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嫣，蔡振华
(湘潭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乡村文化建设关乎乡村振兴“铸魂”要义，党建引领是乡村文化建设的政治保障。
近年来，党建引领乡村文化建设研究方兴未艾，成果喜人，但对党建引领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在逻辑缺乏深入探讨，本文将回答以下三个问题：党建引领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依据何在？党的建设对乡村文化建设的引领作用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发挥党建引领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
党建引领乡村文化建设并非天然而成，而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定位、使命宗旨，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下，经过不断实践检验得出的有效治理路径。
(一)因“人民需求”而生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没有哪一个政党、团体或组织，像中国共产党一样，始终把人民摆在最高位置。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鲜明的品格，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党建引领乡村文化建设的根本动力。
党的十九大提出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政治论断。[1]9围绕社会主要矛盾展开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战略布局，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波澜壮阔历程的基本治理逻辑。[2]32-39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人的基本需求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之间的矛盾，始终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全过程。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3]694在国家社会场域内，以满足人民基本公共需求为导向，推动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整体推进，关乎人民生活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基础供给，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主题。在以经济建设为主线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时期，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也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
近年来，农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精神文化需求逐步上升，且呈现出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由单一结构向多元化结构转变的趋势，但乡村文化建设短板仍未补齐。一些农村文化发展不平衡问题依旧突出，文化体制机制不充分问题比较严重，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还有一定差距。乡村文化建设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人民呼唤乡村文化建设开创新局面。
破解乡村文化建设难题的关键，是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需求出发，发挥党的建设对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引领作用。在价值层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是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价值取向。因而，要在乡村文化建设理念认知上体现人民需求导向，在过程发展中重视人民利益实质。在逻辑结构上，党的建设质量的有效提升，是推动乡村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乡村文化建设效能的显著增强，为党的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和生态土壤，有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政权基石。通过党建引领乡村文化建设，依靠党的领导权威、组织优势和人心基础，整合不同系统、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文化资源，及时化解制约乡村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因素，焕发乡村社会文化活力，有助于构建符合人民真实意愿和利益诉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
(二)因“三治结合”而兴
党的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强基工程，文化建设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铸魂工程，二者对推动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具有重要价值。一方面，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治理的领导力量，加强基层党的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能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政权基石。治理强调以善治为目标导向，注重发挥不同行动主体的实践效能。党建引领乡村文化建设，就是要激发基层党组织的创造活力，提高党领导乡村文化建设的能力。
党的领导与文化建设铸魂功能的有机统一，是确保乡村自治民主、法治权威和德治教化的重要前提。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1]25。2022年2月，中央出台的《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强调：“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科学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就必须促进自治、法治与德治“三治结合”，使“三治结合”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贯穿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全方位、全过程、全环节，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点。
党建引领乡村文化建设因“三治结合”而兴，也为“三治结合”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乡村“三治结合”是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不同行动主体运用不同治理工具，通过村民自治、依法治村、以德治村有机结合的形式，着力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举措。“三治结合”目的是实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在运行过程中呈现出持续创新的扩散效应和撬动裂变效应。[4]8-11这种撬动支撑作用，不仅限于产业发展、社会治理、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而且辐射带动乡村文化建设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其一，乡村自治的持续深化，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实施村民自治以来，我国基层群众自治空间不断拓展、结构逐步优化，基层民主制度优势和制度效能有力彰显，基层群众政治参与意识、素养及能力稳步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乡村社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意味着乡村文化建设有了充实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基础保证。
其二，乡村法治的深入实施，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有效的善治空间和规则秩序。随着法治理念和法治文化深入人心，法治乡村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人民对法治乡村建设提出更多新的要求，对公共法律服务和法治资源的需求也愈加多样，希望以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等为重要载体，进一步完善法治乡村建设体系。
其三，乡村德治的有效推进，为乡村文化建设奠定了厚实的思想基础。在传统乡村文化面临价值重构背景下，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价值理念的深度融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深入人心，乡村社会陈规陋习的大幅减少，使广大农民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先进思想文化的熏陶和洗礼。
(三)因“政党引领”而强
乡村社会是中国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的基石，也是党牢牢掌握意识形态主动权、话语权的重要阵地，更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形成发展的主阵地。乡村文化建设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范畴，“政党引领”是强化基层党建与乡村文化建设内在契合性的重要路径。
历史地看，我们党历来重视结合时代特点创新文化建设理论。从鲜明指出文化发展的人民立场，到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再到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统一，以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文化建设一直是党持之以恒、常抓不懈的基础性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繁荣兴盛，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高屋建瓴地提出了“文化自信”的科学命题，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科学论断，进一步丰富了党的创新理论的文化内涵，增添了党的创新理论的文化成色。
近年来，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健全，乡村社会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农业农村现代化迈上新台阶；
但囿于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制约，乡村思想文化阵地还存在薄弱环节，先进文化引领的深度还不够，陈规陋习破除的强度还不够，一些地方封建迷信之风还比较盛行，低俗愚昧等落后文化还大有市场。[5]这些思想顽瘴、文化痼疾严重影响农民群众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阻碍着党推动先进思想文化深入人心的深度、效度和广度。对此，要坚持发挥党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政治统领、思想引领和组织整合效应。
党在乡村社会的治理事务千头万绪，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诸多领域，任何领域的公共事务治理效能均会不同程度影响党的领导和执政基础。在不同治理领域的关系范畴中，发挥党建引领对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有助于解决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筑牢党的执政根基和政权基石。
在政党建设维度，意识形态工作是确保党长期执政的重要范畴，乡村文化建设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维度，这方面存在的痛点难点堵点，与新时代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筑牢意识形态阵地网络的时代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党建引领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实践指向，是发挥党在先进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者、引领者作用，以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感染人、感召人，以党的组织宣传优势动员人、凝聚人，以党的领导权威破除阻碍乡村文化建设的一切消极因素，实现基层党的建设与乡村文化建设的同频共振、整体推进。
党的建设对乡村文化建设的引领作用，与党的领导体制机制、方式方法、能力水平等结构要素高度相关，体现在思想引领、组织嵌入、体制支撑三个方面。
(一)思想引领：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入乡村文化建设全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1]35中国共产党立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矛盾运动的实践逻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凝聚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本源基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结构内核、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发展形态的文化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取得历史性突破。
中国共产党将领导建构而成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一道，融入乡村文化建设全过程。然而，伴随着国家治理模式转型，乡村社会结构性变化显著，特别是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一些地方出现的乡村主体结构“空壳化”、乡村价值伦理“空心化”、乡土文化“断裂化”等问题不容忽视，[6]31-36传统乡村文化面临被冲击和消解的秩序危机和价值解构。[7]80-86要破解这些难题，亟需以先进文化引领乡村文化价值重建，使先进思想文化成为人民的内在价值导向和主动行为自觉。现实来看，党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思想引领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党的创新理论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理论源泉。党的创新理论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乡村文化建设的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引导乡村干部群众，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阐释党的创新理论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重大意义，是党建引领乡村文化建设的题中之义。
其二，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政治保障。坚持党的思想建设与文化建设有机整合，是发挥执政党思想引领作用的基本要义。2018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关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几年来，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覆盖面逐步拓展，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更完备更科学，乡村公共文化铸魂功能有效激活，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得到充分满足。
其三，党以先进思想文化培育健康向上的文明乡风，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充足养分。乡村振兴战略下文明乡风形成的学理逻辑是要引导农民养成规范一致的行为方式，历史逻辑是要构建和谐稳定的乡村社会秩序。[8]121-128针对一些农村存在的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相互攀比等不良风气，党通过文明城市创建、文明村镇评比等评选表彰活动，引导农民群众自觉主动参与道德评议、移风易俗、家风涵养等活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农村、深入人心，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
(二)组织嵌入：依托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整合文化建设力量资源
在乡村振兴中，基层党的组织建设是基础性的固本之策，乡村文化建设是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治本之策，二者的根本指向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对乡村实行政治整合，将离散化、碎片化的乡村社会组织整合到国家体系中来，[9]81-88通过组织嵌入的方式实现了乡村的动员整合和政策执行，进而持续推动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效能。[10]122-130作为党在乡村社会的战斗堡垒，农村党组织上承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下应乡村社会的多元民意诉求，全面领导乡村文化建设的各项工作。
其一，依托党的领导力量，推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标准化建设。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语境中，中国共产党将自身的人民性、先进性、纯洁性特质嵌入乡村社会，引领乡村文化建设不断实现新突破。基层党组织凭借自身组织优势、政治能力和社会基础，统筹调控乡村文化建设资源要素，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更加丰富更具质感的公共文化服务和产品。
其二，通过完善农村组织结构，推动乡村文化发展迈上新台阶。在执政党建设层级体系中，基层党组织处于组织结构的神经末梢，又处于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服务人民群众的第一线。基层党的组织建设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力量之源。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加强基层党的组织建设中，不少地方积极探索村党组织书记同时担任村委会主任、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的制度实践。通过选优配强农村基层组织骨干队伍，吸引一批致富能手、返乡创业人士、退伍军人加入村级组织领导班子，提高农村党组织加强乡村文化建设的能力水平。
其三，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文化工作队伍不断壮大。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怎样构建合理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前提。在乡村人才体系架构中，党员干部是党的肌体细胞和执政力量，也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骨干力量。党员干部与新乡贤群体、普通群众一道，通过组建群众自治文化团体、开展乡村特色文化活动、加强乡村非遗传承等形式，推动乡村文化建设提质增效。
(三)体制支撑：通过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推动乡村文化治理现代化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由党的性质宗旨、党的执政地位以及乡村社会结构等共同决定的。党的建设与乡村治理的有机融合，既能提升党的建设质量、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11]17-21在政权建设上也有助于突破乡村民主治理的困境，[12]31-37推动乡村社会的再组织。[13]73-81
乡村治理体系包括自治、法治、德治三个相互统一的环节。文化治理虽然是归属于文化层面的治理，但依然囊括上述三个环节。健全基层党的领导体制，旨在解决一些基层党组织虚化、弱化、边缘化等“软弱涣散”问题，通过完善相关党内法规、优化基层组织结构、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加强相关教育和业务培训，提高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振兴的能力。
随着党的领导体制日益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乡村文化建设的制度体系更加科学完备，先进思想文化引领乡村自治的动力更加强劲，人民群众文化认同支撑乡村法治的基础更加厚实，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双轮驱动”乡村德治的动能更加彰显。[5]党的建设质量的有效提升，基层党组织能力本领的显著增强，为推动乡村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充足的体制势能。在中国，这种体制赋能乡村文化建设的治理格局，唯有作为领导力量和执政权威的中国共产党方能建构，其他行动主体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协调有序、依法依规进行乡村文化建设。
通过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推动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乡村文化治理体系新格局，是党建引领乡村文化建设的第三重作用逻辑。
其一，农村党组织作为连接乡村社会与基层党委政府的直接行动者，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发挥组织群众、动员群众、服务群众的功能，是凝聚多元力量共推乡村文化振兴的直接主体。
其二，农村党组织按照其运行机制，将农民群众与村民委员会、村民议事会、村民监事会等联结为一个整体，领导人民依法自主制定符合民众需求的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体制机制。
其三，农村党组织通过整合政府资金、社会资本、市场资源等要素，推动发展区域特色明显、群众认同度高的乡村文化活动，创建乡村文化品牌特色项目，促进乡村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迈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奋力谱写党建引领乡村文化建设新篇章，其时已至，其势已成，其兴可待。[5]
(一)推动党建引领乡村文化建设理念落地生根
全面准确把握党建引领乡村文化建设的理念，是扫清乡村文化建设认知障碍的基本前提。但实际上，还存在理念认知不深的问题。一些地方对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的“双重责任”认知不够、把握不准，单纯认为乡村文化建设周期长、难度大、见效慢的认知仍然存在，重经济建设、产业发展，轻文化建设、精神塑造的现象比较突出。要矫正这些认知怪象，必须在认同建构上下功夫，进一步推动党建引领乡村文化建设理念，成为社会主体的行动自觉。
其一，准确把握党建引领乡村文化建设的丰富内涵。党建引领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涵义以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为核心，通过加强农村党的建设，发挥党的基层组织优势，整合各类支撑乡村文化建设的资源要素，引导带领农村党员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自觉参与乡村文化建设，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提供必要的条件基础。在理念认知层面，要深刻把握党建引领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根据、内在机理和重大意义。在此基础上，要总结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党建引领乡村文化建设”典型经验、示范效应，辐射带动乡村文化建设取得新成效。
其二，精准把握党建引领乡村文化建设的结构过程。以政治引领为方向，发挥基层政治建设的统领效应，加快提升乡村文化建设效能。持续巩固乡村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坚持不懈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乡村文化建设，全面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千家万户。以组织引领为力量保障，着力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动员力、引领力，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文化建设的功能作用，推动乡村文化建设各类资源要素活力竞相迸发。以思想文化引领为基础，广泛开展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加强文明村镇创建评选表彰工作，大力推进乡村移风易俗。此外，还要持续加强“党建+”模式的事务性引领建设，推动党的建设与乡村产业发展、社会综治、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以此巩固乡村文化建设多元化基础。
(二)增强乡村文化建设主体内生动力
乡村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农民为主体导向的文化发展理念，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发展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增强乡村文化建设主体内生动力。
其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推进乡村文化建设的价值主旨和治理导向。通过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全面领导作用，进一步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依法维护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基本文化权益。要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同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优秀文明乡风有机结合起来，以党的思想建设引领乡村文化建设效能提升。借助传统节日、民间特色节庆、农民丰收节等重要节日载体，因地制宜广泛开展各类乡村文化活动。推进乡村文化资源数据化、信息化、智能化，让农民群众共享优质的城乡文化资源。继续坚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促进乡村文化跨界融合发展，搭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平台，创新乡村文化产业经营方式。
其二，坚持以农民为主体导向的文化发展理念。乡村文化建设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环节。要坚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为出发点，尊重和激活农民群众主体创造精神，推动广大农民群众自觉增强基本文化权利意识，营造一切有利于文化创新创造的体制机制环境，增强农民群众推动乡村文化创新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乡村公共文化设施标准化建设，推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精准化供给，创新乡村文化活动内容和表现形式，进一步焕发广大农民群众的创造活力、创新意识和文化自信。
(三)推动乡村传统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党的十九大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1]33。从乡村社会发展逻辑来看，党建引领乡村文化建设的关键，是坚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推动乡村传统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近代以来，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加之城市化、市场化的影响，乡村传统文化、伦理价值面临消解、重构和再造。怎样立足乡村现代化发展实际，确保乡村传统优秀文化的固本培元、铸魂凝神作用，是当前乡村振兴亟待重视和回应的重大现实课题。
其一，加大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几千年的乡村文化发展历程，为乡村社会留下了无数宝贵的文化遗产，包括古村落、古村寨、古祠堂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乡村传统文化发展的重要缩影，又是一代又一代农民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当前，一些乡村传统文化根脉断层、文化基因断裂等现象层出不穷，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对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过度开发、保护不足。对此，要继承和发展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及合理利用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村落村寨、文化祠堂礼堂，守得住乡风、留得住乡愁。同时，要注重历史文化传承与合理有效开发的有机统一，重视发挥党在其中的领导、统筹、组织作用，实现乡村传统优秀文化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的有效衔接、有机融合。
其二，推动传统优秀价值伦理有机嵌入乡村治理现代化。自古以来，伦理本位、文化本位是乡村社会的基本特征。对作为乡村社会深层次结构的价值伦理，应秉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理念，合理汲取其有益养分，祛除其不合时宜的价值理念。在现代价值文明的冲击下，一些优秀的传统价值伦理逐步面临侵蚀、解构、消逝，诸如“孝道”“仁爱”“和睦”等优秀价值基因，在维系乡村社会秩序、整合资源力量上的作用越来越微弱。为此，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动力引擎，推动传统优秀价值伦理成为乡村德治的强大精神元素，使这些优秀基因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焕发出崭新活力和治理效应。
其三，强化信息技术手段在传统优秀文化继承和发展中的作用。乡村传统文化的发展，不是简单复制的发展，而是要与现代文化有机结合，信息技术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促进作用。要以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程度为导向，以信息技术撬动传统优秀文化的现实效能为抓手，实施乡村数字文化服务提质增效工程，创建实时智能、精准推送的乡村文化服务供需平台。同时，要借助数字平台机制把政府资金、市场资源、社会资本有机融合起来，有效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在实现乡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融合、文化保护与市场开发有机结合上的技术支撑作用。
(四)健全“三治结合”的文化治理机制
党的建设是推动“三治结合”的重要引擎，党建引领乡村文化建设有赖于“三治结合”的机制保障。党建引领乡村文化建设的根本，在于实现党组织在乡村社会的“实际在场”[14]38-45，既要国家赋权和党建赋能[15]172-178、整合汲取社会资源及优化乡村治理机制[16]109-120，也要发挥党的建设在引领文化振兴、乡土精英再造方面的作用[17]195-202，为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组织保障。
其一，健全完善“三治结合”的党建引领机制。党的建设与乡村法治的互嵌逻辑在于“政党下乡”，使社会法律资源下沉至乡村，满足基层民众的法治需求。要建立健全党建引领法治乡村建设的具体机制，包括农民群众法治教育引导机制、农村党建与法治乡村建设深度融合机制等，积极运用先进思想文化筑牢乡村法治文化网络。建立健全党建引领乡村德治建设机制，发挥党组织在制定完善文明公约、村规民约、村民守则、家规家训等方面的作用，加强乡村党员干部政德建设，构筑起以信任认同为内核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构建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德治氛围。
其二，系统加强“三治结合”的平台载体建设。以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治理效能为主线，推动村民代表大会、村民委员会、村民监事会、道德评议会、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共同构成实现“三治结合”的重要平台和“硬件”部分。加强“三治结合”制度体系建设，以村两委联席会议制度、村民代表制度、村务监督和管理制度、村干部离任审查制度等制度构件，作为实现“三治结合”的重要载体和“软件”部分。
其三，健全完善“三治结合”的协同治理机制。“三治结合”并非各行其道的平行治理，也不是机械呆板、固定不变的僵化治理模式，而是在党的领导下乡村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的协同治理，是一种动态互补、灵活包容的治理理念。要紧扣“三治”在乡村治理中的互补性特质[18]92-97，不断深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思想引领效应，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提升“三治结合”实效，将法治思维和德治理念贯穿村民自治的全过程，发挥法治在乡村自治和德治中的保障性作用，发挥德治在乡村自治和法治中的润滑剂作用。
(五)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机制
近年来，乡村文化治理体制机制逐步构建完善，乡村文化建设制度基础更为坚实有力，但还需通过持续优化相关配套政策机制，全面推进乡村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其一，健全组织领导与管理机制。按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原则，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主管，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的乡村文化建设统筹协调机制。构建全周期管理、全过程指导、全方位考核的乡村文化建设工作运行机制，包括联席会议、对口指导、政策激励、项目对接等工作制度。
其二，完善考评与责任监督机制。将乡村文化建设纳入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党政领导班子考评体系，加大乡村文化建设在基层干部绩效考评中的份额权重，通过定期分步督查和实绩考核，推动建立层层抓落实的责任体系，将文化建设效能结果与基层干部晋升提拔、绩效奖励挂钩。建立乡村文化建设责任清单制、非物质文化保护监测与评估制，强化推动乡村文化建设的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增强刚性制度约束。
其三，完善地方性政策和法律法规。支持地方出台具有本土特色、创新内容的促进乡村文化建设的法规，从立法依据、适用范围、原则要求、具体内容、保障措施等方面，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坚实的法理依据和法律保障，破除乡村文化建设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在推动资源、土地、人才、技术等文化建设基本要素合理配置、自由流动方面做出制度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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