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中国化

摘 要:20世纪20年代前后,以杜威为核心的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蒋梦麟、胡适、陶行知、陈鹤琴等留学生的影响下传入中国,对当时中国教育理论和实践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胡适为代表的留美学生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应用进行了广泛探索,而以陶行知为代表的留学生则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进行了相应的改造,建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理论,推动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传播路径;中国化应用

【DOI】10.19312/j.cnki.61-1499/c.2017.02.064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各国相继兴起教育革新运动,美国称之为“进步教育”运动。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极力批判传统教育对学生创造力的束缚,反对“注入式”的教学方法,主张以儿童为中心,尊重学生的兴趣和需要,教给学生一些实用的知识,把培养儿童的创造性作为创新教育的主要任务。由此创立了以“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和“做中学”为核心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该理论在以胡适、陶行知为代表的留学生群体的影响下传入中国,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推动着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路径

较早接受并宣传杜威教育思想的典型人物当属著名教育家蔡元培。1912年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写到:“于是有第二之隶属于政治者,曰实利主义之教育,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其主张最力者,至已普通学术,悉寓于树艺、烹饪、裁缝及金、木、土工之中。此其说创于美洲,而近亦盛行于欧陆。……实利主义之教育,固亦当務之急者也。”“今日美洲之杜威派,则纯持实利主义者也”[1]。1913年10月黄炎培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一文对中国教育历史与现状进行了评析,认为民国教育存在远离社会实际、违背生产要求和学生生活等弊病[2],引起了教育界强烈的反响,崇尚改良主义教育哲学观的杜威教育思想在其留美学生的推动下适时及时地在中国传播开来。

1.邀请杜威来华讲学

著名教育家胡适、蒋梦麟、陶行知、陈鹤琴、张伯苓等人均曾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学习教育科学,回国后,多人担任教育界的各种要职,如胡适曾任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曾任北京大学校长、教育部长,陶行知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育科主任,陈鹤琴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张伯苓任南开大学校长等。1919年,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苏省教育会等五个学术团队的联合邀请杜威来华进行讲学。杜威历时两年零两个多月,在上海、北京、天津、辽宁等十多个省市作大、小报告200多场,激情昂扬地宣传其教育思想。

杜威的三本经典著作---《学校和社会》、《民主主义与教育》、《哲学的改造》是其讲学观点的主要来源。其演讲以教育类的居多,包括系统的和短篇的两大类,前者共10种,主要在北京和南京两地举行,后者约有五、六十种。[3] 学者们将这些演讲经过中文口译、记录、整理后,发表在各种报刊杂志上,有的甚至汇编出版。彼时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受到了极大的宣传和推广。

2.著书立说,宣传实用主义教育思想

杜威的中国弟子众多,胡适是其中系统、全面传播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第一人,他曾撰文《实验主义》和《杜威之道德教育》,对杜威教育思想进行了系统传播和介绍。其中,《实验主义》长达3万多字,从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杜威论思想、杜威的教育哲学三个方面介绍了杜威的思想。在欢送杜威归国时他曾撰文《杜威先生与中国》,强调应从方法论的角度去理解和接受杜威的实验主义。1919年3月,陶行知在《时报.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新思潮》上撰文《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系统介绍杜威的生平、主要教育思想及地位。

以蒋梦麟、郭秉文、陶行知、姜琦等为代表的留美学生,通过组建社团,创办刊物,宣传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如由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五个单位,共同组建新教育共进社,出版《新教育》月刊,浙江省教育会创办《教育潮》,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成为杜威学说的主要宣传阵地;留学生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而撰写的各种论文、报告,更是屡见于当时的各种教育报刊。

3.兴办教育机构,推广实用主义教育思想

与杜威关系最为密切的留学生陶行知于1917年归国,开始从事教育工作,先后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教育系主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等职务。自1927年起,陶行知先后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小学师范院、幼稚师范院,南京燕子矶幼稚园等教育机构,推行其“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主张。陶行知在其长期的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和普及教育实践活动中,对杜威教育思想进行加工、改造,创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活教育”理论,这同时也是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一次推广和实践过程。

陈鹤琴于1917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与心理,受教育于克伯屈、孟禄等人,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回国后对幼儿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师范教育先后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教育实验。1923年在南京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幼儿教育实验中心--南京鼓楼幼稚园,提出适合我国国情和幼儿发展特点的十五条办园主张,在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改造基础上,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活教育”理论。

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实施

杜威在其教育思想中大力批判了传统教育的“三个中心”(即书本中心、课堂中心和教师中心),主张教育的一切措施都要“以儿童为中心”。这一思想在杜威来华讲学后在中国教育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如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颁布《废除教育宗旨宣布教育主义案》(1919年10月),指出“从前教育只知研究应如何教人,不知研究人应如何教”,今后教育要以杜威的“儿童中心”为理论基础,“应觉悟人应如何教”。[4] 一批以蒋梦麟、胡适、陶行知和陈鹤琴为代表的杜威弟子,在推动近代新文化教育活动中,结合中国国情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进行了探索和改造。

1.照搬实用主义教育思想

蒋梦麟在中国大力推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他非常赞同杜威的人生哲学和道德教育,认为“社会是个人积聚而成的社会,个人是社会的个人。”[5]学校即小型的社会,学校生活必须“是代表一种社会共同生活的精神,学校训练、管理、秩序等,要和这精神相结合。”[6]其次,他还注重用杜威“教育即生活”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中国教育的现实问题,认为教给学生的知识,应以“解决当前问题为要旨”,培养学生的独立精神。同时,他也十分赞赏杜威的个人主义理念,认为个性独立和个人价值的提高实为社会进步的标志,强调教育应当以尊重学生个性为原则。

胡适痛斥当时中国脱离实际生活需要的办学模式,提出“列位办学堂,须先问这块地方上最需要的是什么……切莫注重课程的完备,须要注意课程的实用。”[7]可见其主张用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去改变脱离实际的中国教育现状。其次,胡适对 “教育即经验的不断改造”进行了通俗化解释。他说“经验即生活,生活即使应付人生四围的境地;即使改变所接触的事物,使有害的变为无害的,使无害的变为有益的……”。[8]也就是说根据经验我们可以推测未来,可以为得到良好的结果而提前筹备,免于不良后果。

总之,蒋梦麟和胡适由于缺乏对中国近代基础教育的深入了解,对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进行简单的“照搬和复制”,以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近代教育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可见,二人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应用探索得还不够深入。

2.改造实用主义教育思想

幼儿教育家陶行知深受其老师-杜威的影响,他吸收了杜威关于“儿童中心”的教育观点,并在其幼儿教育实践中加以运用。但在教育实践中他逐渐认识到杜威教育思想的缺陷。如杜威提倡“教育即生活”,陶行知认为这是一种“假的生活”,并没有将学习生活空间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进行有效融合。由此他提出“生活即教育”思想,认为是生活决定了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要“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9]杜威的“学校即社会”,认为学校就是一个小型的社会,应该将现实生活中的元素引入学校,而不是脱离学生生活实际。陶行知并不赞同此观点,他提出“社会即学校”,主张“要将笼中小鸟放到天空中去,使他能任意翱翔,要把学校的一切伸张到大自然界里去。”[10]杜威的 “做中学”观点曾一度为陶行知所赞赏,因为它恰如其分地批判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教授法”。但经过长期的教育实践,陶行知逐渐意识到此观点的局限,主张将“做中学”改为“教学做合一”。一方面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另一方面要探寻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

可见,陶行知创立了“生活教育理论”,并不是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简单运用,而是结合中国教育的实际情况对它进行的成功改造。

与此同时,陈鹤琴吸纳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所表现出的反传统意义的实验精神,认为“实验主义确实来得比较适用。幼稚教育是各种教育中之一种,当然也应该依着实验的精神去研究。”[11]

他用实验法对幼儿教育进行科学化研究,在对长子陈一鸣长达808天的观察测验中,掌握了大量、一手的幼儿教育资料,先后出版《儿童心理之研究》、《家庭教育》两部著作;他一手创办了南京鼓楼幼稚园,并开展多项实验研究,归纳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幼儿教育体系,创立了“活教育”理论,并从目的论、课程论和方法论等诸方面对“活教育”进行了阐述。如“活教育”的目的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活教育”的课程主张“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活教育”的方法是“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

显然,陈鹤琴的“活教育”思想无论是其注重实践的精神,还是理论体系的三大目标,都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但它绝非实用主义的翻版,而是“以中国社會为其发展的基础,是针对社会实情,适合大众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她是中国社会的地道产物。”[12]

综上所述,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教育学术的理论建设,但它毕竟是美国社会的产物,不能拿来直接套用,须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理论的再创造。

参考文献:

[1]熊仕葵.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传播及其影响[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1:6

[2]编写组.教育哲学教学参考资料[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3]吴俊升.杜威在华演讲及其影响,选自《教育与文化论文选集》[M].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46-48

[4]第五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决案.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844

[5]蒋梦麟.杜威之人生哲学,选自《蒋梦麟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88-89

[6]蒋梦麟.杜威之道德教育,选自《蒋梦麟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92

[7]胡适.归国杂感,选自《胡适文存(一集)》[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451

[8]葛懋春,李兴芝.实验主义,选自《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82-83

[9]陶行知.谈生活教育---致一位朋友,选自《陶行知全集(第五卷)》[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476-477

[10]陶行知.生活即教育,选自《陶行知全集(第二卷)》[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181-182

[11]陈鹤琴.陈鹤琴全集(第2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29

[12]陈鹤琴.陈鹤琴全集(第6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295

作者简介:

赵丽君(1980--)女,四川射洪人,西安思源学院文学院,学前教育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学前教育管理、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