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回国参加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使节并发表讲话，正式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做好新时代外交工作，首先要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正确认识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提出后，迅速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2018年6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出席“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特别圆桌峰会的知名跨国企业负责人，同他们座谈交流。其间，习近平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概念做了进一步阐发，并在各国与会企业界人士中引发强烈共鸣。
今年适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站在历史的节点上，回眸纵横激荡的百年史，包括千万海外华人、华商在内的亿万中华儿女，在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之余，尤需总结，更当展望。
乱世谋生：富贵险中求，何处是吾家？
本文对“华商”采取较为严格的定义：分布在海外，拥有所在国国籍（包括港澳台同胞）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公民，在文化和身份上认同“中华”符号的华人华裔商人群体。
根据华人华侨研究权威庄国土先生的考证，华商海上贸易网络的初步形成，至迟在明初已呈现——此说可纠正国际史学界长期以来认为的华商海上网络是欧人东来以后才建立的观点。华商海上贸易网络的形成条件，在于宋元时期中国南方商品经济的发展，航海、造船业的兴起，以及鼓励海上贸易的政策；还在于东南沿海，尤其是闽南海商的崛起和海外中国移民的逐渐增多。华商贸易网络形成，不但一改宋以前中外贸易主要由蕃商蕃舶主导的局面，而且形成以中国商品、中国帆船和中国市场为依托，华商初步主导东亚、东南亚的海上贸易网络的格局。
说起“海外华商”，就不得不说起香港；要理清中国近代商业文明勃兴的历程，同样不得不研究香港这座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国际大都会。自香港变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从此开始城市发展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香港早期华商经济的崛起，基本上是和香港开埠、逐步演变为远东转口贸易商埠的整个历程同步展开，并互为动力的。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经营，到20世纪初，香港已经从一个普通的渔村小岛，发展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国际港口城市，日后跃升为举世瞩目的“东方明珠”。与香港毗邻、隔零丁洋相望的是另一颗南国明珠——澳门。华商作为晚清澳门最大的商贸群体对澳门经济近代化起推动作用，一批著名的华商家族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华商组织的近代化进程与华人社会形态的变迁之间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告别港澳，孔雀东南飞，纵使“五里一徘徊”，对故土眷恋不舍，华人华商们也必须融入新的环境，开启新的生活，建设新的家园。东南亚地区，又被称为“南洋”，是海外华商最早踏足扎根、生息繁衍的区域之一。对众多亚洲殖民地国家和地区而言，20世纪上半叶是他们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而对千千万万海外华侨华人而言，这段历史时期也是他们探寻自我生存模式的过程。
正如王赓武所指出的，东南亚华人的“身份问题”作为一种“敏感的政治议题”，大致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而“东南亚华人身份问题”领域中最敏感的是其“身份政治”的问题。尽管身份认同始终是困扰着当地华人的心结，但这也丝毫不影响他们与当地土著居民一起参与到开发地方经济、努力建设家园的行动中来。
从南洋继续远航东南，借好风数日，可至大洋洲。即便在这样“人迹罕至”的地方，依然在历史上留下了华商的坚实的足印。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早期华商开始向大洋洲岛国移民，其移民方式具有多样性，主要包括由探险者转化成的华商、由淘金工转化成的华商、通过“链式移民”发展成的华商等三种类型。华商的到来，推动了大洋洲岛国的经济发展，促进了他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提高了岛国的文明化程度，为岛国日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与大洋洲隔着浩瀚印度洋遥遥相对的是非洲。华侨华人移民南非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作为南非人数最少的种族，华侨华人先后遭遇了南非当局早期的种族歧视政策以及南非国民党政府时期的严格种族隔离政策，长期沦为南非种族歧视的牺牲者。尽管举步维艰，勤劳坚忍的华侨华人仍在南非落地生根，并在种族歧视的夹缝中得以曲折发展。
与烈日炎炎的南非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俄罗斯的北国严寒。19世纪末，在中国的北方，随着晚清政府对东北地区管理的松动，清初实行多年的“闭关”政策无法继续推行。大量的汉人也从内地通过“闯关东”而由陆路或海陆移民东北；他们中更有甚者来到更加遥远的北国俄罗斯，以早期旅俄华人华侨的身份参与俄罗斯远东大开发。
穿越俄罗斯白雪皑皑的西伯利亚大荒原，穿过白令海峡，便可抵达北美洲。与在俄罗斯的同仁们一样，早期加拿大华侨华商也兴建了唐人街，组建了华人社团，负责调解华人社群内部的矛盾，对加拿大华人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正如李未醉、高伟浓等学者所指出的，早期加拿大华商之间似乎也把清末中国的江湖帮会之风带到海外，在不同的华商群体间造成了紧张和对立，不利于加拿大华人社会的整体发展。
与加拿大隔尼亚加拉瀑布相望的是美国。一部美国史几乎就是一部移民史。在早期华人华商眼里，在大洋的彼岸，有一座“金光闪闪”的城市——它的名字叫“旧金山”。这个透着财富与希望的地方，一百多年来浸透了万千华人华商的血汗与泪水。
广大华人华商虽身在异乡却依然惦念千里之外的故国：当中国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他们毅然选擇革命、进步的阵营，捐款捐物，慷慨从戎，支持辛亥革命，因而被孙中山誉为“革命之母”“爱国精神，见重寰宇”。辛亥革命以后，南洋华侨民族主义随着中国本土民族危机的加深而愈发强烈，这种民族主义的核心是对中国的全面认同。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随着中日矛盾的逐渐激化，南洋华侨民族主义升华为爱国主义，对中国的认同不但是对民族、国家的认同，而且具体表现为对中国政府的认同。庄国土等学者认为，这种以中国认同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是在宗教、家乡意识上发展起来的，日本对南洋的经济扩张直接威胁到华侨的经济利益，也激发了南洋华侨同仇敌忾的情绪。对故国的眷恋和同仇敌忾的义愤，让海外华侨华商在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不惜牺牲生命，与国内同胞一起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滚滚洪流之中。
逆风飞扬：跻身专业技术人才阶层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将中国（华人华商）“走出去”的事业氛围三个阶段，即从最早的1.0时代“三刀”进化到2.0时代的“三师”“三建”，再到现如今的3.0时代“三资”。
所谓“三刀”指菜刀、剪刀、剃刀，寓意早期华商及华人劳工主要从事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体例劳动。
而2.0时代的“三师”则指律师、会计师、老师，寓意第二阶段的华人华裔在其父祖辈基础上通过勤奋考学、个人奋斗而在当地社会中不断攀爬，获得成功。同时代的“三建”指建路、建厂、建站，寓意中国大陆方面在改革开放后的早期走出去经营活动中，主要以修建公路铁路、厂房、车站电站等基础设施为主。
而当前中国及海外华人华商正朝着3.0时代的“三资”迈进——资金、资源、资质，寓意在当前及未来相当一个历史时期，中国走出去战略将有过去的粗放型向集约型升级，走出去的企业也将更多地朝着资金密集型、资源环保型转化，其科技含量也将越来越高。
王文认为，上述三个时代所依托的竞争要素也各有不同：1.0“三刀”时代拼的是苦力，2.0“三师”“三建”时代拼的是体力，而现在以“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心的3.0“三资”时代则是比拼“智力”和“财力”。在从“剪刀”升级的历史进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如陈嘉庚、吴锦堂、曾宪梓这样的爱国华人华侨楷模。
协和中外：新一代华商领袖转型升级
1978年，中国踏上了改革开放的新征途，也给千万海外华人华商带来了新的机遇，助力他们在所在国的升级转型，进一步成为国家的主流、社会的中坚；与此同时，海外华人华商积极回国，踊跃投资，也为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带来了它最急需的资金、技术与管理经验。
海外华商投资企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贡献者与受益者。其40年来所呈现的阶段性特征，折射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在1979、1989、2008年等关键点，海外华商的投资与交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克服困难持续发展。华商以其特有的方式，推进了中国工业化进程，推动了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推进了技术与管理的进步及人力资本的培育，为中国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海外华商与中国经济共成长，近十年来，其平均投资规模已日益超过欧美日本在华企业，在经营层次与质量等方面走向转型升级，从低端劳动密集型企业向科技产业、新兴战略性产业及金融业等服务业拓展，其本土化趋势使之全面融入中国经济的脉动之中。
华商的集体力量也是推动中国（沿海）城市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动力之一。譬如，改革开放后，华侨的积极参与对江门侨乡经济建设产生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后，经济投资成为该时期华侨的主要作用。而总体看，华侨作用的效应则包括商业化效应、慈善化效应以及文化效应三个方面。
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海外华商对中国大陆的投资呈现强势增长的趋势。具体地，亚洲华商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中的比重逐年稳定上升；欧美日韩企业对华投资的比重则在下降。海外华商平均投资额也大幅度增加，超过欧美日韩企业的水平。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受世界经济大环境特别是全球FDI趋势的影响，也与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密切相关，还与海外华商的投资与经营特点相关。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日益本土化的趋势使侨资企业全面融入中国经济脉动之中，一批华商品牌在中国本土成长起来。国内外资本市场的发展，推动了侨资传统产业的资本形成与技术升级，侨资科技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异军突起。
展望未来：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的全球新华商
回到本文开篇所援引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述，当今世界的确面临新秩序、新格局的变化与动荡。而对广大华人华商而言，这里既有机遇又有挑战。
所谓“大变局”，一个最明显的现状及未来趋势就是包括中国、印度等国在内的古老东方诸文明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与复兴。近四十年来，正如前文所回溯、总结的，千万海外华人、华商广泛地参与到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在贡献智慧和力量的同时也借助中国大发展、大复兴的机遇壮大自身，实现了在跻身专业技术人才阶层之后进一步朝着成为所在国社会精英、国家中坚力量的方向转型升级。毕竟，在百年前中国积贫积弱的那个时代，即便少数华商凭借自身的勤劳智慧通过个人奋斗在海外获得商业成功，但作为一个整体，难免在所在国的政治权益、公民权益、文化权益和商业利益上受到种种限制。而最近四十年来，随着中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深地参与并引领国际化、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无形之中也为广大海外华商提供了发展的新机遇和坚强的后盾。
十八大以后，中国进一步奉行“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基本國策，尤其是2013年“一带一路”伟大倡议提出后，给世界华商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据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提供的权威数据：2019年1—7月，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对52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79.7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2.5%，主要投向新加坡、越南、老挝、巴基斯坦、阿联酋、马来西亚、印尼、泰国、柬埔寨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对外承包工程方面，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1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3642份，新签合同额722.6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9.9%，同比增长26.5%；完成营业额445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55.1%。在这些方兴未艾的工业园中，广大华商凭借其对当地市场环境、政府环境、销售与物流渠道等核心元素的掌握，享有巨大的优势，可以与来自中国大陆的企业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携手把“一带一路”海外产业园区做大做实在。除了产业园区以及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广大华人华商也可以在“数字一带一路”上大展拳脚。
一百年来，千千万万华商远渡重洋、在异国他乡艰辛打拼，创建一个个强大的商业王国的传奇历程。在最早的阶段，他们可以说是“乱世谋生存，险中求富贵”。尽管通过个人奋斗抓住了历史的机遇，获得了商业上的成果，他们依旧在身份与认同上倍感困惑——扪心自问，何处是吾家？但他们并没有因此沉默、沉沦，反而更加激发其斗志，不仅在南洋、北美、西欧、东洋继续取得更大的成功成就，更是自觉将自身身家荣辱与故国的命运存亡融汇在一起，涌现出一批批爱国华侨、仁人志士。
一百年后的今天，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华人华商不会只做“历史的过客”，而是正积极行动起来，响应中国倡议，推动所在国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