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辛亥革命后，李大钊和陈独秀一度分别致力于实行宪政和改造国民性以再造中国。十月革命为他们指引了社会主义方向和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在其它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李大钊以“世界革命”为支点，陈独秀以“直接解决”为支点，先后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关键词：李大钊；陈独秀；世界革命；直接解决；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2；D630.9；D6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8.02.0012
说到中共党史，“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几乎成了人们的共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也说：“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1]57然而，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指出，这一说法与史实不符。[2]无论南陈北李有否相约建党，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他们是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要的两位缔造者。既如此，则对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加以考察和比较，就有了必要。
一、十月革命：李大钊与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导向因素
1840爆发的鸦片战争，从历史起点上开启了国人“天朝上邦”迷梦破灭的历程。逻辑上，这一历程完结于1895年“蕞尔小国”日本打败中国并迫使满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的事实。这一历程的完结，彻底摧毁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改变了少数知识分子了解、学习西方的局面，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投身于学习西方、摸索强国之路的滚滚洪流中。各种西方新思想因此而以译著为载体，被“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3]82地介绍到中国来，大受“如久处灾区之民” [3]82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欢迎。李大钊和陈独秀便生长于这样的历史环境中。作为爱国知识分子，他们既受时代条件的限定和时代潮流的影响，在救国与强国之路上上下求索，又以他们求索中的言与行影响了时代，各自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辛亥革命后数年间，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具体救国路径有所不同：李大钊意图通过宪政的实行再造中国[4]；陈独秀着眼于通过思想、文化的改造振兴中华。两条路径虽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从形式到内容，都深深打上了西方政治、文化影响的烙印。在李大钊和陈独秀做着各种努力，再造中国的希望却极其渺茫的时候，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它影响了包括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内的诸多中国知识分子，李、陈先后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转变，固然是许多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在诸多因素中，起到指引方向作用的，是改变世界历史和国际形势的俄国十月革命，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首先，从宽泛的意义上说，中国的志士仁人自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就开始了救亡历程，先后尝试过农民革命、资产阶级改良、资产阶级革命等方式，但直到十月革命爆发的1917年，无论什么样的境遇和情况，都未能促使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
其次，马克思学说在19世纪末已传入中国，梁启超、朱执信、刘师培等诸多改良主义者、早期国民党员、无政府主义者都对其进行过介绍。但作为介绍自西方的庞杂学说中的一种，它并未引起包括李、陳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特别注意，正如毛泽东所说：他们长到很大了，还没有看过有关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即使看过，也是一刹那溜过去了，没有注意。[5]290是十月革命，向摸索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示范了马克思主义由理论转变为实践的现实性和改造社会的巨大威力，从而，十月革命成为中国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介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他先进分子上了共产主义的一课”[5]290。因此，李大钊和陈独秀自然不能排除在毛泽东所说的“先进分子”之外。
所以，在再造中国的历程中，艰难求索却不断碰壁的现实，有可能改变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思想、观念，使他们在再造中国的理论、路径与方法上有新的选择；但重新选择什么理论、路径与方法，却是不确定的。是十月革命，给李大钊和陈独秀指引、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方向。从而，没有或早或晚，而是在1910年代末和192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共产主义者。他们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和领导工、农、学运动，开始了星火燎原式的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
二、“世界革命”、“直接解决”：李大钊与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逻 辑支点
受十月革命影响转向马克思主义，是就宏观方面而言，李大钊与陈独秀——同时也是其他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所具有的共同点。然而，具体而言，李、陈的转向过程又带有明显的个体性特点：李大钊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支点是“世界革命”，他更早关注十月革命和研究马克思学说；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支点则是“直接解决”，他信仰马克思主义比李大钊稍晚，用胡适的话说，他“在信仰社会主义方面却是一位后进”[6]226。
（一）李大钊：以“世界革命”为逻辑支点转向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是一场暴力革命。众所周知，李大钊在文中对其作了热情颂扬。而在1918年7月以前，李大钊还对暴力及体现为暴力的革命持否定态度①[7]。读李大钊的文章可以发现，从1918年7月起，李大钊开始歌颂革命。但此时，他的歌颂是抽象而浪漫的，尚未与中国的现实改造路径联系起来。虽然李大钊自少年时代起就为再造中国而求索，但从《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俄国革命与文学家》等文章言及文学与革命，以及《民彝与政治》《真理之权威》《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等文章屡次提及俄国文学家等情况来看，是俄国的文学和革命实践，而非中国的现实和其立宪努力受挫的教训，促使他摸索出革命这条出路，从而歌颂革命。当然，俄国的文学和革命实践对李大钊思想的影响是一个渐进过程，使这个过程出现飞跃的，是十月革命。
李大钊文中提及的俄国革命，既包括十月革命，也包括二月革命②。1917年的《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纲》《俄国大革命之影响》等文章，就是李大钊对二月革命的回应。在这些文章中，李大钊基于暴力革命为共和政府开辟道路的考量，对革命作了有条件的认可。然而，质言之，与之前相比，李大钊观察社会的视角和改造社会的逻辑框架③并无任何改变，以是，这种对革命表面的认可是实质上的不认可。尽管如此，俄国二月革命毕竟引起了李大钊对俄国社会的关注，它为李大钊的革命视角和思路因十月革命而发生根本性转变，作了认知上的渲染和思想上的铺垫。
1918年7月及以后，李大钊的数篇文章，凸显了他对十月革命的积极回应。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李大钊称俄国革命④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着世界的革命之彩色者也”[8]226，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是惊秋的桐叶[8]228。在1918年11月《庶民的胜利》中，这层意思被明确地表达为“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8]256。可见，李大钊一开始了解和介绍十月革命，就将其定位在“世界革命”这个维度。
在1918年7月及以后的文章中，李大钊的视野拓宽了，思路转变了，观念有所不同了。统领诸多转变的关键点，笔者认为，是上述“世界革命”这一概念入驻了李大钊的思想。“世界革命”于李大钊而言，是一个观察世界、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全新视角。透过这一视角，李大钊有了许多新发现，马克思及其学说就是其中之一⑤。这些新发现终于促使李大钊摈弃了坚持数年的宪政强国的逻辑框架。同时，于李大钊而言，“世界革命”也是一种认知与实践的方法。通过这一方法，李大钊逐渐正确地把握住了“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主题，以及以这一主题为依据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路径。
为什么说对“世界革命”的认可是关键点呢？因为，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时代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时代认识和时代行为”[9]38。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于李大钊而言，“西方民主”与“世界革命”是相悖的：认同其时是西方民主主导的和平时代，在救国路径上，会选择仿效西方、通过实行宪政走民主共和之路；认同其时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时代，会认为，在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大环境下，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而言，除无产阶级革命之外，通过其它任何途径再造中国都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由此，我们看到，李大钊以“世界革命”为支点，开始了从观念到行为，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李大钊写了热情洋溢的文章《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将德国军国主义的失败归功于全世界的庶民、社会主义、布尔什维主义、马客士（Marx）等。在这两篇文章中，李大钊没有具体介绍后者，但对后者的歌颂态度和认同倾向却十分明确，从而预示了他进一步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學说的路向。实际情况正是这一预示的合乎逻辑的展开，如1919年7月的《阶级竞争与互助》、8月的《再论问题与主义》、9-11月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2月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以及1920年1月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一系列文章，无不表明了这点。在这些文章中，李大钊由最初提及马克思的名字，发展到介绍马克思的学说体系，并用马克思学说的原理分析现实社会；由自己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学说，发展到影响和发动一批人研究、宣传社会主义理论；由理论宣传，发展到组织、领导学生、工人、农民运动。在接触、研究、宣传马克思学说的过程中，李大钊逐渐接受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
那么，李大钊是通过什么途径了解俄国革命的呢？笔者认为，至少在1920年维经斯基来华以前，李大钊了解俄国革命的主要途径是日本，其原因主要有二：
其一，李大钊曾留学日本，对日文、日文报刊与书籍、日本的老师和一些学者及社会活动家比较熟悉，通过这一途径获取信息，相对于不了解日本和日文的知识分子而言，相对容易。
其二，“十月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北京《晨钟报》、上海《民国日报》等报刊就以大字标题刊载了这个消息”[10]670，十月革命使俄国引起国人更多的关注。然而，由于其后苏俄内战、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苏俄、北京政府对有关苏俄的消息实行管制等原因，中俄间交通、通讯隔绝，中国的报纸杂志和知识分子很难直接从俄国得到更多关于苏俄的消息，这种情况于李大钊亦然。报刊上即便刊载有关于苏俄的消息，消息源也多来自欧美和日本。
以上两点，决定了日本途径对于李大钊获取包括俄国消息在内的外国消息的重要性。事实上，在1917年3月的《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纲》一文中，李大钊开篇第一句就清楚交代了他得到俄国二月革命消息的日本途径：“据十九、二十两日日本东京《时事新报》载，纽约十七日路透电称，十六日午后二时三十分米海尔大公亦退位，罗马那夫朝之系统遂以断绝。”[8]17
需要提及的是，对于李大钊而言，日本是个中转站：它不仅仅是李大钊获取有关俄国时事消息的中转站，也是李大钊视点、观念受影响从而发生变化的中转站。换句话说，李大钊通过日本所了解到的来自俄国和欧美各国的事件、思潮、理论、学说等等，都是日本人传入、消化后带着特定理解和价值倾向的呈现。当某种理解、价值倾向、思潮引起李大钊情感上的共鸣、符合他救国理想的需要的时候，便于潜移默化中，构成影响他判断和选择的比较强势的前理解。笔者认为，李大钊对俄国文学、文学家及革命实践的了解和理解，就曾受日本社会思潮的影响，其具体表现另文阐述，此处不再赘述。
简言之，通过日本途径，俄国由于其文学、文学家和二月革命引起李大钊的关注，更由于其十月革命而将“世界革命”理念灌输给了李大钊。“世界革命”理念是一扇新打开的窗，通过它，李大钊观察世界和本国的视角、眼光都相异于以前，其所看到的景象自然也大不同于以前。以十月革命为逻辑上的起点，以“世界革命”为逻辑上的支点，李大钊一步步地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说：“直到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才使他⑥对未来有了一个完整的设想，才有了为实现这种未来进行独特行动的实践方式，他在前马克思主义阶段提出的问题，才能找到明确的答案。”[11]58 这一论断不无正确性。
（二）陈独秀：以“直接解决”为逻辑支点转向马克思主义
早在1915年9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上发表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就提及过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名字。这表明，西方的社会主义学说与运动及马克思其人其学说，无论深浅，在陈独秀的思想中是留有印痕的。但是，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并不是要宣扬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学说，而是为了说明，马克思发挥光大了圣西门、傅立叶的社会主义学说，而社会主义和人权说、生物进化论是“近世三大文明”，它们“皆法兰西人之赐”。[12]99基于此种认识，陈独秀推断，“军国主义之德意志”对法作战的目的是“反对法兰西人所爱之平等自由博爱而已”[12]99；而法兰西人对德作战，“其执戈而为平等博爱自由战者，盖十人而八九也” [12]100。陈独秀的这种推断方式显然过于简单化、主观化和情绪化，既不符合辩证逻辑，也有悖于形式逻辑的规则，导致得出的结论与事实不符。他在运用“皆法兰西人之赐”作为大前提进行推论的时候，似乎忘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同一个法兰西，也曾对中国作战。在中国沦为“两半”社会的过程中，法兰西扮演的是推进中国半殖民地化、从中国分得一杯羹的入侵者角色，而非散播、传递和促进平等、博爱、自由的光明使者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