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2016年度西安翻译学院院级科研项目（编号：16B09）
【摘 要】 民国时期，现代公共卫生事业有所发展。公共卫生事业作为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产物，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本文梳理了从医史学界到历史学界成果，研究者探讨了民国时期防疫机构的设立、疫病的预防和应对等问题，涉及到了公共卫生事业的基本内涵。然而，基于公共衛生事业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意义，民国时期的公共卫生事业仍是一块亟待开发和能够开发的新领域。
【关键词】 民国时期;公共卫生事业;研究述评
公共卫生事业对于维护人类的生命健康，防治疾病，促进社会及经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现代公共卫生源自西方，随着西学东渐，它走进了中国的国门。民国时期，国人已在相当程度上认识到现代西方公共卫生不仅对疫病的防治，民族身体素质的提高和经济社会发展有着的重要作用，而且努力付诸于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于民国时期公共卫生事业的研究，首先是从“医史界”开始的。
一、医史界的研究状况
中国的“疾病医疗卫生史”研究相较于政治、经济等传统史学界研究热点相比起步较晚，研究者也较少。有关于民国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是医史学界有一定的研究成果。
建国前的研究著作有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 （1920年），王吉民的《中国医史》（1932年）。相关的研究论文有金宝善的《民国以来卫生事业发展简史》，黄子芳的《中国卫生建设刍议》，《各省市现有公共卫生设施之概况》，伍连德的《论中国当筹防病之方实行卫生之法》，和李廷安的《西北卫生事业报告》，《中国乡村卫生调查报告》等。这一时期，医史学界对卫生事业问题的研究为后来的学者展开民国时期公共卫生事业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第一手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中医学院编写了《中国医学史讲义》，该书第七章中“反动统治时期的卫生工作”这部分，对民国时期的疫病医疗卫生进行了简单描述。改革开放后，有关民国“疾病医疗史”的研究，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在医学通史性著作方面有邓铁涛等主编的《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该书对自鸦片战争年以来的近代中国中西医的发展进行了系统论述。其中第六章“公共卫生与防疫”，重点介绍了民国以来的疫病情况、政府检疫工作的开展以及公共卫生事业的建设，对公共卫生与防疫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此外，张大庆著有《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27-1937），该书从国人对疾病观念的转变、近代医学建制化以及公共医疗卫生体系的建立、卫生知识的传播等角度，审视了民国时期疫病发展变化的社会文化意义。
论文方面，民国公共卫生建设的研究成果有龚纯的《中华民国的卫生组织（1912-1949）》，该文对民国时期卫生行政组织进行了梳理;张苏萌、张丹红的《19世纪后叶20世纪前叶中国的学校健康教育》，这篇文章对民国时期我国部分大中城市展开的学校健康教育、中央及地方卫生教育机关的设立进行了考察;张泰山的《民国时期国人对公共卫生建设的认识》从公共卫生建设的重要性、内容、方法和手段以及国人在当时国情下对建设公共卫生存在困难因素的认识等问题入手，说明时人已认识到公共卫生建设，无论对发展社会经济、保障国民健康、提高国家地位，还是对于防治疾病，都具有重大的作用。同时认为，这些认识既是现代西方公共卫生学传播的结果，也是对中国现实国情总结的结果，故而对当时的公共卫生建设，对政府的决策，无疑会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
此外，在史料收集方面，李小芳、王晓玲的《中国食品卫生史料（1927-1949）》对1911-1949年间中国食品卫生史料进行了归纳和整理。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研究的某些空白，不但具有学术意义，而且也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二、历史学界的研究状况
国内的“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相较于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自上世纪90年代始，中国台湾和大陆史学界相继兴起了“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而本世纪初的“SARS”疫情，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领域，研究者把疾病医疗史研究与关注人类健康、经济发展相结合，该领域逐步成为研究的新热点。
专著有余新忠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和《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张泰山的《民国时期的传染病和社会》、梁其姿的《面对医疗——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等。除著作外，研究论文有：
对地方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研究。有杜丽红《近代北京公共卫生制度变迁过程探析》、张玲《抗日战争与西部内陆省份公共卫生事业的现代化——以四川省为中心的考察》、辛智科的《陕西防疫处的创立及其主要贡献》、李玉尚的《民国时期西北地区人口的疾病与死亡——以新疆、甘肃和陕西为例》、杨祥银的《海关医报与近代温州的疾病》等。这些文章对国民政府时期地方卫生事业从无到有的过程进行了描述。其中，杨祥银、王少阳的《海关医报与近代温州的疾病》以清末外文资料《海关医报》为依托，通过对疫病的个案分析、反映了民众对西医疗效既惊奇又对其充满怀疑、戒备的矛盾心理，指出《海关医报》是研究近代温州疾病医疗史珍贵的史料之一。
卫生事业与现代化。卫生事业自近代以来由西方传入，就与中国的现代化息息相关。将公共卫生置于现代国家建设的事业中，研究的成果有聂春燕《近代的“卫生”与民族复兴》、修圆慧《仿效与超越：中国近代卫生事业演进历程分析》、史经霞的《民国医疗制度变革的理想与实践（1930—1949）》。其中，聂春燕《近代的“卫生”与民族复兴》一文对近代卫生产生发展的政治含义予以解读，指出在近代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首要任务的背景下，自西方而来的卫生，被时人赋予了特殊的历史角色和使命，成为连接个人身体与国家民族复兴的纽带，以至最终变成了“保卫国家”的时代卫士。修圆慧《仿效与超越：中国近代卫生事业演进历程分析》，该文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发展机制几个方面对近代中国卫生事业起步晚却发展快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认为“强烈的爱国情怀、开放包容的心胸，政府不拘一格的人才观以及对民间办医的容许，创造出激励的竞争与良好的合作并存的多点式发展格局，促进了卫生事业的发展。另外，政策与法律执行不力、缺乏长期规划等因素又阻碍了卫生事业的发展。这些经验和教训都对当今我国卫生事业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对传染病和防疫机构的研究。如孙语圣的《民国时期的传染病防治》、曹树基、李玉尚的《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奚霞的《民国时期的国家防疫机构——中央防疫处》与《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等。
此外，这一时期卫生事业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举办的卫生事业中。如对中央苏区卫生事业发展的研究，有张晓丽的《20世纪30年代苏区卫生防疫运动述论》;刘禄山、张莉芳《论中央苏区卫生事业的发展形态》等。对陕甘宁边区卫生事业的考察，如崔兰萍的《论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卫生保健工作》，该文对于陕甘宁边区妇女卫生和保健工作进行了梳理，认为该工作对于团结妇女抗战、巩固党的妇女群众基础有着重要的作用。马慧芳的《试析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幼卫生教育的措施及成效》，该文对陕甘宁边区妇幼卫生基本情况，宣传普及妇幼卫生的基本措施及其成效进行了论述。张佺仁的《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的法制保障》对医药法规建设进行了梳理，认为边区医药法规的建设，不仅是边区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更为新中国卫生法规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此外，涉及陕甘宁边区卫生事业的有王胜军的硕士论文《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外籍医生研究》等。
三、存在的问题及研究展望
从前述研究现状中可以看出，“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还是一个新的领域。医史学界的关注焦点在病理与技术方面，历史学界的研究更多涉及疫病产生的社会及相关因素、现代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以及疾病与社会国家的相互影响等方面。研究者多将目光聚焦到近代以来的“卫生”问题上，希望从社会和文化的双重视角出发，来探索和省思近代“卫生”在中国的“诞生”以及逐步建立的过程。鉴于对民国时期的政治与社会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以及卫生事業对当今社会的重要影响、民国时期疾病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仍是一块亟待开发和能够开发的新领域。
基于公共卫生事业在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意义，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档案资料的挖掘与利用。医学及公共卫生向为传统社会所轻，遗留资料不多，且极为零散，很多有价值的史料都来源于浩如烟海的民国档案、报刊和杂志，需要从档案、报纸、文集、医案、资料集中去耐心梳理，且民国时期的公共卫生涉及时间跨度大，资料要求多，所以，要求史学工作者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史料进行耐心细致的梳理，在深入发掘文献的基础上展开研究。二是多学科方法的交叉综合应用，民国时期的公共卫生研究，作为社会史研究的新兴领域，要求研究者利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以史学研究方法为基础，引入公共卫生学、统计学，尤其是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进行综合分析研究。三是继续与近代化问题相结合，将研究贯穿于近代化体系之中，突起它的价值和作用。近代化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热门话题。公共卫生事业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产物。对于民国时期公共卫生事业的研究，不但是社会史的新视角、新领域，更是认识中国近代社会，增强历史解释维度与力度的有效途径。因此，在今后研究中，应适当结合现代化理论、社会变迁理论，提升研究成果的理论高度，避免就事论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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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泰山.民国时期的传染病和社会[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9.
[5] 杜丽红.近代北京公共卫生制度变迁过程探析[j].社会学研究，2014.6.126.
[6] 杨祥银，王少阳.海关医报与近代温州的疾病[j].浙江学刊，2012.4.67-73.
[7] 聂春燕.近代的“卫生”与民族复兴[j].甘肃社会科学，2017.2.183-187.
【作者简介】
张瑞彬（1986—）女，陕西户县人，历史学硕士，西安翻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