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化模式的日本私立高等教育

摘 要:在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私立院校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日本私立院校经历了四个大的发展阶段,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私立高等教育的基本结构。日本政府对私立院校的资助政策曲折、功利,缓解了日本私立院校日趋严重的经费危机,促进了日本政府与私立院校之间关系的不断改善。

关键词:日本;大众化;私立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911(3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07)04-0037-08

教育在使日本现代化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其显著的成就在于“引进”西方知识并在工业中加以利用,使之扎根于日本的教育传统中。在这方面,私立高等教育所起的作用尤其巨大。

在19世纪中叶,日本仍处在封建社会的没落时期,接近半数男性通过寺庙学校接纳文化知识。接受高等教育仍然是武士的特权——不过他们所接受的知识限于旧式传统知识及伦理教育。武士按照等级在封建领主的官办学校或私人学校接受教育。尽管在19世纪末出现平民在上述部分学校接受教育,但是教育仍然具有阶级性或等级性。只是到了明治维新(1868-1912)这场政治及社会变革才废除了武士的上述特权,改造了旧的教育制度。旧制学校很快被停办或得到改造。尤其是,明治政权的确立,为推行新式国民教育制度奠定了基础,表明了在新社会里,教育将代替阶级出生决定个人的生活选择道路。

新的国家制度必然带来高等教育的变革,在其影响下,诞生了许多不同类型的私立学校,代替先前的武士学校。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私立院校经历了四个大的发展阶段。(1)私立院校提供实际水平低于国立大学的高级专业教育。最终这些私立院校被承认达到大学地位和标准,然而其有限的资源使得私立院校在实际地位上比国立大学低得多。(2)由美国占领军强加的改革彻底改变了公私立高等教育结构,使日本的高等院校入学人数在长时间内迅速增长,其结果导致了——(3)日本的私立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4)从20世纪70年代进入第四个发展阶段:私立高等教育规模发展、责任扩大,使得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不再是私人的事情了。

一、战前日本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

在明治维新时期,新的领导者把获取和传播西方的高级学识作为其最重要的目标,但是,他们为实现此目的可供花销的经费异常短缺。对知识的渴求与财政的限制制约着初始阶段高等教育政策的实施。在明治维新开始不久,教育政策非常混乱,只是在经过二十年的变革后,才确立了新的教育模式。导源于西欧国家及美国的学制模式在此期间得到检验。西方学者被聘请到东京,按照他们的模式讲解文学、自然科学、医药,同时也讲解产生于美国的工程及法律。明治政府还向西方派遣留学生,为未来培养教授。仅这些措施实施起来困难特别大:1873年,上述两种交流就花费国家教育总预算的32%,少数日本尖子生在中学基础上集中学习西方语言三年,以便为赴西方学习大学课程做准备。他们大部分注定或充实政府职位,或从事教学工作,继续在国家教育制度中传播西方知识。后者对从暂时依赖外语教学中解脱出来尤其重要。从东京的许多学校及学院最后合并为帝国大学(1886)之日起,学校的创办宗旨演变为如下基本国策:“帝国大学的目的是,根据国家需要,实施人文及自然教育,探寻知识的奥妙。”随着教育发展的需要,帝国大学最终发展到7所。帝国大学的设立使得国家教育的倾斜政策与私立学校的责任截然分开,从而形成了日本高等教育的基本结构。

在模仿阶段,日本的高等教育过分强调西方学术,从而形成一种双重结构,只有帝国大学才能传授高级课程,参加帝国大学入学考试必须在高中经过三年的预备学习。高等教育的其他任务由三年制的专门学校去完成。这些专门学校只用日语开展教学,而且大部分为私立,只拥有一个专科。

在明治时期的头二十年中,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主要包括法律、医药、外语及艺术专门学校。有些学校力图模仿西方大学的文理科,而与此同时,佛教学校和神道学校却形成了强调本民族传统的特征。到19世纪末,创办了另一种类型的学校——女子学院。许多学校不断演变为当代私立大学,在形成日本私立高等教育结构中起重要作用。西方学术精神是一些重点私立大学的精髓。福泽谕吉是潜心探究西方模式的改革家之一。他早在1858年就在其创办的学校传播西方学术。他创办的庆应义塾后来发展为庆应大学。大畏重信于1882年创办了东京专门学校,与政府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独立思考的园地,以后发展为早稻田大学。第三个重要的创办者是新岛襄,他自美国受完基督教育后,出资5000美元在京都创办了现在的同志社大学。就这三所大学能够在短时间内成为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领导者这件事来说,并不是偶然的。它们对学术自由的理解是一种重大的贡献,与大部分职业主义专门学校形成强烈对比。促使这三所大学不断进取,在教育的深度和广度上与其竞争者截然不同。一些法律专门学校通过传授独特的课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论愿意与否,由于生存环境所迫,它们都逐渐被归类为在选择性上次于帝国大学的学校。没有进入大学预备学校学习的学生,能够在专门学校学习类似于帝国大学的课程,并能在政府部门谋得二流地位的资格。这些专门学校蓬勃发展,逐渐演变为今天的巨型私立大学,通过提供教育机会为人们提供了较为理想的职业或工作。

实际上,在发展的头十年,许多专门学校的生存并不稳固,它们依靠学费作为办学收入限制了自身的活动。兼职教师的利用价值很低,人文和社会科学课程的发展受到限制。对那些没有取得正规课程学习资格的学生来说,如果想学习专业课程,就得额外缴纳学费。即使如此,这些私立专门学校的生存仍然艰难。例如,福泽谕吉因为缺少办学经费几乎于1879年关闭庆应义塾。好在对高等教育需求的日益扩大促进了学校的发展及其课程质量的提高。到1890年,庆应已经创办了文学系、经济学及法律系,希图成为一所正规的综合性大学。在19世纪末,早稻田成为第一所设置工程系科的私立学校。越来越多的专门学校充满活力,不断提高自身的质量,促使双重结构(私立专门学校与帝国大学)中的紧张关系趋于缓和。从1900年开始,帝国大学不再是惟一能够施行最高水平教育的场所,因此,私立学校要求地位均等。1903年,明治政府允许专门学校实施大学分科课程的教育,但仍然不承认私立“大学”的地位。

直到1918年,《大学令》的颁布才正式承认了发展较完善的私立大学的存在,从而使日本的私立高等教育发生了有限的变化,而且部分私立专门学校被批准开展高级的大学水平的教育。文部省有权决定大学的设置,在二战前,文部省只承认25所私立院校。毫无疑问,政府的意图是实施严格管理。设置新系及所有教学人员的任命必须征得文部大臣的同意。诸如学费数额、学生人数及至学校活动的其他每一个方面都须如此。高等院校迫切需要经济保障,包括需要偿还给文部省的各项贷款。事实上,新式私立大学受生存环境和政府的双重限制。

新式私立大学的发展极度反映了高等教育的需求,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的毕业生数在1920-1930年间增加了两倍。这一发展显然是新式私立大学课程拓宽和升级的结果,但是私立院校并未因此获得收益。在此期间,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资助稳定增长,尤其是随着地方政府开始创办大学,一些新设学校亦成为公立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与这些财政状况良好的竞争伙伴相比,私立院校面临着入不敷出等一系列困难。例如,私立大学的学费几乎与国立大学相等,私立大学很难开辟其他收入来源的补充渠道。新式私立大学主要为日本的私营企业培养白领工人,工薪阶层教育是私立大学可以提供的一种有限的教育。尽管政治及法律科学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每所私立大学却都设办了经济学或商业学科。迫于市场压力,私立大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

1918年以后,日本高等教育经过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制度体系。20世纪30年代,公立、私立高等院校分开承担高等教育的任务。公立院校得到政府补助,提供高水平的教育,所以其学术带来的是第一流的职业机会。这些工作包括最大公司的“工薪族”这一位置。国立大学的入学考试必然导致竞争加剧。在30年代,日本第一次出现“浪人”现象。“浪人”,字面上的一样是指没有师傅的武士,后来演变成为升大学死读书、耗费一年又一年的光阴却未能考取大学的落榜生。一般说来,那些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首先选择的是国立、公立院校,其次才去那些大部分没有选择性的私立院校就读。日本的私立大学以大量满足国立、公立院校不能提供的需要维持生存。所以,大众化模式的私立院校在日本早就存在。不过,这一时期私立院校虽然取得了法律上的平等,而实际上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等级制度——在高等院校这种等级中,私立院校要比国立、公立院校低,这是日本教育制度的一贯特征。

二、战后日本私立高等教育的重构

迫于美国占领当局的压力,战后不久,日本的教育做出了重大改组,形成类似美国的模式。中等教育延长到六年,分成初中和高中。高等教育不同的两个组成部分合并、缩短为单一的四年制。经过合成、重组,所有不同类型的私立院校都调整为四年。不久,根据需要认可了短期大学。在那些没有国立大学的县、府,把现有的专门学校、师范学院及工科院校在一定程度上人为地加以合并,成立一所国立大学。仅1949年,国立大学从23所增加到70所;各种公立院校比国立大学还增加了18所;私立大学数急剧增加到92所,后来增幅更是惊人。所以,这一阶段的发展彻底改变了日本高等教育的结构,使日本高等教育焕然一新。

在战后,文部省制定规章的权力受到很大遏制,新的放任自流(放松——竞争)政策反映在1949年的《私立学校法》中。文部省所保留和剩余的权力只不过是施行其与私立大学审议会商定后的某些法规。从私立大学得到认可这一事实可以看出新政权的民主精神,其一个重要体现是从法律上承认私立大学的“公共”性质。私立大学的管理者拥有相当大的决策权力,董事会、理事会、评议会都是不可缺少的。在战后重构时期,私立大学与国立大学、公立大学相互依存,几乎所有的私立院校都面临规模扩大和经费问题。

日本教育当局对美国人强加的新结构模式缺少热情。美国占领当局主张高校经费均等,给日本的高等教育带来很大困难。战后不久由于经费非常缺乏,因而主要用来满足急需,恢复和维持战前学术的高水平和提高新办公立大学的质量。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决定了日本的高等教育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还是按照美国占领当局强加的模式发展。

鉴于实际情况,日本文部省不久就恢复了战前国立大学资助模式。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及战前其他11所国立大学、52所新设国立大学分享了政府高等教育经费的大部分。为了维持这种资助模式,文部省规定,只要战前的大学(主要是国立大学)才可以提供哲学博士。只有实施这种不均等,才能实现提高新办大学水平的目标。1956年,日本的经济恢复到战前的水平。这种倾斜的资助模式一直保留下来。因此,每所公立大学依靠经济的发展从更多渠道获得经费。研究的功能集中在尖子大学,重新形成学校等级制度。在另一方面,盲目追求升格是以牺牲公立高等教育领域的发展为代价的。从1952年到1970年,国立大学在学人数接近翻了一番,但也只为15万人提供教育机会,而同期的私立大学则提供了82万个教育机会,超过国立大学4倍。日本政府有关限制国立大学数量、适当增加在学人数的政策是因缘于大众化私立高等教育的兴起。

如果说战前公立、私立高等教育领域竞争的不平等主要是两者之间在地位上和经费获得上的等级差别,那么战后的不平等则指向内部的不平等。战争的直接后果导致私立院校处于贫困的境地。除战争因素外,通货膨胀减少了经费的实际价值。为此,私立院校主要依靠学费获得作为一所大学所必须拥有的基建设施、书刊资料及人力。因此,提高学费成为扩大私立院校经营效益的不可缺少的内容。除了部分接受资助的私立院校外,多数私立大学不得不提高学费。不过,即使在公立高等教育领域内部,其等级也很明显。战前的大学建立在专门学校之上,其基础雄厚。后来,形势发展对白手起家的学校有利。新办的私立大学设在大城市,是私立高等教育领域最理想的选择,而且在某些方面比古老的以及新型的国立大学都更具吸引力。借助这种吸引力,私立院校不仅能够把自身发展到一个最理想的程度,而且往往还能提高入学水平。

选择性是影响私立高等教育领域等级的重要因素。劳动力雇佣市场喜欢那些就读于选择性较强的大学中的毕业生,进一步影响了学生,也进一步强化了那些最具选择性的学科专业。结果导致私立高等教育领域趋于一致性及多样化。一流私立大学的学术声望是其他非一流私立大学共同追逐的目标。但是这种一致性却在私立大学之间造成更多的不一致。因为有声望的大学资财充裕,足以负担起本科教学、研究及其设备费用。而那些新办的私立大学因经费短缺极大限制了其教学研究力量及设备。由于有了这种关于私立大学存在质量上的等级差别认识,学生便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相应类别的学校。这种体制中长期存在的缺点使得学校的地位很难得到提高和改善,好的更好,差的更差,两极分化。在高等教育迅猛发展时,只有少数私立大学能得到补助;其他大部分私立院校不得不扩充、改善设备及系科规模,以大量招生获得足够的资金维持其现有的地位。私立高等教育的这种过度膨胀也导致了60年代私立院校危机的爆发。

三、日本私立高等教育危机

战后日本高等教育在私立院校的巨大作用与实现这种作用所需条件之间出现了功能失调。造成这一现状的部分原因在于保守政府及至文部省受到政治上的压力。在20世纪50年代中叶,日本文部省准备紧缩新设大学之需求,后因中产阶层家长、实业界发展高等教育的要求,而且有影响的教育工作者渴望将自己的学校升格,使得文部省的努力失去效用。当初,大学的认可标准并不严格,60年代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随着适龄人口的剧增及个人收入的急剧增长,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空前高涨,因而促使高等教育尤其是私立院校飞跃发展。从1962年到1968年,在提交的159份有关设立大学的申请中,批准了128份,占81%。由于普遍推行保守的税收及社会支出政策,因此,得到政府资助的私立大学只是极少数,私立大学用来改善办学设施的部分贷款来源于私立学校振兴财团。政府资助金额每年不一样,但都不超过私立大学收入的3%。必须注意的是,日本政府60年代对私立大学的资助主要专门用于发展理工教育,而且主要集中在少数私立院校。为了维持学校的运转,绝大部分私立院校不得不四处筹集经费。

日本的私立大学一直依赖学费维持生计。除了支付学费以外,学生还要支付其他众多形式的费用。首先,入学考试费是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其次,新生入学费是一笔很大款项,平均超过当时年度学费的一半。加上建筑资助费及其各种形式的杂费,超过国立大学学费的50%以上。但是,仍然有40%多的支出经费需要从其他途径获得。获得大量捐赠及捐款的仅仅是少数个别院校。医院及大学出版社的创收则有可能使私立院校经费收支盈余。然而,如果把求助于私立学校振兴财团及或商业银行的贷款作为支出计算,那么,私立院校的经费收支就会出现赤字。贷款及学生的学杂费占私立大学收入的大部分,限制了私立大学的办学活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私立大学的财政运营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