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变迁下的时尚产业

　　时尚产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产业?这个问题讨论了十年，却依然未真正弄清楚。
　　这让这一概念的盛大舆论始终处于江湖之远，一直未能登上政府的庙堂。而“政治经济学”一词给我们如是启迪：失去政策的支持，即便是这样的流行产业也将放缓步伐。
　　将其置于一个城市的政治视野与政策变迁中，重新看待这一概念的命运，或许是我可以做的一个尝试。尤其是置于一个与这个词最相适应的、最前沿的城市：七海。
　　因为迄今为止唯有上海才真正至少阶段性地为这个词汇创造了政治空间以及文化品位。
　　时在2008年9月1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向全市转发了上海市经委、市发展改革委制订的《上海产业发展重点支持目录(2008)》。其中“生产性服务业”一项中赫然有“时尚产业”的条目。
　　这是中国第一次有政府使用这一词汇、并且作为产业发展导向。
　　这无疑是中国时尚产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然而，作为一个连定义亦不清晰的产业概念，时尚产业正面临着远比其他产业更多的困惑。
　　其纵向与横向上的宽度让我不禁试问：是否可以从对时尚产业的探讨中获取新的经济转型启迪、甚至成为求解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密码?
　　
　　上海时尚产业政策变迁
　　
　　自其起源来说，时尚产业上游的纺织业一直号称是上海的“母亲工业”。远在上海1843年11月17日开埠之时起，就开始了生丝对外贸易。1861年，英商怡和洋行在沪开设的纺丝局建成开工，为外商在华开设的第一家缫丝厂。1889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建成，开创了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新纪元。而从时尚文化来说，1920年代起上海就领袖全国潮流。
　　故上海的时尚产业政策出台似乎有着工商业与文化上的底蕴传承。
　　当然，本文探讨的政策当然不包含贯穿其间的技术改造推进、永远在提的科技化等常态性政策内容，而只探讨重大的政策转折。
　　
　　1992年，第一次转型
　　增长，几乎成了一种习惯。这对于过去的上海纺织业来说是形象的表述。
　　如果以1861年开设首家缫丝厂起计，至1991年，上海的纺织业持续增长了130年。
　　第一个转折点发生在1991年，上海纺织业上缴利税第一的宝座让位于新兴的汽车业。同时，资源匮乏、竞争力日渐下降、许多企业亏损严重等严重困扰着这个一度无限辉煌的地方产业。于是，上海纺织业提出二次创业的口号，波澜壮阔地展开以产业结构大调整为主旋律的国有企业改革调整。
　　经由纺织大调整，上海开始有了破产企业。在“精干主体，压缩总量”的旗帜下，再加上朱镕基担任总理后的全国性压锭运动，上海纺织工业不断缩小。到2005年迁徙产能至江苏大丰工业园区，上海纺织的国有企业大调整算是告一段落了。55万职工仅剩2.5万人。
　　当然，调整的过程中不完全是压缩、退出。也间或有推进有竞争力的项目，如“新型功能性化纤及材料制品”主要推进业务中的芳砜纶产业化项目、绿色纤维Lyoeell千吨产业化项目、“葆莱绒”超细中空纤维。
　　不管如何，调整带来了巨大的绩效。剩下100多家企业销售收入2007年还有236亿元(改革前也不过260亿元)。而出口创汇从8亿美元上升至20亿美元，原来下属企业亏损面达1／3，现在则全部赢利。1995年，控股公司的尴尬位置
　　早在1993年始，上海推出了一轮全局性的国企改革战略，19个主管局改制资产控股公司和大型企业集团。1993年12月18日，“上海市纺织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电组建起来了。随后的1995年5月24日，上海纺织工业局机构改革撤并为上海纺织控股(集团)公司。
　　控股公司创造了诸多丰功伟绩，尤其在当年朱镕基总理的三年扭亏为盈的战略导向下有着其非比寻常的重要意义。这也是上述的大调整的延续改革以及取得调整成效的保证。
　　然而，从市场经济的意义上来说，控股公司有时也是一把双刃剑。
　　上海的实践无形中赋予了控股公司一种双重地位。它看起来足一个商业性的市场化主体(当然国家规定控股公司计入商业服务业)，然而很多时候它却成了一个“二政府”。从一个细节即可管窥，每年两次在市政府召开服装节与时装周的新闻发布会时，总是由上海纺织控股集团董事长、总裁作主题发言。而在其他城市，大多是行业组织承担这一角色。显然，改革尚在途中。
　　
　　2000年，运营机构的设立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2000年，上海又出重拳，设立了上海国际服装服饰中心(以下简称“服饰中心”)。这个机构据称是当时的徐匡迪市长倡议创办的，由当时的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和卢湾区政府共同组建。这个机构由于其“血统”纯正而成为上海时尚产业的统筹运营机构。据内部人士介绍，其实其最早的立意来自于时任经委主任的黄奇帆(现任重庆市常务副市长)，是期望把淮海东路板块打造成纽约第七大道般的时装中心。但随着黄的离任，以及物业、资金、人才等的局限，这一设想基本落空。
　　后来在接管了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的承办权后，又在2003年创办了上海时装周。此后它一直是上海时尚产业转型与发展的一个代表，冲在前沿。
　　其后，又在一些资本家与运营人士的鼓动下，上海设立了一个新的机构：上海国际时尚联合会。有趣的是，不管在组织设立还是日后的实际运营中它都几乎与“中心”对立。它的上级主管单位是前上海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另一投资方则是浦东新区政府。更关键是其为全国第一家名为“时尚”的行业组织。尽管其后来的风风雨雨显现出太多的争议、利益纠葛、以及多舛命运，但的确体现了上海的“时尚冲动”。
　　在上期文章中，我把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概括为被扭曲与压垮的服装节，其实服装节正是整个上海时尚产业问题的微观反映。经过04年各办一个时装周平台的激烈对抗后，05年开始被市政府强行统帅起来。时尚联合会似乎在遭此挫折后一蹶不振。显然，它的发起战略目标就不纯正，也浪费了“时尚”名称潜藏的实验意义。而其后搞内部斗争的心态就更是早早注定了其命运。于是，服饰中心继续承担探索上海时尚前程的使命。不过其自身的角色定位与体制机制问题等求索尚未有任何新进展。而中心与纺织控股集团的关系此前也一直暧昧不清。但中心班底来自于纺控系统，所以在行政级别与运营资金所求等缘由下相互之间也协调得还好。而最近的消息是，纺控替代了卢湾区政府成为中心大股东。一切似乎都迎刃而解。
　　而时尚产业的运营与其他产业的关系也很难辨识。从另一个微观视角也可以管窥之。上海的零售业一直被政府鼓励、期望为总量与质量的提升。其中上海商业核心的南京西路与淮海中路就甚至被政府勒令为必须引进国际优势品牌的导向，以致业主需要经过行政审批才能租赁给档次“合格”的品牌对象。而服装节与时装周就无形中承载了这样的使命，大量的国际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