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则徐的政治生涯中，禁止鸦片应该是最突出的成就之一。他最早的禁烟活动，是在江苏任上展开的。而较少为人关注的是，在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背后，有一个民间医生的身影，他就是清代江苏名医何其伟。
何其伟（1774～1837年），字韦人，又字书田，晚号竹箨山人，出身著名的医学世家青浦何氏，其结识林则徐，是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受邀诊治江苏巡抚林则徐夫人的肝病。
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与一代儒医陈修园友善，林则徐从小就听他们谈医论药，并博览中医药典籍。林夫人的病，经前医诊治后反而加剧。何其伟经过诊断后作出“大剂温补”的治疗方案。这虽与林则徐欲用补药的判断是一致的，但他还是质疑此方的有效性。这时，面对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何其伟显示出了一种难得的自信与决断，他告诉林则徐：“没效果就是有损害，怎么可以呢？”在这种时候，医生的信心和坚持往往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即便再“知医”的病家，也还是寄希望医生能够做出更英明的诊断。
在何其伟成功地治好林夫人的病以后，两人开始了频繁的交往。
不过，何其伟真正获得林则徐的尊敬，则是由于其进献的《东南利害策》和《救迷良方》。长期“半居舟楫”的行医生涯，使得何其伟对江浙一带的水利环境了解比较多，在与林则徐结交后，“承垂询东南利害，山人尽意以对，中丞极当意，遂定交焉。岁杪返棹，四昼夜制《东南利害策》十三道，密以献，后中丞举而行之者九”。林则徐能够接受和推行其中的九项措施，可知何其伟的建议是有一定价值的。《东南利害策》后来成书刊行，上世纪50年代还有人在旧书店里看到过。
在禁烟问题上，何其伟更是充分发挥了其医学专长襄助林则徐。
鸦片流入中国由来已久，但作为毒品的历史并不长。自唐至清代初中期，罂粟仅仅是一般性的植物，鸦片也仅仅作为药物来使用，且因其价格昂贵，以及鸦片这种加工品本身“色黑、味苦辣、臭恶可憎”，因此文献中极少有关服食鸦片上瘾的记载。但乾隆中后期以来，随着18世纪7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介入鸦片贸易，鸦片的进口量迅速上升。
吸食鸦片不仅给政府带来了很大的财政问题，白银大量外流，而且使众多吸食者深受鸦片的毒害，身心消沉，导致疾病乃至死亡。江苏历来为南北要道，商民辐辏，鸦片贸易非常活跃，吸食者众多。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仅苏州城吸食鸦片者就有10余万人，岁耗银三四百万两。道光三年（1823年），林则徐在江苏按察使任上，经过调查，已对当时社会的弊病和鸦片的危害深有感触。是年六月，他给友人杨国翰的信中说：“吴中有不治之症二：在官日疲，在民日奢。即如游手好闲之民，本业不恒，日用无节，包揽伎船，开设烟馆，要结胥役，把持地方，渐渍既非一朝，剪除势难净尽，唯有将积蠹有名之棍，密访严拿，期于闾阎稍靖。”当时，他是将禁烟与整顿民风结合起来，并且在严禁鸦片售卖之外，更重视利用医学的方法，戒除鸦片烟瘾，从根本上消除鸦片流布的条件。
道光十三年（1833年）三月，何其伟出于对鸦片泛滥的忧愤，于江苏抚署写成了我国现存的第一部戒烟专著《救迷良方》，并在自序中写道：
今者鸦片之流害遍海内矣，嗜之而死，虽亿兆人奚足恤，然岂无将死未死，忽幡然悔惧，求延残息于顷刻者，是不可不有以苏之。我欲生即生，良方俱在焉。若朝欲其生，夕又忘死，一念为人，而一念为鬼，则亦未如之何也已。道光十三年癸巳季春望日，闽中大君子命竹箨山人书于苏抚节署平政堂之西廨。
作为民间医生，何其伟在自己的医疗实践中，想必接触过不少吸食鸦片成瘾的案例，对于鸦片的危害深感痛心，并且积累了一定的治疗经验。他在这篇短短的自序中，表达了对鸦片成瘾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态。而在他看来，能否戒烟，最主要在于吸食者自身的幡然悔悟和顽强的求生意志。所谓“一念为人，而一念为鬼”，正是意指“烟瘾易治，心瘾难医”。不过，作为一名有道德责任感的儒医，他依然认为自己有责任运用所掌握的医学知识，配制良方，拯救那些还有一线生机的鸦片吸食者。在自序中，他没有直接写出林则徐的名字，但此处的“闽中大君子”当指原籍福建、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无疑。
对于当时的中国医学界来说，鸦片烟瘾的治疗和戒除，是一个全新的问题。以往的中医理论对于鸦片的成瘾原因和戒除方法并无涉及，故也无成方可以使用。清代医家一般认为鸦片的性味是酸、涩、温，对鸦片归经，前期主张归于足少阴经，后来逐渐有所扩充。对于鸦片的毒性，他们则一致认为鸦片成瘾不同于一般的嗜好，而是一种疾病，鸦片烟毒能耗伤气、血、精、津液，并提出“烟痨”与“烟痢”的病名，认为这是比较顽固的两种病症。
何其伟的《救迷良方》，理法方药具备，初步构建了戒烟理论体系。他认为：“烟乃有气无形之物，随呼吸而渐积五脏之内，而鸦片其味涩，故滞。其性热，故毒。其色青黑，故入肝肾。其臭香，故走而不守。一吸而能入于肉筋骨髓之内，一呼而出，又能达于皮毛毫发之间。故一入五脏，则遍体内外上下无处不到，观有瘾之人，烟才下咽，则自顶至踵其舒畅有不可言语形容者，此其明验也。始则由渐而常，继则由常而熟。及其熟也，脏腑赖烟而后快，精神赖烟而后爽，耳目手足赖烟而后安。一旦无烟浸润其间，则肾先苦之，肾苦则哈欠连连，脾亦生痰矣。盖脾主信，脾之感也如此，则五脏交相困矣。五脏交困，众体无所秉令，轻则一身痿软，重则诸疾蜂起，则又何病之不作哉。”此处，他运用典型的中医“气”的理论来解释鸦片烟如何侵蚀人的脏腑，终至“五脏交困，诸疾蜂起”，并形象地点出了鸦片成瘾的两个鲜明的特点，即瘾发时的痛苦感受与吸食后的舒畅感受。这两种感受有着一定的生理改变基础，两者形成明显对照，则成为鸦片成瘾者对鸦片形成心理依赖而难以戒除的原因。
由于没有古方可以参考，他是抱着“有是病即有是药，有是药即有克制之物”的思路，从自己的医学知识与实践经验出发，探索治疗之法。总的来说，他的治疗方法属于“替代疗法”，即用鸦片的类属品替代，递减戒烟。既然烟毒是通过呼吸而积垢于五脏，那么用药亦必须能直通上下表里、遍于周身。他主张用烟灰为君，附子为用，取其走而不守，能通行十二经脉，佐以柴胡之左旋，升麻之右转，沉香直达下焦。同时，由于吸食成瘾者本身气血两伤，身体虚弱，故他非常强调要同时用参、芪、白术、当归、天麻以及甘草、陈皮等补中益气、固精养血的药，以培元固本，增强人体自身的“正气”。正所谓“正气内存，邪不可干”。在这种思路下，何其伟配制了“忌酸丸”（断瘾丸）和“补正丸”配合使用的药方。按照《本草纲目》的说法，“吞鸦片者与酸物齐下，可使断肠”，忌酸丸由于使用了鸦片烟灰作药引，故也忌讳酸物，以此名之，是为了强调提示服用者避忌，以免产生副作用。
这两种方药的使用体现了中医“辩证施治”、攻补兼用、重视个体差异的特点。忌酸丸主要用以戒断鸦片烟瘾，补正丸主要为培补人体元气。戒烟的前期主要用忌酸丸，辅以补正丸，随着烟瘾逐渐减轻，则减少忌酸丸的量，增加补正丸的量，减一粒忌酸丸，则换加两粒补正丸，到最后阶段的半个月，则停服忌酸丸，专用补正丸。另外，还要视患者的身体情况加减方药，如身体特别虚弱的人，可去洋参，换沙参，并去炙芪，以台党参代之；无头晕者不必用天麻；身壮瘾轻者只用忌酸丸，无需配服补正丸；等等。
另外，《救迷良方》中还记载了几味极其简单易得的药方。
《救迷良方》一书编成后，林则徐大量印刷，在湖北、广东等地发行。当时有林则徐在湖北省初刻本、广东省刻本，道光三十年（1850年）庚戌金山钱培名刻本，光绪十三年（1887年）重古庐何氏刻本，《陈修园医书》三十二种、四十八种、五十种、五十二种、七十种、七十二种中的刻本、排印本和石印本等十余种版本。在钱培名刻本中，钱培名曾作跋：“青浦何氏，世精轩岐之术，著作甚多。此救迷良方乃书田晚年所辑治烟瘾方也。侯官林尚书（指林则徐）曾刻于楚省，再刻于粤东，而此间反鲜传本，翁哲嗣鸿舫（长治）以视予，爱并刊之。”
道光十八年（1838年），林则徐在湖广总督任时，有《筹议严禁鸦片章程》上奏。此前，同为“禁烟派”名臣、时任鸿胪寺卿的黄爵滋刚向道光帝上了《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提出要禁止鸦片，“必先重治吸食”的主张，对吸食鸦片者实施严惩，甚至处以死刑，以此根绝鸦片泛滥之源。
总的来说，林则徐与黄爵滋的主张没有根本的分歧，但林则徐不赞成对吸食者采取如此决绝的高压措施，而主张以“治病救人”为主，并拟出了六条具体章程：①缴烟具；②出示劝告；③开馆及制造烟具者，罪名加重；④文、武属员有犯，该管上司失察，处分宜严；⑤地保、牌头、甲长，应查起举发；⑥审断吸烟之虚实，不在审而在熬。
同时，在奏折的最后部分，他详细列出了十余年来所采“戒烟方”中最有效验者，丸药两种，饮方两种，即是《救迷良方》中的忌酸丸、补正丸、南瓜饮、四物饮：
十余年来，目击鸦片烟流毒无穷，心焉如捣。久经采访各种医方，配制药料，于禁戒吸烟之时，即施药以疗之。就中历试历验者，计有丸方两种，饮方两种，可否颁行各省，以资疗治。臣向所辑戒烟断瘾药方共十余种，而历试有效者，以此数者为最，忌酸、补正两丸，其法最正；四物、瓜汁两饮，其用方便。
何其伟的后世裔孙何时希先生曾专门撰文比较《筹议严禁鸦片章程》与《救迷良方》文字的异同，认为两者虽然由于文体不同，略有差异，但基本内容是完全相同的。
林则徐在江苏任上，形成了早期禁烟思想及其体系，并用以指导长达7年有余的江苏禁烟活动。他在禁烟实践中，由于采取了有效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政绩，也为他后来在湖广、广东禁烟积累了经验。
在民间，忌酸丸久经试验，效果最好，后来把它加减固定下来，成为十八味，一般中药店都能制备，可以制丸或者熬成膏汁，在林则徐逝世之后依然流行甚广，被称为“林文忠公戒烟丸”或“林文忠公戒烟膏”，俗称“林十八”，包括：明党参、纹党参、橘红、杜仲、枣仁、茯苓、法半夏、玉竹、旋覆花、益智仁、罂粟壳、枸杞、炮姜、炙甘草、沉香、赤糖、红枣、烟灰。“林十八”戒烟丸、戒烟膏对于拯救吸烟者起了很大的作用。
作者单位：重庆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