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如火如荼。美国出兵50万，投入上千亿美元，大规模轰炸越南。动用了除核武器外的一切现代化武器
越南军队利用长山地区密林的掩护，开辟了沟通南北的胡志明小道，秘密运送兵力和武器装备，在南越建立了大片的游击区。游击队在丛林中来无影去无踪，声东击西，美军不但小部队和补给线经常受到袭击，甚至大型军事基地也遭受迫击炮轰炸。
但是，这时越南军队中出现了一种可怕的传染病：高烧、头痛、呕吐、昏迷，甚至死亡，严重影响着越南部队的战斗力。
这是一种古老的疾病。
一、可怕的疟疾
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正处在强盛的颠峰，帝国的版图不断扩大。然而，一场致命的瘟疫却狂风般袭来，每天有数千人死去，罗马帝国的一半居民死于非命。20世纪末，英美考古学家从一处古罗马坟墓中，发掘出1500年前罗马人的骨骸，DNA鉴定发现，加速古罗马帝国衰亡的瘟疫正是这种疾病。
这种病常伴随着战争爆发，造成军队大量减员，甚至左右战局。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这种病，仅在东非的英军，丧生者多达10万人。1944年，日军出兵印缅边境，在因帕尔战役尚未全面展开时，10万军队就有6万人患上这种疾病，不战自溃。
这种病就是疟疾。
战火中的越南，面对难以控制的疟疾疫情，迫切希望中国帮助他们解决难题。
1965年，经过中央军委的周密部署，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周义清和其他专家秘密奔赴越南战场，考察实际情况。(图1)
疟疾对于中国人并不陌生，出土的3500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就有“疟”字。早在唐代，诗人白居易就曾描写过那令人悚然的场景：“闻道云南多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
人患疟疾后，会出现急剧高烧、全身出汗、时冷时热，故中国人又称疟疾为“打摆子”。
据史书记载，在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疟疾大流行。“自黄昏直至天晓，哭声不绝，瘴烟之内，阴魂无数”。
原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所长汤林华说，历史上我国疟疾流行很严重，20世纪初，云南思茅曾有3万人口，疟疾反复流行30年后，到解放前夕就剩900多人。
原卫生部科技局局长陈海峰说，长江以南13个省，是疟疾高发区，小孩子没有没得过疟疾的。
在美军的轰炸与严密封锁下，周义清来到越南战场。他亲眼看到，最可怕的不是美军的狂轰滥炸，而是疟疾的威胁。
周义清说，一两百架飞机同时轰炸，他们不怎么害怕，可以走。而一旦感染疟疾，发冷、发热、贫血，根本走不动。
在近代医学发展以前，中国人一直认为，疟疾是通过一种有毒的空气——“瘴气”传染的恶性疾病。古人根据疟疾发病都在南方，而南方经常会有一些雾露，便认为疟疾是瘴气引起的。
和中国人对疟疾的认识不谋而合，在西方，人们把疟疾称为Malaria，意思也是有毒的空气。他们认为，通过呼吸有害的气体会患上这种无法治愈的“热病”，甚至天上漂浮的白云也被看成能致人死亡的毒气。欧洲人戴上口罩防止被瘴气传染，并焚烧各种能制造污浊空气的东西；中国人则烧香拜佛，祈求菩萨消除灾难。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
1880年11月，法国军医拉弗朗在阿尔及利亚检查一位疟疾患者的血液时，意外地在显微镜中发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月牙型虫子，他在随后检查的200例疟疾患者的血液中，同样发现了这种虫体。它就是疟疾的真正元凶，科学家为它取名叫“疟原虫”。拉弗朗因发现疟原虫而被授予1907年度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图2)
人们推测，疟原虫的祖先可能出现在3000万年前。这是一种很脆弱的生命体，离开了宿主——不管是动物还是人，它们就无法存活，它们只是等待进入可供自己生长的活体，惟一的目的就是繁殖。它们从哪里来?又怎么进入人体的呢?
1892年，英国医生罗斯深入疟疾严重的印度，研究疟原虫传播的方式。当时印度每年有数百万人死于疟疾。罗斯首先证明了饮用被疟原虫污染的水是不会患疟疾的。
罗斯发现，在疟疾流行地区到处飞舞着肆虐的蚊子，他想，疟疾流行莫非是由蚊子引起的?果然，他在一只刚吸过疟疾病人血的蚊子的胃里，发现数百个疟原虫卵囊附着在胃壁上，这一发现证实了疟疾是由感染疟原虫的蚊子传播的。由此，罗斯被授予1902年度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图3)
知道了疟疾是通过蚊子传播的，就不难解释它为什么会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迅速蔓延了。
谁也不曾想到给人类带来浩劫的疟原虫竞有如此美丽的外表，在蚊子的胃壁表面能够容下几百个疟原虫虫卵的卵囊。当卵囊发育成熟后，几千个长条形疟原虫破壳而出。它们仿佛菊花花瓣，一个花瓣就是一个新生疟原虫。成熟的疟原虫会游到蚊子的口器之中，等待进入人体的时机。(图4)
首都医科大学教授郑佩惠说，一个蚊子的胃能容纳几百个卵囊，一个卵囊又能形成几千个子孢子(疟原虫)，所以，只要一个带疟原虫的蚊子叮你，就有千万个子孢子进入你的血液里。如果一个地区带有疟原虫的蚊子过多，它传染的速度是非常可怕的。
密布的丛林为越南军队阻挡美军的轰炸提供了天然屏障，但在丛林中孳生的蚊子却引发了疟疾大流行。疟疾病程长。一个人染病，至少需要两人抬担架运送，越南军队上千人的一个团，到最后投入战斗时往往只剩下一两百人，严重地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
对付疟疾并不是没有药物，事实上，人类发现抗疟药物的历史比发现疟原虫早几百年。
1630年，西班牙传教士朱安·鲁珀到秘鲁一个印第安人部落传教。他发现当地人用一种叫“金鸡纳”的热带植物的树皮制成药，治疗疟疾，于是他把这一发现记录在耶稣会传教士的正式记录中。(图5)
1654年，西班牙国王派探险队到秘鲁收集金鸡纳树皮，很多欧洲国家紧随其后，到秘鲁抢购这一特效药材。由于航海运输风险很大，导致金鸡纳价格昂贵，金鸡纳传到欧洲后一直被教会把持，只在皇室贵族中使用。
1820年，法国药学家皮勒悌埃尔从金鸡纳树皮中分离出一种对杀灭疟原虫非常有效的浓缩物质，这就是曾被中国人叫作“金鸡纳霜”的著名抗疟药——奎宁。其后，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种植金鸡纳树成功，形成世界上奎宁生产的主要原料来源。
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鉴于抗疟药对于战争的重要性，美国从海上封锁了爪哇岛，切断了对欧洲的奎宁供应。无奈之下，敌对方德国决定走化学合成的道路，发明了一种与天然奎宁化学结构相近的人工合成抗疟药一扑疟喹啉。一战后，德国又从黄色染料中发现了抗疟药一阿的平以及与奎宁化学结构类似但更简单的氯喹。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德国人对氯喹一直秘而不宣，它的真正价值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才被挖掘出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北非和南太平洋岛屿上作战的美国军队受到疟疾的沉重打击。美国军队准备的抗疟药是阿的平，但美军士兵都不愿服用这种药物，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