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以来，伴随着女子学校的出现、男女同校的实现，民国山西女性教育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非主流到主流，由弱变强的三次突破，推动了女性教育主流化发展。然而，这一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的，它经受着地域的限制、封建陋习的束缚、守旧人士的重重阻碍，在多重因素的干扰下，致使女性教育主流化过程中仍存在一些困境。
关键词：民国山西；女性教育；主流化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05-0133-02
20世纪之前，女性被排除在国家教育之外，处于边缘化、异化的状态，而自女子学校产生开始，山西掀起了一场女性教育主流化运动，女子学校数量和规模日益壮大，男女同校，实现了受教育权的性别平等，而女子政法学校、干部培训班的创办，也使女性在政治上有了话语权。
一、女性教育主流化的内涵
主流化是指逐渐发展成为社会主流的过程，本文将这一词语嫁接到女性教育研究中，意在揭示民国前期山西女性教育发展的历史事实。然而这一研究需要建立在清晰的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因此有必要对“主流”“主流化”两词语的内涵进行论述。
（一）主流
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学界对“主流”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两层，一层是指在事物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一个方面，是指在所有事物中，影响最大的，超越其他事物的唯一一个方面。另外一层含义是指事物发展中根本的、基础的部分，它对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广为人们认可和接受。它并不是唯一的一个部分或是超越其他一切事物而存在的，只是由于其覆盖面广、有规模、有影响力、受众群体多，而成为社会的一个主体或重要方面。笔者在文章中使用的“主流”则是第二种定义，是指某一事物由于其发展的影响力大，受众面广而被大众所接受，成为推动当时社会发展的重要一部分。
（二）主流化
“主流化”这一词语来源于英文的“mainstreaming”，是指发展成为主流的一个过程。基于对“主流”概念的界定。“主流化”是指在发展过程中经过激烈的冲突和冲破层层阻挠而逐渐被大众接受和认可的过程，是一事物由非主流、边缘化逐渐发展成为大众化、普遍化的过程。而“女性教育主流化”在此文中是指民国前期山西女性教育由无到有、由非主流到主流、由贵族下移到平民、由弱变强的一系列嬗变过程。
二、民国山西女性教育主流化的历史进程
山西地处中国内陆地区，这样的地理环境造就了闭塞落后的社会形态，又因历史悠久，封建传统观念早已在人们头脑里根深蒂固。在民国之前，山西女子深受“三从四德”的束缚，不曾有过正规的女子教育，据《山西民众教育》中记载：“光绪年间，山西晋报局总办程守清在上山西巡抚遵拟白话报并演说简章的禀帖里说，山西省不识字的人占全省人民的90%，而妇女则基本上全是文盲。”[1]可见当时女性教育处于边缘化地位。同时，20世纪以前的山西，缠足现象“向来较他省为甚”，并且有“从来小脚说山西”之誉。缠足作为一个病态的社会风尚而被大家认可和推崇，对女性身体的教育也以“缠足为美”，许多女性为了迎合社会的审美需求而接受了这种畸形教育，长期遭受着身体的折磨，使女性教育走向异化的边缘。
而20世纪以来，山西女性发起了向主流化教育进军的运动，在这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女性教育实现了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由少数到大众的跨越式发展，最终逐步汇国家教育的主流中去。
（一）从无到有：女子学校的出现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浪潮中，教会女学逐渐兴起，并随之传入地处内陆的山西，由此揭开了山西女子学校教育的序幕。民国前期，教会女子学校的数量不断增多，各个流派纷纷创办女子学校广泛吸收教徒。在教会创办的学校中，女子小学数量最多，且逐年增加，据统计，民国9年，全省女子国民学校的数量有21所，学生591人，女子高等小学有5所，学生1 067人，而到了民国十二年，几乎每个县区均设有教会女子小学，其中国民学校的数量已达到37所，是1920年的三倍。而教会女子中学、教会女子师范学校数量相对较少，且水平较低。教会女子学校的创办为闭塞的山西带来了一丝新气象，开创了女子接受教育的先河，为之后女子学校的创办提供了参照。
民国前期，全省女子小学教育稳步发展，学校数、学生数、教师数以及经费均有增加，呈现出一片欣欣向上之景。特别是1917年阎锡山总揽山西大权，开始整顿教育、重视女学，女子小学的数量迅速壮大，教学上有了质的飞跃，一度跻身于全国前列。女子小学主要有女子国民学校和女子高小，而以女子初小数量最多。据统计，民国九年，女子初小共计3 173所，是民初女子学校数量的15倍，时至1923年，女子初等小学教育继续发展，初小共计4 288所，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几乎每一个县、区至少设立女子初小，有的县区甚至高达一百多多所，如高平县有181所。而女子高等小学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在山西省政府在颁布了《山西省施行义务教育规程》之后，对女子高等小学的发展也进行了规划，自此女子初等教育沿着正規化、合法化的路径前进。
山西省自办的女子中学到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出现。1922年创办的育德女中，是当时唯一一所女子中学，共招收女学生73人。而1925年，是山西女子中学扩充的一年，女子学校新增了两所。据《山西省第十次教育统计》记载，民国十四年，太原相继成立了尚志女中和光华女中。民国前期，女子中学虽然起步晚，数量少，但是师资相对较为充足。据统计，民国十四年兴建的两所女中，共有教师28人，学生206人，这样平均每7名学生能分配一名教师。除了师资充足以外，女子中学的经费也很充足，学校校舍、教学设备亦很完备。
（二）从非主流到主流：男女同校的实现
男女并轨是对女性角色重新定位的必然结果，为女性教育真正融入国家主流教育提供了可能。民国成立之初，国人自办的学校中，男女分开办校是一种普遍现象。直至1919年在太原召开的“中华民国”第五届全国教育会，会上提出“国民学校，男女应绝对共学。”至此男女并轨在制度上得以确立下来，各地纷纷掀起了男女同校运动。
在近代山西，男女同校经历了初等、高等、中等教育阶段相继推进的过程。男女并轨最早在初等教育中实现。20世纪20年代开始男女小学合校办理，但当时男女同校程度很低，大多名不副实，甚至许多小学在男女合校不久又分开。直至督学视察山西各县要求男女合校办理之后，男女同校才真正落实到各个学校。
大学男女同校虽然较早提出，但过程却异常艰难，直到1925年10月宣布开放女禁，实行男女同校。之后女学生的数量逐年增加，到1935年，山西大学女学生的数量已占到15%。山西大学首开女禁，掀起了大学男女同校运动的浪潮，此后越来越多的高等学校开始招生女学生。山西省立法学院、立并州学院、川至医学专科等私立学校也开始招收女生，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接受高等教育。
而与此同时，中学也掀起了男女同校运动。1925年以后，省內多所中学开始招收女学生。其中私立学校成为男女同校的先锋，如友仁中学、新民中学、成成中学、三晋中学、并州中学以及平民中学等。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学相继开始招收女学生。男女同校运动促使社会更加关注女性群体，使男女两性站在相同的轨道上接受教育，推动了近代山西一批女性群体寻求教育平等和自我解放，也为近代女性教育主流化运动提供了保障。
（三）由弱变强：现代女性的诞生
随着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他们纷纷呐喊：“本来男女都一样，男人有什么权利，女人也应该有什么权利。男人能学到的本领，女人也一样能学到。[2]”许多知识女性要求拥有与男性同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获得自己在政治上的话语权。民国前期山西省通过开设干部学校、干部训练班等形式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妇女干部，毕业之后，多数成为基层的领导干部，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如1927年创办的育德学校，旨在补充女性政治及法律学识，故设女子法政速成学校，学习10个月，教授法政简明各科，注重实用，原理从略，以便速成，为将来备用。之后专门的干部学校的数量日益增多，据记载，到1937年“三八”节前，据11个县不完全统计，共开办了妇女干部训练班33班次，培养了624名妇女干部[2]。许多妇女干部参加村选，同时她们积极参加村选培训班，学习《村选条例》，各县区掀起了女性参政的高潮，参加村选的女性人数占半数多。通过对女性的政治教育，培养了一批独立自主的现代知识女性，加速了女性教育主流化进程。
三、民国山西女性教育主流化的困境
在女性教育主流化过程中，女性教育经历了由无到有、男女同校、由弱变强的发展，这三次跨越式的突破使近代山西教育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甚至一度跻身于全国前列，成为模范省。然而，这并不是一个一帆风顺、顺其自然的过程，它经受着地域的限制、封建陋习的束缚、守旧人士的重重阻挠，在多重因素的干扰下下，致使女性教育主流化过程中存在一些困境。
首先，尽管近代山西教会、政府以及开明人士一直企图打破封建陋俗，禁止缠足，对女性进行正确的、人性化的女性身体教育。然而这确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广大农村妇女仍然接受着这种畸形身体教育，据当时《中央日报》的报道，山西省15岁以下的女孩缠足的还有32万2千余人。直到30年代，缠足陋俗依旧还很有市场。尽管民国时期山西省政府努力废除封建旧俗，对缠足妇女实行重罚，并：“如再有幼女缠足者，及十五岁以下女子不解放的，一经查出，定是照章重罚，决不宽容”。但这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间缠足现象的普遍，女性身体教育的缺失。
其次，随着女子学校的出现，女性教育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飞跃式发展，但仍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阻碍了女性教育主流化进程。据1933年督学视察报告中记载，当时女子学校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学生年龄分布不均、差异过度，在教学方面，仍然采用旧教学方法，照书讲解，殊欠生动。在课程方面，灵活性较差，没有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当时的省立学校尚有未按标准办学的现象，可想农村女性教育的问题更为严重。
再次，民国前期，山西女性教育取得了三次突破，然而女性教育主流化的进程仍没有结束，两性差别依然存在。由于封建思想、生理差异等因素影响，女性受教育的阻力多于男性，社会观念、地理环境、城乡差别、家庭背景等各种因素使女性教育在质量上与男性均有所差别。据记载当时有些学校不仅禁止女生上体操课，而且不准女学童登台演唱与排队游行。可见山西较牢固的封建观念在短时期内完全消除，在对两性重要性的度量中，社会的称仍然无法持平。
参考文献：
[1]傅葆珠.我国文盲人数之谜[J].山西民众教育，1936（3）.
[2]山西省妇女联合会.晋绥妇女战斗[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