的建筑、景观设计与工程实践，在正定、景德镇探索名城体系内不同尺度、不同类型的规划设计管控与建设相结合。此外，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师与规划院技术专家还参与了名城保护规划编制规范等重要国家标准的研究课题，通过广泛、丰富、深入的实践，培养了更加坚实的清华名城领域人才梯队。
在名城制度创立40年的历史节点上，回顾梁思成先生开创的清华大学历史城市保护学术传统，回顾不同时代的清华学人为促进名城保护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无论是学术思想的智慧，还是专业实践的创新，或者是管理制度的探索，都能够更好地厘清我国历史城市保护思想的诞生和演进，以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事业发展的脉络。70多年初心不改的矢志探索，体现清华人务实进取的品格与追求，更可以体会其中深藏的绵亘不断的对中华文明的热爱，也可以看到时代变化为名城保护事业带来的越来越宽广的发展空间与前景。□
注释
1） 据吴良镛申报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材料，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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